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过：“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朱熹则说：范仲淹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每落一次，他的声望就高一次；每起一回，他的地位就上一个台阶，直至成为读书人的标杆，宰执天下。从一位寒门子弟，走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宰之位，其间比他有背景有才华有能力者不知凡几，但像他一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贵灵魂的人，就太少了。
01
在今天江苏东台、海安两市境内，有一条宽阔平坦，纵贯南北的通榆公路（今为204国道一段），公路两边是望不到边的成荫绿树，广阔沃野，所有行脚至此的外乡人，大概都会被这江东海滨美景陶醉，赞叹大自然的恩泽。其实，揆诸历史，这里一千年来的富庶秀美，不仅仅仰仗自然之力，更多的则是先贤的事功。
往事越千年。
北宋初期，这片土地分别隶属于泰州，楚州，通州，由于地近大海，地势低平，经常遭受海水的侵袭。前朝虽有李承修筑的旧海堤，但此时早已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春天因为水患不兴，尚有些花红柳绿的气象。可是一到秋季，雨水频繁，海潮泛滥，数百里沃土常常“一片汪洋都不见”，田野洗荡，房屋漂流，人畜丧亡，一派狼藉。即便潮水退去，土地也因海水的浸泡而变为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无法耕种。据史书记载，宋初，乡民舍家别业，背井离乡者，多达三千余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中国农民一向安土重迁，眷恋桑梓，现在要举家抛弃故土，流落他乡，内心的凄惨与绝望，可想而知。
这番凄风苦雨，被一个年轻人看在眼中，痛在心里。
这一年，他35岁，父亲早亡，家境贫寒，母亲带着年仅两岁的他改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朱”，来自继父。12岁那年，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改回原姓，发疯苦读，终于在26岁那年，考中进士，一介寒儒，得以光耀门楣。
此时，这个穷苦出身的地方官目睹水患，深知生民流离失所之苦，痛彻肺腑，屡次上书陈情，建议修复海堤，阻断水患。那个时候，这个年轻人的正式官职是“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作为盐仓监，非去操心筑堤防灾的事情，属于“分外之事”，可是要承担被讽为不务正业的风险的。当时就有人指责他“越职言事”，年轻人正色回敬道：“我是盐监，海水泛滥，老百姓都逃荒到外了，我靠什么收盐？筑堰阻挡海潮，这正是我的分内之事！”
北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秋，经过年轻人不懈努力，仁宗皇帝批准了他的上奏，改派他为处在灾区中心的兴化县县令，主持海堤修筑工程。一项在未来千年都将造福数十万乡民的伟大工程，就此启动。
这个年轻的县官，名叫范仲淹。
这个因为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闻名中华文明史的人物，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作“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02
不幸的是，海堤工程出师不利。
尽管范仲淹亲力亲为，率领通，楚，泰，海四州民工、士卒四万余人投入了紧张的施工。然而开工之时正值秋季多雨，一场大雨，海水顿涨，惊涛骇浪汹涌而来，这阵势，来势凶猛，不但冲垮了刚修起来的堤岸，一百多名民兵被水吞没。整个工地完全乱了阵脚，人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就在人心大乱，形势危急的关头，范仲淹发现，沙滩上滔天的海浪中，竟然有一个人，稳若泰山，神情自若地指挥人员疏散——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方中央的同年滕子京。20年后，因为重修岳阳楼和撰写《岳阳楼记》，滕子京和范仲淹，以一种惺惺相惜的方式，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滕子京这时担任泰州从事，主管司法。范仲淹主持修复防海堤的工程，他也到工地监工。朋友是啥？朋友就是在你经受最关键的时刻拉你一把的人！你任性，他也拉，拉你回到现实，你下海，他也拉，怕你被淹着……范仲淹这回运气还真不赖，正是靠着滕子京关键时刻的从容镇定，稳定了惊慌的人群，收拾了残局，给了难中的范仲淹极大的支持。
