中国大陆学术圈大地震背后:中国科研造假的水有多深?

财经 Adam 2个月前 (12-06) 188次浏览 0个评论

近期,国内学术界曝出多起性质严重的学术造假事件,使得学术异化问题再次引发各界关注。本文认为,当前学术异化趋势愈演愈烈,出现了权、学、钱“三位一体”而赢者通吃的学术垄断局面。与之相应,真做学问者很多被边缘化,有的甚至沦落至为所谓学术老板谋取科研成果的打工仔;有份量的学术创新成果并不多见,但学术造假却大行其道。作者直言,对于眼下中国用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经费控制,最无奈的就是纳税人了,各种对纳税人血汗钱的不当使用,实在令人感到惋惜和不忍。如何形成既有利于发展学术独立精神又对得起纳税人的制度性安排,需要全社会共同探讨解决。本文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感谢授权,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学术、人格与纳税人的钱

▍当前学术异化趋势愈演愈烈

近日在读李醒民先生和孔国平先生关于作者“掏腰包”出书现象的讨论时才知道,李醒民先生早在2005年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的文章,文中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且不说在学术界近年剽窃抄袭者如过江之鲫,更为触目惊心、贻害无穷的是泡沫学术满天飞,垃圾学术遍地堆。学术研究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知和创新思想,而是变成了评职称、捞外快、加官晋爵的敲门砖———这是学术的异化!

据说,在学术领域有所谓的质量反平方定律,即每发表1篇一流论文,就伴随有4篇二流论文和9篇三流论文问世。泡沫学术和垃圾学术是根本排不上号的等外‘论文’,这些滥竽充数的东西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它们的泛滥不仅败坏了学术空气,而且也把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之作淹没在平庸和劣质文字的汪洋大海中,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转引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4期,李醒民:《再谈“掏腰包”出书———兼答孔国平编审》一文)

虽有有良知学者的不断抨击和呼唤,但是,近些年来,国内学界的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学术腐败之风却日盛发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重复性垃圾成果云集,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所谓科学家、教授纷纷落马,一些研究生也被除名,被取消学历、学籍。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重视。

▍没有创新的写作不是学术创作

学术论著是承载学术成果的基本形式。学术论著不是一般的文章,而是公布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或论文。因为学术论著是用来公布新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所以,创新性是其本质特点。

所谓创新主要表现在观点或理论的深与新。创新就是要言人未言,力戒承袭和重复前人成果,更应杜绝造假、抄袭与剽窃。如果在研究中没有产生新的观点和理论,那么就不应当写学术论著。就学术论著的创新性本质而言,它与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撰写学术论著,首先要明确讨论的学术问题,然后针对相应问题对学术界已有的观点或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分析出其合理和缺陷的方面,并针对其缺陷的方面提出自己的更为合理的观点或理论,并对自己的观点或理论进行充分论证。

如果在相关研究中没有发现已有观点或理论的缺陷,就不应当围绕该问题撰写学术论著。因为没有发现缺陷,就不可能提出异于前人的新观点或新理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硬着头皮写学术论著,那就只能通过学术造假或学术不端等行为来捏造、篡改数据,抄袭、剽窃、拼凑他人已有成果来完成论著写作

▍治学首在端正志向而非钻营发迹之道

眼下中国有三条发迹之道:黄道、红道、黑道。即:赚钱、当官、做学问。上大学、读研究生、追求高学历,其目的皆与这三条发迹之道的选择有关。

对于成才,官和钱只是一种手段。钱的多少、官位的高低并不是成才之标志。孙中山先生曾言:“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有价值的志向应该定在事业上:从社会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的事业出发,考虑这一辈子应该干些什么?干成一些什么?有志之士往往视官、钱为身外之物,与“事业”冲突,则舍而弃之。

任何时代都有一批单纯谋官、谋钱的世俗之辈。当年国家危亡之时,他们不问西安、延安,不管皇军、国军,谁给的官大就跟谁走,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干。后来这批人都成了历史渣滓。

