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粮工作队向谁征?原来地主最积极 农民最反对

历史 Willem 2周前 (11-06) 60次浏览 0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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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工作队向谁征?原来地主最积极 农民最反对

农民忙着春耕

征粮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一件大事,因为共产党几百万军队、几百万工作队需要吃饭,全国大中小城镇的粮价需要平抑,市场需要稳定。征粮工作的成败是中共初生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

但是在谈及当时向谁征粮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报纸、小说、报告文学、影视作品以及个人回忆录等都众口一词地说,是向地主征粮。因为地主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相勾结,抗粮不交,因此共产党不得不组织武装征粮工作队,进行征粮剿匪。

这是事实吗?不是!因为建政初期的征粮过程中,交粮最迅速的正是地主。他们不用工作队去”征粮”,更用不着”武装征粮”,开个会,发个通知,他们就把粮谷乖乖地交给了政府。因为每个地主都知道自己脖子上正架着一把刀,唯恐行动迟缓,刀落下来,吃罪不起。真正需要组织工作队去征收,去反复催逼,甚至动用武力的,正是广大的农民

以下就笔者的见闻,为这段历史留下一些真迹。

笔者的家乡在川南小镇护国镇,那时属叙永县管辖。1949年11月底,解放军十万人马从云南、贵州入川,家乡遂得”解放”。紧接着县里派人对小镇进行了接管。第一任区长叫李寒影,他利用国民党的乡保长和留下的文书档案,很快摸清了乡民的财产状况,确定了第一期征粮对象是地主(那时叫绅良),第二期为农民。在”解放”后大约半个月就召集绅良们和乡保长开会,向他们发出了征粮通知。在会上,绅良们听到了两个新名词:一个叫地主,一个叫剥削;他们自己就是地主地主都是不劳是获的剥削者,而剥削是有罪的,只有停止剥削,交出自己剥削所得,才能减轻罪恶……接着下达了交粮任务,大约给地主家每人留下500斤左右稻谷后,把当年所收地租全部上交政府。例如一个五口之家,年收地租30石稻谷(约一万斤)的小地主,留下2500斤口粮,其余7500斤全部上交,即粮税为75%;而收租100石以上的大地主们,则交得更多,甚至高达90%以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重课。每个地主都吓得面如死灰,而又不敢反抗。有的地主迂腐愚昧,他们不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秋收后还按惯例向国民政府交清了公粮,此时又要向共产党交粮,他们胆战心惊地问:”已经交给国民政府的粮谷上不上算?”李区长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上算。”他说:”难道国民党军队吃了的粮食,要从共产党的仓库里开支吗?”

除了粮税之外,靠近永宁河边的地主还有几十万斤到一百万斤不等的柴税,要他们把树木砍伐后花成柴块运到河边,由政府派人捆成木筏运往外地。粮税柴税都必须在1950年春节之前交清。

此时已是12月中旬,离春节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地主们哀声叹气,诚惶诚恐,但想到脖子上的那把刀,还是想方设法上交公粮。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地主是周汉宗。于是周汉宗受到表扬。在一个赶场天,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此时李寒影已调离)给周汉宗披红戴花,鸣锣开道大张旗鼓进行表彰,还叫他站在高凳上发表讲演,号召大家勇跃交粮。接着吕自谦、刘锦祥、孔仲容、邓皇朝等许多地主也迅速完成了交粮任务,不过没有披红戴花,仅在区公所门前张榜表扬,说他们是”开明地主”。虽然这些人在不久后的镇反、土改中杀的杀、关的关、(上述几人中周汉宗判15年送新疆劳改,其余几个都被镇压),但他们确曾在征粮时哑巴吃黄连戴过一顶红帽子。这大约是共产党有史以来对地主唯一的表扬。

由于地主们的积极配合,第一期征粮任务在1950年春节到来之前如期完成。

第二期征粮对象是农民,包括自耕农和比较富裕的佃农(那时还没有划分成份)。向他们征多少粮谷?大约根据各家收入、负担等情况而定,但是绝非斗升之税。例如我的一个远房堂伯陶炳兴,自耕水田30石,过去只交一石公粮(350斤),现在要他交3500斤,从”三十税一”加重为三分之一,翻了10倍!可以说明当时的征粮情况。