筑堤工程一波三折，很快“堰不可成”的反对之声四起，仁宗皇帝派人专查此事，所幸朝廷委派的胡令仪曾在海陵任过职，了解此地海域情况，他极力支持范仲淹的主张。筑堤一场，没想到竟结交巩固了张纶，腾子京，胡令仪这些朋友，这是他一生的财富。不久，高堂病重，范仲淹暂缓海堤工程，改任监楚州粮料院以便照顾老母。不过，他内心一刻也没有忘记筑堤之事，终于，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停止近两年的工程重新开工。
两年后，一条绵延一百五十里的巍巍巨龙最终挺立在了盐城，兴化，海陵一线的大地上。海水被阻挡了，盐场，房舍有了保障，盐碱化的土地也渐渐被重新开垦为良田，外逃的居民又返回了故土，那些长满芦苇，满眼苍茫的荒野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禾苗，何尝不是一番真正的沧海桑田之变。
而今大堤早已完成它防海护田的使命了，但这横卧千年的巍巍巨龙依然坚守在这里，这是一段洪水漫延的灾荒之地化为良田沃野，鱼米之乡的伟大的历史，更是修建主持者范仲淹的精神品格，这“范公堤”承载着范仲淹热衷筑堤的意志与决心，更是用心交付着爱民的款款深情啊！
范仲淹《远行帖》（局部）
03
范仲淹一生的令名，从他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被交口传诵了。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真宗巡游祭祀，浩浩荡荡，将驾临应天府朝拜圣祖殿。这么大的热闹，百年也难得一遇，当然不能错过，试问，人的一生能见得几回天子？整个应天府倾城出动，一大早等候在道边，期待一睹真龙天子的风采。大宋国子监最高学府应天府书院的学子们也不例外，个个早早就穿戴整齐，准备结伴去上街观看。
这时候，应天府书院的三好学生范仲淹低调登场了。当几个同窗好心去叫范仲淹时，却惊讶地发现，这家伙还是穿着平时那身虽干干净净，却缝缝补补的衣服，已经在桌前埋头苦读了。
“这么难得的机会，别人都早已去等候了，他却像个没事人似的，这不是有毛病啊？”同学们忍不住责怪他。谁知范仲淹却淡淡地说：“何必那么着急？他
日再见也不迟啊！”同学们口中不说，内心估计早就冷嘲热讽开了：这范仲淹的口气，心气可是真够高的，他这话里分明是带着几分傲气呐！这是不是叫人不可思议？你谁啊！如此大言不惭，心高气傲？
然而，历史却很有意思，范仲淹当年在应天府说过的这些看似气盛的话，还真被他言中了。二十多年后的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军队入侵泾原路，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兵迎击，结果全军覆没，夏军直抵渭州（今甘肃平凉），扫荡六七百里，幸得范仲淹等率军赴援，敌军闻风而退。消息传至朝堂，仁宗大喜道：“我本来就知道范仲淹可以信用的啊！”在国家危难之际，范仲淹成了朝野上下的精神支撑，在仁宗那里，听到他的名字可比吃颗定心丸还要效验十分呐！
不知道仁宗知不知道，这位赵氏江山的“擎天玉柱，架海金梁”，二十多年前和自己的老爹宋真宗擦肩而过。那位自称能和上天沟通，神乎其神的真宗皇帝，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大宋江山社稷的扶保，靠的不是那些神人先祖，而恰恰是这位当年在应天书院整天喝粥，不愿去看他排场的贫苦青年。
04
范仲淹虽为文臣，却对工程修筑熟稔于胸，从早岁东南海防，到晚年塞北边防，他筑城的高妙之处，主要可不是在于城高墙厚，固若金汤，而更在于其中凝结着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聪明智慧和远见卓识。
