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孙中山的亲孙女、行政院院长孙科之女孙穗芳。（网络图片）
孙穗芳回忆说：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成为进入大学深造的同学中落选的人。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虽然那时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结束。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我是专门被叫来接受这个场面的“教育”的。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却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我在北京还有做建筑师的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朱培英一家，他的父亲朱学范当时是邮电部长。我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觉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学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当天，舅妈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她家里多待。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会连累他们，还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当时沮丧极了。在万般无奈之际，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他。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我，她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她许诺：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到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读建筑系，这并没有使我的思想负担减轻。有人认为我是“花岗岩脑袋”，意为不积极接受改造。常常有人贴出一些“大字报”、“小字报”之类对我进行批判，他们逼我承认出身于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的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经过重新评分，结果只给了我一个二分——不及格的成绩。这对于在做学生的我，无疑是想判我死刑。而凡被认为是政治上、思想上进步的，即使得了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须补考，但系里又告诉我说，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其实，我并不担心补考，我宁愿补考再拿五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由于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这段时间造成我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没有治愈。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被认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的出身，我得用劳动来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在推翻帝制、共和革命成功四十多年后，中国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的孙女孙穗芳为什么在1955年不准进入大学读书？
因为孙穗芳被毛泽东时代必须人分三六九等的制度归类于下贱种群（农村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城市旧官僚、旧职员、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1958年后增加了右派份子及其家属。1966年后增加了走资派及其家属），原因系她父亲孙科是国民政府的旧官僚（注：孙中山长子孙科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立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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