当今之世,学问价值见长,于是,学历、学问、学术、论著便都成了人们通向官和钱的敲门之砖。一般而论,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的发生皆与官、权、钱、名、利等非学问之追求相关。对于个人来说,要消除、杜绝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首先就要在志向的选择上立端、立正。

▍学术界怪现象背后的人格堕落与精神迷失

爱因斯坦曾言:“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科学、学问是神圣的事业,与虚假、盲从、迷信直接相反对。无论是治学、作文、说话都要讲究学术诚信和学术道德,都要求真、求实。

不占有他人成果、不说假话、不奉迎权贵、不追赶一时之风潮应该是做学问者最基本的科学素养和学术底线。学术之道,不只是做学问、干事业,更为首要的是做人,学如其人、语如其人、文如其人、行如其人。

目前,中国学术界中的怪现象比比皆是:

无原则的学术吹捧、抬轿坐轿者大有人在;利用种种机会讨好、贿赂权威、编辑者大有人在;

发表一些无关痛痒、应时对景的不通文章,敲开官场、钱场大门者大有人在;

利用权力、金钱换取学历,侵吞、收买他人成果者大有人在;

抄袭、摘编、拼凑他人成果居为己出者大有人在。

官场、商场、学场已无分别,官当大了,学问层次也随之上涨,不仅课题、经费、论文、著作会多起来,而且院士、教授、博导的头衔也会随之而来;不仅是官场的商场化和学场化,而且是商场的官场化和学场化,更是学场的官场化和商场化。既是高级官员、又是著名学者大师、还是腰缠万贯的金钱大腕;既是商人又是教授、学会会长,还使政协、人大的知名人士已比比皆是;既是院士、教授,又是政界高参,校长、所长,还是众多企业董事长、特聘董事的情况已极为普遍。官员满天飞,大师满天飞,挥金如土的豪侠壮士满天飞,并且是三位一体者的数目日渐其长、日渐其多。

与之相应,有份量的学术创新成果却日渐凋零,越来越趋于罕见。我就曾见过,有商人赚了大钱之后,便也想当什么哲学家。于是组织了一批尚有一些名气的教授、研究员为其撰写所谓“开创新体系的哲学创新之作”,书成之后以个人专著名义在一流出版出版,并借助媒体报导宣传,召开针对其个人学术成就的专题研讨会,声势大彰。其本人也摇身一变为省级协会的副会长,俨然以学者大师的气派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学术会议,而那些高校的教授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们则纷纷到会捧场,一片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更为显赫的便是某些高官,当官之前并未听说其有什么学术造化,当官后则连篇累牍的出学术专著,俨然以学界名流大师身份频频亮相,随之而来的则是博士、教授、会长,甚至院士之头衔。而知情者皆都明了,其学术专著基本都是利用权力组织的专门写作班子完成的。当然,入围写作班子的人员也大都获得了好处,最起码是课题费、写作收入丰厚,而更有一部分人则更是加官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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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权、钱、名、利的介入,眼下中国的学术环境已经颓废到了极其不堪的境地,学术资源大多集中于少数学术官僚之手,学术研究的老板制更是将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要么沦为边缘化的“孤粒子”,要么沦为所谓老板(不仅是所谓的学术权威,而且还有多栖身份的官员和商人)获取科研成果的打工仔。先有各类科研经费、课题的政府操作与评定,以及出版社、期刊等级的评定,再有评奖、职称、学位、晋级的获得与等级经费、课题,以及等级出版社、期刊成果的捆绑。