过去佃农只向地主交地租后,不再向政府交公粮。这是几千年来的惯例。现在佃农也要上公粮。因为共产党虽然说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但他们深知地主收租一般都是与佃户对半开的,例如一个每年向地主交租20石租的佃农,他实收稻谷应该是40石左右,交租后自己还剩下一半。租种田地越多,交租后的所剩也越多,也越富裕。这么丰富的粮源共产党岂肯放过?所以向佃农征粮势在必行,他们也逃不脱沉重的税赋。

那时,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觉得征粮对他们是从未有过的负担与苦难。因此征粮受到农民强烈的抵制,他们千方百计拖延、逃避,要求减免。所以第二期征粮难度极大,从3月到7月,延续了将近半年。又加此时”反共救国军”猖獗,武装征粮就在所难免。但是在土匪盘踞的山区,共产党势力暂时尚未到达,无法征粮;而在平坝浅丘地区,土匪不能立足,因此武装征粮工作队,其实就是向农民征粮。

此时的征粮工作队极其辛苦。他们住在小镇上,每天荷枪实弹早出晚归步行百里,到农家依次催收。农民们不是叫苦连天就是软拖硬抗,工作队开始时还有耐心和他们磨嘴皮进行”说服教育“,到后来就不那么耐心了。

例如与我家同住一院的曾子林,他租种我家50石谷的土地几十年,又兼做”牛牙仔”生意(耕牛买卖中介人),很富裕(后来划为富农)。但他从来没有交过公粮。现在要他交粮,他极其反感,用拖延、躲藏种种方法对付征粮工作队。工作队上门十几次终于把他堵在了家里,问他为什么不交粮?,他说:”你们要我交粮,连个通知单也没有,我凭什么交?”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十分愤怒,用手枪指着他的头说:”你要通知单,我一枪打死你狗日的,来!”这个山西佬说话的神态和口气后来被我等无聊少年摸仿,所以记忆十分深刻。还有毗邻的沙田村一个姓周的农民,在粮谷里掺了沙子,被征粮工作队知道后,一索子捆到区公所进行”教育“,是”解放”后我们家乡享受专政的第一人。还有些人在粮谷里发水或掺秕谷……进行自发的反抗,虽然大都难于蒙混过关反而自讨苦吃,但说明当时斗争之激烈。此时的农民对于共产党,全是”跟着感觉走”,还没有被训练成山呼万岁的高音喇叭。所以第二期征粮,进展十分缓慢,斗争十分尖锐。

以上说明,中共建政初期征粮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征粮工作队,正是向农民征粮而建立起来的。那么,我这里提供的情况是个别事例还是普遍现象?我的回答:是普遍现象。这是由于那时的土地占有情况决定的。

长期以来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国70-80%的土地集中在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手里”,因此”向地主征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社会的共识。但是近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长期固化在人们头脑里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实际情况相距太大。例如著名学者秦晖,在陕西省关中地区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关中地区无地主”,已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既然没有地主,那征粮对象不是农民还能是谁?像秦晖这样严肃科学的社会调查,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还有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子:

1932年国民政府内务部对17个省869个县调查,地主占有土地为38%;

1934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对22省调查,地主占有土地为46%;

1949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对6省97县100多个乡调查,地主占有土地为41%;

1988年国家统计局对当年土改档案综合推算,土改前地主占有土地为38%……

以上资料说明,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共政府所作的调查,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不是70-80%,而仅40%左右。所以中共建政初期仅仅”向地主征粮”的说法,无论理论上、事实上都不正确,不是真实的历史,应该予以纠正以正视听,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建政初期的征粮,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

试想一想,那时的中共,在经济极其困难粮食十分短缺的情况下,难道只向占有土地仅40%左右的地主征粮,而不向农民征粮,甘愿放弃60%的粮源吗?中共不会如此颟酐吧?

但是,为什么在宣传上不提向农民征粮的事而只说向地主征粮呢?这是件十分赖人寻味的事情。因为这种宣传,能够混淆视听,转移视线,从而淡化、掩盖、隐瞒了”大救星”从农民手中夺取财富的实情。

其实当时对于农民的征粮,比起后来的合作化和公社化时期来,要宽松得多。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每年秋收后,农民们除了交公粮之外,还要交统购粮、”余粮”和社、队提留粮;一切任务完成任务之后,农民分得的口粮,不过每年二、三百斤。这样的生活,他们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整整”享受”了20多年。而在大跃进时期,农民完成上述任务之后,一年所剩口粮不足百斤,因此产生3、4千万饿殍就不足为怪了……事实证明大救星毛泽东,除了向农民无穷无尽的掠夺,不会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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