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斗地主 美貌女子被性酷刑活活弄死

1971年春天,六岁的张耀杰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耀杰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父亲回答说:“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耀杰立即接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未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他脸上。晕头转向之中,张耀杰看到,父亲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都对他怒目而视,改名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气。

胶东某乡村学校,办公费主要依靠学生勤工俭学,高年级的学生养猪种地,低年级的学生养兔子。为了给兔子提供食物,学生们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割草给兔子吃。学生们没棉鞋穿,更不用说戴手套,一些聪明的学生就挖鼠洞逮老鼠,鼠皮剥下来做手套,鼠肉烧着吃。田里没什么吃的,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几个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

有一次,二年级女生翠儿与小伙伴们捉到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剥下皮来竟然可以做一只完整的手套,翠儿高兴极了,脱口说:“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当时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两句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翠儿一言既出,其他同学也跟着唱起篡改了的歌词:“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亲娘亲不如老鼠皮亲。”

由于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词一时流行校内外。不久,上面追查这句歌词,最后追到翠儿。九岁的翠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每次开批斗会都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起被押上台接受群众批判。成年人被批斗,都是五花大绑,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号声中由两个年轻力壮的大汉两边夹着押上台,翠儿则由一个大汉揪着头发,脚不沾地提上台。

久而久之,翠儿的头发被揪光了,造反派们就提着她的衣领,有一次被衣襟勒得当场翻白眼昏死过去。1972年冬,大规模的批斗会不太开了,不少斗争对象都回家了,翠儿因是现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学校都不肯收留,只得流落街头。有一次,年末放寒假了,翠儿却无处可去,有人见她躲在学校影壁后面避雪,衣衫褴褛,像三毛一样飘零的几根头发,一双惊恐的小老鼠一样的眼睛。转过年,村里的人就再没见过她,她家里的人也没有找过她,这个小女孩从此无影无踪。

某小学三年级的刘同学,一天放学回家,把老师刚教的革命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给母亲听。母亲正在忙家务,没好气地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他给你做饭吃了吗?给你买衣服穿了吗?”从此,刘同学再不在母亲面前唱这首歌。

1957年,毛应星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押送夹边沟劳教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便打发她到静宁县农牧站做技术员。文革期间,因议论说现在有些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毛应星又被逮捕,判处五年徒刑。毛应星有个哥哥在美国。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省委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九天之后,毛应星被枪杀在城外一块麦田里。

生产队干部、团员孙某是个风派人物,无论上面号召什么都积极响应。要大跳忠字舞了,生产队就派孙某到公社学习,回来教大家。有的妇女害羞,扭扭捏捏不敢跳,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孙某便板着脸训人,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是大忠,不跳就是不忠。

村里有个青年,叫梅桑榆,看不惯孙某的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孙某很愤怒,向公社打小报告,说梅桑榆诋毁全民跳忠字舞,对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思想有严重问题。公社领导立即命令生产队对梅进行批判,并且说,如果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

梅父得知此事着慌了,赶忙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从中说情。董书记找到生产队长,说:“年轻人有什么差池,要以教育为主,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批判会。队里开个会,教育教育,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就接受了董书记的意见,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会议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梅桑榆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他见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队里召开教育会,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教育”他,最后是梅桑榆上去低头承认错误,这样就算过关了。

1976年春,全国各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四川奉节朱衣公社五湘大队也召开大会,批判邓小平的罪行。退伍军人邓昌国听了几个积极分子的发言后,站起身大声说:“你们包谷糊糊吃饱了,有精神胡乱说了!若不是邓小平从东北调包谷来救你们,你们早就饿死了!我们邓家出了一个能干人,鹐了你们的眼睛啦?容不得啦?”五湘大队是朱衣公社的机关所在地,邓昌国的发言很快传到公社领导耳朵里。谁敢公开反对毛主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战略部署?邓昌国的言论被定性现行反革命,立即成为批斗对象。五湘大队姓邓的人很多,批了几次,不再有人发言,公安特派员最后宣布将其交群众管制,未逮捕法办。

1969年,天津某高中教师李某全家被下放到天津南郊劳动改造,从此李老师变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就闷声看书练字写文章。李的妻子原是一家纺织厂车间副工长,一张利嘴,有一般男子比不了的胆量和智谋。李妻适应能力极强,短时间内丢掉思想包袱,成天乐呵呵地面对改造,希望李家迅速融入这个村子。

