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记忆：吃人肉、炼人油

序言

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起“59年”。比如谁家的孩子扔块馍馍头，或者丢下半碗饭，大人们总会带着责怪的口吻说：“要是在‘59年’，这块小馍头能救一条命！”，“这些孩子是没有经过‘59年’呀！”……当时对“59年”一词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觉得大人们大概是对孩子们不珍惜粮食很遗憾，谴责几句，并不往深里想。即便有时挨上大人几句骂，也不会去介意，因为毕竟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

后来渐渐长大了，上了高中，我才对“59年”一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来，“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处在我国发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段内，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包信镇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当年冬末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出现空前的大饥荒，全村由397人饿死仅剩下90多人，有多户死绝，我家原9口，仅余3口（父、母、姐），村里有多人吃过人肉（现还健在的有几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个死人的肉。从全国范围看，河南信阳地区的饥荒最为惨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里这样记述“……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这就是所谓的“信阳事件”。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发生过多少值得后人汲取的事件，但由于当时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没能记载和流传下来，无奈地被淹没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限的遗憾。今天，就是这样一桩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历史事件，在我的学生时代，从教材到教师，再到官方口径，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轻描淡写，要么归结“自然灾害”。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事也是无人敢涉（近几年稍好），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惨事似的。在我的家乡，常听到一些老人感叹：“再过50年，还有人知道‘59年’的事吗？”，“我们现在把‘59年’的事说给你们年轻人听，你们将信将疑；等到你们说给将来的人听，他们还会相信吗？”……是啊，等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谁来见证这一事件呢？眼看家乡经历此事的老人越来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这方面的记载工作，但因自己并没有亲历‘59年’，而且终日忙于教学工作，无暇去倾听和记录。1999年之后，我因生计离开家乡来到浙江平湖，离家乡远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就更加困难。

2005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信阳，终于有时间在家乡小住几日，其间和乡亲们座谈，请他们叙说自己“59年”的经历。每个小人物为活下来而苦苦挣扎的经历，都是一段渗透着血和泪的悲惨故事，真是惨绝人寰，令我惨不忍闻！他们大都60岁以上，称呼着我的乳名，让我倍感亲切。我注意到，老人们提起“59年”，在他们刻满皱纹的脸上，掠过的总是悲哀和惊恐的神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们尘封的记忆里，是家中多位亲人活活饿死的凄惨场景。40多年来，他们也许对亲人的哀思时断时续，但一定从未忘记。纵使时光流逝，把记忆洗涤至淡漠，但终究可以拾起那曾经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片段来。现在，又偏遇上我这位“多事之徒”，竟把这些片段收罗了起来，于是就成了这本《“信阳事件”中的家乡》（暂取名）。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记载，丁抒先生在其《人祸》中、曹树基先生等一批作家和史学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观地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笔者认为，从总体和宏观上居高临下地把握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从微观上记录最底层小人物在这场人类史上的大劫难中，幸存者是如何活过来的，死去者是怎样悲惨死去的，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社会心态等，同样必要。我早已给自己定下原则，即记录的故事必须真实可靠，记录用词要恰如其分。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听当事人亲口叙述。笔者是搞理科教学的，既没有把悲凄故事调理成文诌诌辞章的手笔，也没有把哀苦事件演绎得让人畅快淋漓的心情，笔者要用朴素的语言，表述出家乡人在这场大饥荒中的实际生活情景，亦即力争要做到朴素和真实。假如您读了我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目的，我就念“阿弥陀佛”了！再一点，笔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记不议”和“只记不抒”，来个“面无表情说事”，以为这样可以给读者一种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终于认清自己其实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记”的同时，因情节使然，还是有意无意地加进几句或小段的“议”或“抒”。在此笔者请求读者给予谅解。

时值暑假，天气炎热。农村条件差，加之我的电脑打字功夫又“不咋的”，汗水从胳膊流下，每每滴到键盘上。就是这样，我还是白天采访、座谈（拉家常）、倾听，晚上整理、记录，经常工作至深夜。疲倦了，站起身到院子里走走。农村的夜晚一片漆黑，乡亲们已早早睡去，远处不时传来几声蛐蛐的鸣叫。家家房前屋后栽着许多树，枝叶茂盛，夜风吹来，发出令人心怵的沙沙声，我的心情愈发不能平静。就是这个村子，就在40多年前，仅几个月内，300多条人命逝去，而且又都是稀里糊涂地饿死的，有的死后肉竟被当时活着的饿极的人煮着吃了，有的全家死绝——我几乎怀疑，这是真的吗？听母亲讲，我家房子附近几处空宅地，都是“59年”饿死绝户的家宅所在地。全家人饿死光了，房子便成了空房，常年没人住，也没人修缮，后来便倒塌掉，再后来夷为平地，就是现在的空宅地。

