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诗酒情调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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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的诗酒情调与个性!

竹林七贤—上图(左到右):荣启期、阮咸、刘伶、向秀,下图(左到右):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古代文人嗜酒,是不争的事实。与酒结缘一生,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际遇是分不开的。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

中国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热情好客,酒肉管够。他立有“规矩”: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车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辖,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去其辖,车不能行。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失势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失势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着文。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王忱答道:“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著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

唐代“竹溪六逸”,指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

唐代诗人杜甫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讬诉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在文人饮酒过程中,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像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序中王羲之写道:“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

元代贡奎《云林遗事》载,元代杨维祯善诗文,工书法,因文风格奇诡,被讥为“文妖”。晚年居松江,耽好声色,纵恣诗酒。一天,与倪瓒会饮于友人家,杨维祯竟把陪侍妓女的鞋脱下来,置酒杯于鞋中,让座上客人传饮,名曰“鞋杯”。画家倪瓒素有洁癖,一见“鞋杯”,不觉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

文人饮酒玩情调,一味追求新奇,有的干脆自酿自饮。比如,宋代黄庭坚、陆游先后赋诗称赞自酿的“醇碧酒”。尤其是苏东坡,在北宋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时,其《桂酒颂》诗的叙曰:“有隐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间物也。”另一首诗《新酿桂酒》中,描述自酿的诗句:“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喝上自酿的桂酒,悠然自得的情调跃然纸上。

宋代张舜民《画墁录》载有五种饮酒方式:“苏舜钦、石延年辈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宋代苏舜钦、石延年均好酒能诗,有狂名。所谓鬼饮者,不燃烛火,摸黑而饮;了饮者,每饮一次必挽歌哭泣;囚饮者,围坐一处,仅露头而饮;鳖饮者,以毛席自裹其身,露出头来,饮完又缩回去;鹤饮者,饮一杯后上树,再下树而饮。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亦录有“五饮”,略有不同。石延年“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他不仅露发光脚,还要自戴器械,谓之囚饮。坐在树梢饮酒,谓之巢饮。用干草束裹其身,露出头来饮酒,谓之鳖饮。其余依前无异。

据明代曹臣《舌华录》载,东汉皇甫嵩,少好《诗》、《书》。其认为“凡醉各有所宜”。“醉花”适宜白天,薰染其明艳;“醉雪”适宜黑夜,明晰其思绪;“醉得意”适宜歌唱,显示其应和;“醉将离”适宜击钵,以壮其行色;“醉文人”适宜谨慎礼节,害怕其轻侮;“醉俊人”即才智特出的人醉酒,适宜增加杯盆等盛具,添加旗帜,以助其威势;“醉楼”适宜暑天,凭依其清凉;“醉水”适宜秋天,浮现其爽朗。“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之人矣”。上述八醉八宜,几近醉酒玩情调的“大全”。

此外,南朝宋的刘义庆《世说新语》录有王恭的一句大实话:“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也算是一种情调。当然,到了烂醉如泥,呕吐满地的时候,也就无个性可言,亦玩不出情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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