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说得多么动听
这两年有人对毛泽东在1957年那段时间讲过的有些话做了点收集，发到互联网上，这让我们看到，六十年前，毛泽东说得多么好听啊，任谁，听了那些话，都不会想到会有后来那样一场骇人听闻的“打右派”运动，几乎把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召集全国工商联座谈会，诚恳地宣讲：“我们的政府，是跟人民商量办事。可以叫它商量政府，不是板起面孔训人的，不是意见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朝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意见尽可讲，我们不会借故整人。”
1957年1月，在省委书记会议上：“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一定要守法，不能破坏法制。法是劳动人民制定，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守法。”“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有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
1957年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1957年3月10日，与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开会的时候，要党内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
1957年3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无论哪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都应该接受批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错了，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是有批评权利的，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有自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什么叫长期？共产党有多少寿命，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命。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
1957年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又说：“我们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是不适宜的。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血肉相连被镇压的。”
紧接着，《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宣传，4月17日刊发社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4月23日刊发社论《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4月26日仍刊发社论《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有谁听了上面这些话，不觉得领袖伟大呢？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领袖说这些话时压根就没想过要实行，用句老百姓喜欢讲的，那就是收买人心，包括收买知识分子的心。
此外，2010年第4期《炎黄春秋》曾刊出当年见证有四千老干部对中共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的法学家、法治思想家郭道晖回忆性文字，文章除了主题《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外，还有一副题——“《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作者告诉我们：“在四千人讨论时，我作为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文中说：“据事后有关文章报道，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其中还有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48名学员”）
在那次民主会议上，大家强调文革前17年“存在一条‘左’倾路线”，而“毛泽东就是‘左’倾路线的总代表”。原王稼祥政治秘书“张香山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李维汉在发言中更是列举了毛的片面性错误有十大方面，“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
这样，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在毛时代为什么会有那样一场“打右派”运动。至于阴谋阳谋，并不重要，郭道晖本人就认为当年那场“打右派”运动，其实也未必能说就是毛泽东特别有意要“引蛇出洞”，不过是证明了毛的反复无常而已——郭道晖强调的是毛的反复无常。
郭在文章中说：“当年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当时发言，说1959年夏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比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自己也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而毛在谈到他自己时，说‘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因此，郭道晖认为：“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本人完全赞成郭道晖对毛下的“反复无常”论，而这一点，自己在读李慎之时好像也读到过这种意思。
从毛对鲁迅态度当能看出端倪
我们知道，自鲁迅之子周海婴（已去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透露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毛罗上海对话之后，作证、考证、质疑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后者。但虽然闻者不少都感到吃惊，也还是愿意相信当时毛泽东会那样说的。因此，在此后不算短的时间里（约有两年），谈到知识分子，谈到鲁迅，不少作者都会引用毛罗上海对话。
后来随着黄宗英发表了《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还有作为向周海婴提供毛罗对话的贺圣谟先生也出来作证，上海毛罗对话可以说几成铁证。这里需补述一句的是，贺圣谟先生当时是浙江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其实，他早在黄宗英发表文章对周海婴书中所说提出证据之前一年，就在2001年11月2日和6日分别在《宁波教育报》和《宁波晚报·副刊》发表了《“孤证”提供人的发言》；此后不久的2001年11月26日出版的《新民周刊》（2001年第48期）又刊发了记者陆幸生采写的《历史不再是“孤证”——〈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引发当事人回忆》。然而，这些一直都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样，又过了一年，贺圣谟这篇“补正”的文字才再次与黄宗英那篇《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发表在2002年12月5日同一期《南方周末》。