放眼整个西北边地，驻守的将领那么多，筑城修寨乃是军务之事的重要内容，为加强边境的军事防线，谁没有或多或少地修筑一些城寨？那里铜墙铁壁般的城池实在是不少。但是这些城池中有三座最为著名，不仅为后人传为美谈，更加彪炳史册：清涧城，大顺城和细腰城，而这三座城池，全部都是由范仲淹主持修筑的。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月，范仲淹接到朝廷“恢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的诏书，那一年他已经52岁了，鬓发斑白的他，整理行装，带着满腔报国的热情，踏上了征途，奔赴“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西北边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可谁说儒生就不会具备军事才智呢？范仲淹治军的果敢与才能，是先拿自己开刀，他首先将自己摆放在最危险的延州城，得知这里竟然无人愿意来镇守，就即刻写了奏书并派轻骑火速送往朝廷，主动请缨自己兼任延州知州。
在延州，范仲淹首开军事改革。有送一朝，朝廷为了防止武将势力过大，处处限制将帅权利，结果导致将帅和士卒之间无法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军队缺乏一贯的训练，上下之间不能团结，指令无法上行下达。仁宗曾下过诏书，规定每一路的军队，都部署（一路最高负责者）领兵一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一旦有了战事，官小者先出兵作战，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两军开战打仗，往往形势变化不定，除了费心思斗智斗勇，最关键要见机行事，因地制宜才行，这里却硬生生地规定按官位大小去决定出兵的次序，如此僵化不切实用，不说这是纸上谈兵，可以想见朝廷在军事上的腐朽无能。
范仲淹一扫前制，他先在延州进行了大阅兵，淘汰了老弱，先筛出一万八千名较为精壮的士兵，然后点兵分将，分为六将（将是军事编制的单位），每将三千人，派六名都监带领，每人负责一将的训练和作战。并且严格要求军事训练，奖罚分明。作战时，依具体情况，灵活地派遣。这一改革，完全杜绝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旧习。经过这样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延州军纪分明，军容严整，呈现出活力与生机。范仲淹创建的这种“将兵法”很快被推广到各路，在全国军队普遍实施。
范仲淹《边事帖》
05
军事改革之后，范仲淹开始加强延州周边的城寨修复巩固工作。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范仲淹积极听取部将钟世衡的建议，选择在延州城东北二百里处的古宽州故垒上重新筑城，这里地处要冲，西可以为延州的屏障，东可以获得山西的粮食，北可以为进攻夏州，银州等地的据点，位置极为重要。钟世衡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将领，他酷爱读书，有气节，轻财好义，有胆有识，而且对士卒仁厚，深得部下拥护，很有威信，后来成长为北宋的名将。
西夏人当然不会轻易让宋军在那里动工，三天两头派兵攻击，但是钟世衡且战且修，西夏人一直无可奈何。当时那里没有水，钟世衡拿出重金奖励人们凿井，最后挖地一百五十尺，穿破岩层，终于凿得一口清泉喷涌的水井，城建成后，大家就给它取名为“清涧城”。
这是怎样的一座城啊！
鸟瞰全城，城形如壶，墙以石和土砌成，陡峭的墙壁，内向微微倾斜，城墙垛口相连，隔一段立楼盖瓦。新城北靠草场山，南临秀延河，东山与东墙的沟壑有水流出，西墙河对面是巍峨的笔架山。站在城墙上弯弓，就算是个妇女，都能射中攻城的夏兵。夏兵用尽了狡猾的伎俩，屡屡受挫，最终只能带着箭伤，流着血狼狈而去。
清涧一带风景（来自网络）
如果说“清涧城”作为军事要塞，范仲淹有意建在虎狼之地，让敌人举步色胆，做到防御无患，那么大顺城无疑是范仲淹刻意掩埋下的秘密据点。
大顺城是范仲淹在庆州（今甘肃庆阳）时所筑。范仲淹通过考察地形发现，庆州北面有一大片地区为西夏人所占有，深入到宋朝境内有一百多里，西夏军在那里修建有马寨铺，金汤，白豹三座城寨，形成掎角之势，阻断了庆州和北边的延州之间的交通往来，对怀庆路，鄜延路一带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经过深入考察、分析后，范仲淹决定在庆州城西北方向的马铺寨一带修建一座城池，扼制西夏军在这一地区的活动。