与之相应的便是相关政府机构、高校、学术机构中学术官僚的身价倍增,按等级分层的期刊编辑的身价倍增,文章与图书出版费按出版社、期刊等级的逐级高昂。这一切,又极大地助长了追名逐利的寻租之风的盛行。更有甚者,以高额收费为目的,为人代写论著、代办在高等级出版社、期刊出版著作、发表论文的行业也勃勃兴起。而相应的名利场中的操作者们却并不以此为耻,而反以为荣。在相关舆论方面,对此类现象的批评之声也日渐消沉,相反,认这些操作者们为人才、杰出人士,或有突出贡献的呼声、评论、评价和评定之风却日见其长。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真不知道我们的学术将走向何方?我们各级评定的所谓人才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涌现出来的,其中多少是虚、多少是实?在此种风气的氛围中、影响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各类学子又会具有怎样的人品和学品?在学术界,学术的堕落必然导致院士的堕落、教授的堕落、学生的堕落,无论在人品方面,还是在学品方面。更为可悲、可叹的是,学术的堕落最终导致的是我国大学精神的丧失。大学已经官场化、商场化,原本崇尚人格塑造、学术至上的大学精神的神圣光环已经不再。

我们的博士生们为发表规定的核心期刊的论文,不得不支付十分高额的版面费。有些所谓的核心期刊专门面对博士生收费,如果一篇不长的文章收费在千元以下,博士生们便会惊呼:“不贵!不贵!”然而,这样的核心期刊只是个别。有些核心期刊发一篇文章,要价高达三千、五千,有的甚至上万。如此收费发出来的文章,其学术价值如何,可想而知。

与其逼着博士生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发表一般化的思想平庸的论文,还不如取消必须发表怎样等级论文的制度规定。让博士生们能够真正静下心来读书钻研,把自己毕业论文质量提高上去。可悲的事实是,博士生要达到毕业要求,发表核心期刊的论文数是硬条件,博士论文的质量要求则相对不是很硬的条件了。

问题还不简单在于缺乏收入的博士生们省吃俭用花掉了多少必须去花的版面费,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通过这样的操作,我们的博士生们的心灵和人格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对他们的未来发展又会具有怎样的负面效应。难怪我们的博士生们,不仅仅是博士生,还有其他层面的学生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远离了学术。

面对诸如此类的学界怪现象,有良知的学者们不断在呼吁:真正的学者在日下的学术氛围中应当保持清醒,不应流俗随媚;要珍贵学术道德、学术人格;不仅自己不为,而且还要鄙视和反对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行为。

然而,当种种不良学风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的时候,还会有多少学者能够保持良知,能够保持清醒呢?即使真有那么几个能够保持清醒的人,也会被主流人士、团体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怪人,因而被边缘化、孤立化。处于这种境况,这样的个体最多只能是保持个人的独善其身、洁身自好。其对于社会和学界的作用微乎其微,反被学界所嘲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的学术界,能够有定力保持住纯粹学术追求之人格的学者已寥寥无几。

▍要形成既有利于发展学术独立精神又对得起纳税人的制度性安排

李醒民先生针对出书花费高额版面费的情况,对纳税人血汗钱的不当用场感到惋惜和不忍。其实,眼下中国的情景是,纳税人的钱的挥霍和浪费,以及流入各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贪腐之徒腰包的现象已相当普遍。李先生所惋惜和不忍的那点儿版面费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从塌陷断裂的道路工程,到瞬间倾覆的危楼、校舍;从大批闲置和报废的仪器设备,到劳民伤财、弄虚作假的没完没了的评估、评定、评审;从政府设立的各类基金项目资助,到为某些特权学府专供的211、985,又有哪些不是由纳税人的血汗钱填充起来的?

对于眼下中国的钱财控制,包括用于教育和学术研究的经费控制,最无奈的就是纳税人了。税是按制度的规定必须交的。但是交出的税如何使用却不是由纳税人左右的,更没有相应的制度制约。中国的国民对于自己所交纳的税收的去向则很少有人关心和过问。这既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缺陷,也是一种民主意识的缺乏,更是一种国民素质的悲哀。

在今天这个官商学日趋合一的国情背景下,拥有最优素养的中国学界的学者尚且屈从于官场和钱场而不能自拔,我们又能对中国的普通纳税人要求些什么呢?我们唯一可以寄希望的便是相应体制和制度的变化,以便真实实现学术独立精神的发展。然而,我不知道,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理想境界还需要有良知的学者做多少努力,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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