上海毛罗对话是没有疑问了——如果说还有疑问，那就是这对话为何不见当时报道；当时参加“接见”的36人应该说都听见了毛罗对话，可为何只有罗稷南告诉贺圣谟以及后来黄宗英出来作证？当然，据《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所说，“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但王元化先生是听谁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依常情来推，如有领袖在场，只要他一说话，恐怕不说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屏息静气地“聆听”，绝大多数人还是会自动闭上嘴巴甚至要“竖起耳朵”的吧。这一点，我们从发表黄宗英文章时媒体上所配发的其中一幅图片中大家倾听领袖讲话时的神情可得到印证，而况领袖所说的又是如此敏感的话题呢。
证据越少，推论越多。毫不奇怪。
上海毛罗对话之外也还有一个疑问，这就是有证据表明，早在毛罗上海对话之前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2日）之前至少有两次与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其中3月8日这一次还是与上海新闻出版界的代表谈话，其中还谈到杂文；两天后毛泽东又与整个新闻出版界代表一起座谈。在这后一次谈话中，就已经有人向毛泽东提起过“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的问题，毛泽东也当即作了回答（尽管从流传的上海毛罗对话来看在用词上有所不同），只是我们至今不知道这次向毛泽东提起这个话题的是谁——不过可以肯定，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只是不会还是罗稷南。因为罗稷南先生无论怎样“直率”，都不可能没事找事地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既是相同又有些敏感的话题。
此外，人们还有些想不通的是，像毛泽东这样一位所谓“雄才大略”者，在回答“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这样的敏感话题时，为何显得那样缺乏机敏，“胸无城府”。按照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在他的《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中所说，那两句话，原本应该是毛泽东的私见，也就是毛泽东心里所想的，可“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了”[1]。毛泽东为何会公开他对鲁迅的私见？弄清这一点，其意义当不在弄清有无毛罗上海对话之下。更重要的是，1957年，在“打右派”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有人在想着“鲁迅活着会怎样”这样的假设，并且竟还两次直接向领袖提出这样的话题？这是否需要借助那位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来帮助我们解开。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潜意识是我们最不愿承认的欲望和要求的源头；换言之，或说一个人的潜意识中往往存在着不愿承认或叫说不出口的欲望和要求，而“这些潜意识的愿望永远是活动的，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会和意识的愿望结成联盟”。[2]
那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潜意识中有说不出口的什么欲望和要求呢？想来还是自由民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想批评执政党，是想说“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3]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即如陈独秀近一个世纪前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所写下的：“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4]而若是再往前，从胡适写于1934年1月的《政治统一的途径》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贝尔克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
但话虽这么讲，可那些知识分子口头上又不愿承认，没有“底气”，很惊慌，就像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所说：“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5]于是，这些人也就想出一“招”，通过探一探领袖对鲁迅这个最有独立、反叛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口气，推测出领袖内心对他们现在这些活着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如何想的。你说这些知识分子中有哪一个是傻子，他们明白，领袖对待鲁迅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对待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待那些会反抗权力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只是那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领袖的内心就这么轻易地还真让他们给探了出来。现在想来，当时肯定有不少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将来的命运，意识到了什么“百花齐放”，什么“百家争鸣”，都是要在“一竿大旗”招展下才行。可意识到了这些，又有何用，他们的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这一点，中国大陆当代思想家林贤治先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6]
因此，如果允许笔者在这里作一大胆推测，这就是，有些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典型的如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如果得知了毛泽东对“假如鲁迅活着”会是那样一种态度，就不难想象他们今后的日子。而既然在1957年3月就已经明白自己将“在劫难逃”，那么，他们是否在想：何不就借所谓的“大鸣大放”、借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顺势拼死也要说出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呢？不然，在那样一种形势下，身为《光明日报》主编的储安平，并且屁股在主编的位置上尚未暖热（只“坐”了两个月多一点），何敢借用罗隆基在1949年前指责蒋介石国民党的“党天下”来批评如日东升的执政党呢？
再则，毛泽东为何会公开他对鲁迅的这个私见，也就是说，依常情，作为领袖，尤其又是在谈鲁迅，在公共场合不应该说那样的话，否则，至少有损中共在世人面前尤其是在民主党派面前的“光辉形象”。可毛泽东毕竟还是说了。难道他就不怕当时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其实可以统称知识分子。因为民主党派可以说都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不要。今日想来，这是否也应算是一些民主党派的一个“特征”呢——尽管我们知道各民主党派其实都有自己的理想乃至纲领）起逆反心理？就不怕他这样一说，影响作为领袖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光辉形象？会不会是毛泽东借这样的机会有意传达他的什么思想信息？林贤治先生所说的“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资本”，而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是“团结，利用，改造”，因此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这样说，是否合乎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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