可是村民不买账,他们把李家看成永远都是外来的可顺便欺负一把的贱民。当时流行一句话:“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有一次,李老师去生产队结算工分并领钱,会计竟少算二十五分,说是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扣了。李老师没有过多询问,回家告诉了妻子。这分明是欺负人,李妻大怒,要找会计理论,李老师一再阻拦,李妻决定暂且吃个哑巴亏。事隔两个月,又到结算工分领钱的日子,李妻特意再次让丈夫前往,试探那会计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负李家。丈夫回来说,这次又扣了三十五分,他生气了,钱也没领就回来了。

李妻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人直奔会计室。会计正坐在那里喝茶看报纸,李妻一把夺过报纸,指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扣我们家三十五分?”会计吓一大跳,问道:“你要干嘛?”“还问我要干嘛?上次扣了我家二十五分就没找你理论,你还扣上瘾了?”会计板起脸,严肃地对她说:“有什么问题叫你男人来,我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听他说老娘儿们,李妻变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衬领就往外拽,并故意大声反问他:“你叫我什么?老娘儿们?毛主席的话忘了吗?毛主席说过‘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敢说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我今天就替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

生产队大院里立即聚来很多围观看热闹的村民。李妻故意重复“老娘儿们”、“现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会计知道自己被人抓住把柄了,怕事情闹大,遂低声央求放他一马。李妻哪里肯依,仍然大声嚷闹。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中挤进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李妻先把会计放开,他立马给她解决问题。玩得正起劲儿的李妻反问他:“你谁啊?你做得了主吗?你能解决吗?”那男人一副心平气和、息事宁人的样子,说道:“放心,保证让你满意!”原来这人是村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李家补回了两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动提出以劳动积极为由每天给李家多加一个工分。后来从村民口中得知,会计是村长的小舅子。这每天多加的一个工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李家调回市区。

川南筠连县沐爱区中心乡有个李姓女地主,三十来岁,容貌姣好,一直信佛,长期素食,不沾荤腥,作风正派,村里的痞子们早就对她垂涎三尺却无计可施。土改运动一来,村痞的机会到了,借斗争地主之名对她进行百般侮辱戏弄。有一次,他们弄来几块肉,叫她当众吃下,称:“现在毛主席共产党来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马上给我开荤,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们先是对她拳打脚踢,后又强行把肉往她嘴里塞,刚烈的她把塞进嘴里的肉吐到痞子们的身上、脸上。

一个流氓兽性大发,抓来一条黄鳝,当众扯下李氏女的裤子,破口大骂:“你上面不吃荤,老子给你下面开个荤!”其他几个痞子帮著作恶,扯手按脚,将黄鳝塞进了李姓女子的阴道,最后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愤和极度惊恐中被活活弄死。

1975年底,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后,上边给淮安席桥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工作组权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个干部挂起来甚至撤职。工作组负责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讲:“我们来领导你们学大寨,没带钱来,也没带农药和化肥来,只是逮捕几个人方便些!”转眼到了1976年春天,工作组从外地搞来一头良种约克夏母猪。

饲养不多久,这头母猪发情了。生产队长陈友高派两个贫农社员和反革命分子张洪涛,赶着母猪到附近的淮安原种场配种。可是那头母猪有五六百斤重,力气很大,加上发情,根本不听人使唤。三个人无奈,经生产队长同意,由五六个壮汉将母猪捆起来,抬上平板车,由三人轮流拉车前去配种。到了配种处,不知是因捆绑难受,还是因见种猪性起,两条前腿绳子还未解开,老母猪就拼命挣扎,结果从车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来时喂得太饱,加之身体太重,竟摔断了肠子,体内流血不止,一会儿就死了。

这下祸闯大了,工作队长断言:“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一新动向的矛头是直接对着学大寨工作组的,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张洪涛。赶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来!”经过两个多星期的调查,做了十几份笔录,未能发现母猪之死与张洪涛有什么关系。母猪从出圈到摔死,张洪涛没碰它一指头,无法证明是张洪涛有意弄死的。

调查组如实汇报,工作队长大发雷霆:“调查人员思想太右了,这么明显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查不出来,怪不得你们这儿这么落后!”最后,张洪涛虽未被抓进监狱,但是还是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被革命群众狠狠踢打恶斗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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