不过，筑城计划一直都是在秘密之中进行的，丝毫也没有对外声张。在行动开始之前，范仲淹先秘密派自己的儿子范纯祐和番将赵明先去占领了马寨铺，然后范仲淹亲率军队赶往筑城。所有将领都纳闷不已，指令急速行军，却不告诉兵士去干什么，所有随行车辆也都遮盖得严严实实，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宝贵物件。如此马不停蹄地一直行进到马寨铺的一个名为柔远的地方，范仲淹才传下命令：“我们是要到马寨铺修筑城池，请再加速前进。”众将士这才醒悟过来，迈开大步向前急赶，到达马寨铺，范纯祐与赵明已经带着人马迎接大军。
军队安下营寨，撤去车辆上的布幔，原来上面装的全是筑城工具，一应俱全。刚刚安顿下来，范仲淹便领众人紧张忙活开来，日夜不息，艰苦奋战，仅仅十日，一座巍峨坚固的城池便像从地下长出来似的拔地而起了！怪不得，后史在记载这段大顺城的奇功伟绩时，许是太出名了，这筑城的神速功力也被日本武将丰臣秀吉修建城郭学以致用！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到西夏人警觉，可把驻守的主将惊的要死，惊怒之下，急带三万骑兵赶到马寨铺，但是范仲淹早已摆出战阵，在高耸的城池外迎候多时了！两军交战，才几个回合，西夏军故意逃到了一条河的对岸。范仲淹提早告诫将士，如果敌兵败走，不准渡河追击，果真这是西夏军惯用的伎俩，河外设了伏兵，当年三川口之战，擅长水川之战的他们用的这招伏兵之计，把宋军战败，但这次，在范仲淹这儿，却再不灵验。见宋军不上当，他们只好悻悻退去。
筑城之事上报朝廷后，朝廷赐名为大顺城。大顺城的筑成，有力扼制了西夏军队的出没，白豹，金汤二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范仲淹修筑的第三座城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二月任陕西宣抚使时，命令钟世衡等人修筑的细腰城。细腰城在泾原路的原州（今甘肃平凉）和环州（今甘肃环县）之间，这里居住着不少羌族人，其中以明珠，灭藏，康奴三个部落族最大，这三个部落族一向号称骄横奸猾，朝廷招抚他们，难以治理，攻打他们，其地险阻，难以取胜，总之是快硬骨头，不取不行，他们的北边有两条河流，可以直通西夏，听说他们还跟西夏人交通往来，这更让宋朝官军煞是头疼。
早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范仲淹知庆州，负责环庆路军事的时候，他就设想何不趁着李元昊军队在别的路线入侵宋境时，在那里两河之间的古细腰，葫芦泉之地修筑城寨，切断三个部族和西夏之间交通的路径，那样他们自然也就安定了，而且环州，镇戎之间的道路也得以贯通。
庆历四年，朝廷答应了范仲淹的建议和请求，命知环州的钟世衡协同知州蒋偕共同负责筑城。这用人要用对了，事儿就办的分外圆满。钟世衡这个人，情商极高，他一向厚待西北边地土著居民，在少数民族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做了两手准备，他先准备了大量酒肉钱物款待西夏人，好言劝诱，这叫什么？先吃颗蜜枣让你甜着。随后，就和蒋偕同率士兵昼夜不息地劳作修城，他还拿出不少钱来悬赏战士们，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便建成了细腰城。待城建好之后，他把三个部落的酋长召集过来，告谕他们：“官府在这里筑城，是为了帮助你们防御敌寇的侵扰，你们高兴还来不及呢！”酋长们大为惊愕，这生米已成熟饭，不吃也要吃了。这细腰城你说办的是多么漂亮！
修筑三大城只是范仲淹在西北军中所做大量工作中，点滴而已。但通过点滴，我们窥视全豹，可以真切地看到他在边地工作斐然的成绩，以及所表现出的高度智慧。范仲淹哪里仅是“筑城专家”？他绝不是一个空有满腔热情却办不出实事的意气书生，在地方，他堪为百姓父母的清官，在朝廷，他是能撑起半壁江山，振作一代风气的贤臣，在边地，他又是一个能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良将啊！
06
一个人站得越高，越要看远。
范仲淹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人到中年，范仲淹更讲究为人处世的德行，告诫儿子，其实也是在时刻警示自己：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不顾品行和节操。