假如真有所谓在天之灵，相信这些本不该饿死的人们，他们的灵魂一定会在上苍保佑我，保佑我不会因自己的文章而招惹祸端。我知道，“长江水没有回头浪”，人死不能复生，我没有能力让屈死的生命转阴还阳。我一介教书匠——一位普通的中学物理教师，尽己所能，记录着这些生命屈死的经历，本无他意，目的只有一个：记住过去，走好现在。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没有饥饿和迫害，没有打斗和杀戮，没有独裁和专制的世界里！

愿我们的后人生活在充满友爱和爱心，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诚信，崇尚法制和人权的世界里！

旧事记忆

今年暑假，我携妻、子一行三人，回到老家河南息县包信镇姜寨村。到家的第二天，我起床很晚。母亲依旧勤快，早早地把饭做好，等我起床用餐。自2002年暑假至今，我们母子整整三年没有见面。母亲今年已70高龄，身体又不好，还要给弟弟看孩子。自从2000年冬父亲去世，母亲可谓既孤独又忙碌。这些年中，每年我都会尽力所及给她寄去些钱，她自说生活过得还不错，我看她气色也较前好多了。

早饭后，我们母子坐在过道里聊天。不一会儿，东院的姜汉义和北院的姜树远走进来。两人都是我家的邻居，简单寒暄之后也在过道落了坐。大家先是感叹岁月匆匆，接着便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再后就聊起父辈们从前如何如何吃苦。最后，把话题转到家乡“59年”的饥荒上。

“饿死了很多人。开始人不敢逃，队长姜树森说了，逃跑的人将永远见不到姜寨树梢！”姜汉义说，“后来实在不行了，有人还是偷偷逃到外乡。不然，我们全村恐怕要死绝！”说到此，他显得有些激动。

这里提到的姜树森，“59年”时是村干部。这个人实在是坏透了，我曾综合多人对他所作所为的描述，却始终没有发现能体现他人性的一面。他把各家各户的锅全部收去砸碎，让村民们吃大食堂。吃不饱，他又不准人家开小灶，“不准私人冒烟”。村民们无奈，只好半夜里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点野菜。可他十分灵通，总能顺着烟味寻过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说摔个稀碎。母亲曾亲眼目睹一村民因为吃不饱，把自己偷着煨的野菜兑在稀饭里，被他发现后，他竟连碗带饭端起来扔到水塘里，嘴里还说：“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吗？你偏兑那绿儿叭叽的野菜干什么？”；村民们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极稀且限量的稀饭，但他和亲属及其他干部却可以吃到馍馍，还经常加夜宵。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在全村397口人饿死300余人的情势下，他的老婆居然还生孩子；村民稍不顺他意，只消他一句“滚吧，上午没有你的饭了”，这位村民就要饿肚子；由于他执行上级政策“积极”，竟成了外村学习的典型，前来学习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然而浮夸终究是浮夸，饥饿终究是饥饿，正如常言所云：“纸包不住火”——村民们带着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躯，不就是对外地取经者无声的倾诉吗？于是，每逢外地取经者到来，他都强令村里因饥饿而瘦得不像人样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厕所里去。

饿死了那么多人，姜树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承认，甚至不准别人说“饿死”二字。我的父亲那时年轻气盛，因为干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顶撞起来，两人一路边打边走，找村支书张永凤评理。张是一位老谋深算、两面讨好、“狡猾”如狐狸的人。“59年”后，张和姜树森二人虽然都“栽了”，但张几乎没有什么民怨；姜却激起民怨沸腾，在“民主补课”会上，村民们怀着满腔仇恨，一哄而上对他进行殴打，有人差点咬掉他的耳朵。

当着张永凤的面，父亲据理力争：

“你们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竟偷着吃夜宵。群众干着重体力活，却终日吃不饱，饿死那么多人……”

姜树森一听，脸色骤变，一脸严肃地对张说：

“支书，你可听见了，他竟说死那么多人是饿死的！——谁敢说这些人是饿死的？！……”

不过，这个没有人性的家伙下场很悲惨。“59年”后，他被戴上“坏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得了中风病，只能靠拄着棍子艰难挪步。有一次，他和时任村干部的姜汉营在吃饭场争吵起来，好象是抱怨村里对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说：“我想起来（你们对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汉营立即回应：“俺想起来，能哭上三年！！”显然，姜汉营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后来，他的中风病加重，和儿子、儿媳的矛盾也加剧，家庭关系近一步恶化。夜里，绝望的他干脆喝农药自尽了。大清早，死讯立即在村里传开。记得那天很巧，母亲早早帮我打点好行装，我怀揣高招录取通知书，正准备离家赴外地求学去，时间应该是1984年9月中旬。

“你的父亲逃离家乡后，有一次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他用两毛钱把人家准备喂猪的半筐红薯皮买下吃了……这件事你父亲跟你说起过没有？”姜汉义问道。

这件事父亲生前多次跟我说起过，那是他逃往安徽省临泉县去寻我的母亲和姐姐的路上发生的。此前大约20多天，我的母亲带着6岁的姐姐历尽艰难偷逃到临泉，暂栖在父亲的朋友韦天斗家里，靠白天在田野里刨寻小红薯为食。当时安徽临泉的情况稍好，还没有出现饿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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