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间地狱，请看文革的这些真实统计数据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二百万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警察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人。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1967-1968年的武斗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国性的武斗起于67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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