仁宗少年登基，刘太后长久把持朝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但在刘太后面前却噤若寒蝉，唯独范仲淹直言上谏，陈述利弊。
然后，范仲淹被贬。
刘太后去世后，范仲淹被仁宗召回。可刚回来没多久，范仲淹又和把持公器，结党营私的宰相吕夷简杠上了。
朝堂之争，可谓是暗涌杀搏。宰相吕夷简指认范仲淹株连朋党，结果朋党们全站出来为范仲淹鸣不平。首先是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挺身而出，他给皇上上了一封长书，结果没过几天，诏书降下，贬余靖监筠州（今江西高安）酒税。太子中允，馆阁校理尹洙更是愤慨，他干脆上书说“范仲淹一向正直磊落，我和他是道义之交，又受到过他的推荐，是师友的关系。如果范仲淹因朋党获罪，那我也是他的同党，自然罪不可免，请把我也治罪吧！”，皇上和吕夷简看到他的奏书，气的简直要跳起来，当时就罢了他的馆阁校理，贬为监郢州（今湖北钟祥）酒税。
当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也站了出来，他稍微冷静一些，他想，朝廷既然不让越职言事，那行，我就侧面出击，谏官，御史是言官，专管言事，他把目标对准了右司谏高若衲，欧阳修直接给高若衲写了一封信，对他进行了极为犀利的批评，这封信写的真是义愤填胸，慷慨激切，淋漓尽致，大快人心啊！不过，他的下场也是明摆着的，高若衲气急败坏地拿着信交给皇上，两天后，诏书降下：贬欧阳修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
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相继被贬，被罢，消息很快传出京城，张扬开去，很快又有一批人站了出来，就看范仲淹有多得人心啊！有位年仅20岁，正在西京洛阳任留守推官的蔡襄闻听此事，挥毫写下了一首《四贤一不肖》的讽喻诗，诗中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而痛斥高若衲为“不肖”。此诗一出，马上传遍了四方，京中士庶争相购读，连契丹的使者也买了带回国去，那形式真是堪称“洛阳纸贵”。也让书贩们个个赚了个兜满囊鼓，怪不得人们给范仲淹送行时都说他“此行更为光耀”。
范仲淹和他这些“哥们”的友谊真是让人羡慕，范仲淹不愧是北宋时期最厉害的交友高手，范仲淹的朋友在他危急之际，患难之中，挺身而出，拼死相救，坚决地站在一起，他们是无可争议的患难朋友。试想，范仲淹获罪被贬，本和这些“哥们”的个人利害毫不相关，他们完全是自投罗网，自找麻烦，自寻苦吃啊！范仲淹的朋友和范仲淹一样，他们所操心的是国家的安危，黎民的福利，社会的正义，他们之所以拼尽全力，奋不顾身救助范仲淹，那是因为范仲淹是国家安危，黎民福利的依靠，社会正气的代表。道义不变，情义就不会变，这样的“哥们”是全心全意的，为了道义，为了友情，他们不惜舍生取义，甘愿舍弃官位利禄，点滴得失。这样的“哥们”是永恒的，只要正气不失，他们的友情就会始终相伴，不离不弃，不论穷达贫富。
范仲淹《边事帖》（局部）
07
尹洙和范仲淹一生志同道合，情深意笃，尹洙病重时到邓州依托范仲淹，在范仲淹的照看下走完了人生的路程，两人之间可谓是“生死之交”。
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是历史上的名臣，又同为文学上的大家，而且他们两人情谊笃厚，终身相随，可谓是北宋时期耀眼的双星。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两个文学史上才华横溢的巨星，两篇流传千古，妇孺皆知的名篇，诞生于北宋历史长河中。
范仲淹和苏轼同为北宋时期的大名士，大文豪，他们两人一生未曾谋面是历史上的一大憾事。但是苏轼从八岁知道范仲淹的事迹开始，就一直景仰他，效法他，他们两位其实算得上未曾谋面的“神交”师友。
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时，曾资助过一位家贫母老，四处游历讨钱的穷秀才，不成想十年后这位秀才竟成长为闻名全国的大学者，他就是孙复。一生感恩范仲淹的知遇与携交之情！
真君子和而不同，人自身只要强大了，自能吸引同样优秀的人才近身。范仲淹与晏殊相遇，可谓贤者相见，惺惺相惜。
晏殊是写过“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北宋著名词人，比范仲淹还小两岁，他十四岁便作为神童被推荐到朝廷，一路官运亨通，位至宰相，他赏识于范仲淹的才华和志趣，力荐范仲淹担任馆职。
所谓馆职就是宋朝的国家图书馆的各种职务。宋初设立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储藏，掌管国家图书典籍，总称三馆。宋太宗时又设置了秘阁，储藏从三馆中挑选出来的真本图书及书画墨迹，三馆和秘阁合称馆阁。这馆阁之职主要负责修史，整理校勘图书的工作，很为朝廷所重视。当时多选英俊之才担任，有很多升迁的机会，所以是一种很清贵的职务，人们曾称之为“储才之所”（人才储备库）。
晏殊在推荐书中对范仲淹进行了高度赞誉，说他“读书勤奋，学问精深，作文典雅。”并赞许他在泰州任职时修建海堤，造福当地，在应天府书院掌管学务时，成绩斐然，为人称道。这推荐简历真是够料，于是，范仲淹通过考试，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自此，范仲淹由地方，到京师，这是他的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事情。当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偶然想起，当年一句“他日再见也不迟”还真被他言中了！现在他在天子脚下做官，自然不愁经常见到皇上他老人家。而且，他这位从小就“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的志向远大之人，这下蛟龙入海，大鹏升空，必然要憋足劲儿去大展宏图，以报国以报答晏殊对他的深恩了。
可一个学者博士，你做好学问，管好图书也就罢了，可范仲淹偏偏不是等闲之辈，他不仅管闲事管到皇上家事，而且恩人晏殊批评他狂妄爱出风头，弄不好皇上怪罪下来，连他这个荐举之人也要受牵连。晏殊这话也不是没有来历，范仲淹自称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代，而范履冰就是因为他所举荐之人犯了逆反之罪，受到牵连而被杀的。
谁知范仲淹对晏殊的批评并不买账，更丝毫没有悔恨之意，他给晏殊写了一封长信，据理力争，说自己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的行事，上忠诚于君王，下忠诚于人民，说对于君主的过失应该“有犯无隐，有谏无讪”，说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要直言敢说，上书进言，就普通老百姓也有责任，何况自己大小也是个官呢？他还把矛头直指晏殊，对晏殊提出批评，说自己处于一腔忠诚，冒死进言，没有考虑自己以后有什么祸患，你们大臣却不能尽力营救，这是我狂妄多言呢还是你们思虑不周?信的末尾，他更坚决地表示：“决不因为富贵就屈其身，不因贫贱改变其身，如果将来皇上重用我，感言直谏更甚于今日，如果先生你想要一个少言少过的人，这样的人如涛涛洪水，天下到处都是，又何必去推荐我！”真可谓义正词严，斩钉截铁，句句在理，发自肺腑！
是啊，说到报答，范仲淹报答晏殊的是终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和坚守，是对庸俗，奸邪，苟且之世风奋不顾身的威振与抗争。这实在值得我们大书特写。
历史学者丁传靖在《宋人轶事汇编》中写道：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都被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三起三落，每落一次，他的声望就高一次；每起一回，他的地位就上一个台阶，直至成为读书人的标杆，宰执天下。
徐世昌有一句名言：“凡建立功业，以立品德为始基。从来有学问而能担当大事业者，无不先从品行上立定脚跟。”
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
从一位寒门子弟，走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宰之位，其间比他有背景有才华有能力者不知凡几，但像他一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高贵灵魂的人，就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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