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资讯封锁是中共能够苟延残喘的关键因素，西安事变距今已久，国人仍然不明就里，还在把千古罪人张学良当英雄，可悲到了极点。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中共咸鱼翻身，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此改变。
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这一重大事件逐渐呈现出本来的面目。西安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结出的恶果。张学良1931年下令不抵抗日军入侵，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长期被人们所忽视：1929年张学良主动挑起中东路事件，遭苏俄痛击，产生心理阴影，畏洋人如虎，一心只想保存实力。
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包括：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1]；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东北航空处的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2]。
关东军在东北的赌博获得惊人的成功，岛国为之沸腾，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军队“下克上”的风气和扩张的野心，在张学良的积极配合下，成为大和的主旋律，军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直线上升。1931年12月，犬养毅出任日本首相后，试图控制军队的好战倾向。1932年3月，日本政府未承认关东军一手扶持的“满洲国”；5月15日，犬养首相即遭愤怒的军国主义分子杀害。
民国军事史上，很难找到比张学良还无能的将军，在武器、兵力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丢掉东北全境；外交史上，要找一个比张学良更贪财和弱智的更是绝无可能：1931年他致信日本首相犬养毅，哀求犬养毅向关东军疏通发还他被扣押的私人财物，信中还附有预支的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后来成为犬养毅的“罪证”之一[3]。1955年，张学良为求得蒋介石原谅，写了篇《西安事变反醒录》，大骂“共匪”之余，以好心办错事为自己开脱。
就这种货色，晚年居然叫唤“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如果张学良下令抵抗，令关东军付出惨重代价，日本鸽派与鹰派的力量对比很可能发生逆转。但一心保存实力的张学良为不抵抗寻找各种借口，在马占山奋起抗日的情况下，亦见死不救。日本视华夏为囊中之物，全面侵华只剩时间问题。
无耻、无情、无才、无义、无德的少帅，1935年进入中共卖国贼名单的3甲行列（《八一宣言》）。1936年1月，张学良竟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6月30日，中共接到派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密电，张学良已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请中央定夺；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知”说，“拟允许其（张学良）入党”，因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回电中共，对张入党“感到特别不安”。张学良可能是一个“特殊党员”。（杨奎松《张学良是中国共产党员？》）
2009年6月19日，中新网披露：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问过吕正操，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中共党员”。主持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也曾就此事询问过西安事变前后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张学良重获自由以后曾告诉记者：“我就是共产党呀。”（董建文《中共“特别党员”大起底》）
在与张学良这个统帅数十万大军的超级卧底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共隐瞒了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指示。完全蒙在鼓里的张学良，满以为发动兵变，有共产党切齿痛恨的蒋介石作筹码，就可以换取苏俄的大批援助，称霸西北。
1936年12月12日兵变当晚，中共惊喜交集，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的基调是“审蒋”、“除蒋”。李维汉回忆：“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欲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杀蒋，此电被斯大林扣发[4]。
中共一度想造成“审蒋”、“除蒋”的既成事实，迫使共产国际承认。不料，国内舆论一片反对之声，苏俄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亦强烈谴责西安事变，《真理报》、《消息报》痛斥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史达林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陷入内乱，抗日战场崩溃，日本腾出手来进攻苏俄。老大哥一发话，中共和张学良慌了手脚，被迫受命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剿共与抗日并不矛盾，西安事变的结果却让绑匪的阴谋得逞。西安事变结出了最坏的恶果。可以说，无论满清、日本、北洋、国民党，谁来统治中国大陆，都不可能如中共一般毫无人性，在和平年代饿死4千万老百姓，虐杀、残害举国知识精英不计其数。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确为喜极由衷之谈[6]。军队仅4万余人，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隅的中共，在抗战之后，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7]。
1990年6月1日，90高龄的张学良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中共一度还想发挥这个超级卧底的“余热”，但张学良脸皮再厚，亦无颜见东北父老。一个有奶就是娘、缺乏政治远见的花花公子，在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时期，欲以非常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怎样深重的灾难，张学良堪称样本。
注释：
[1][3]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
[2]王锦思《九一八的耻辱：东北军武器先进也挨打！》，联合早报网，2009.9.18。
[4]李义彬《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李时雨、张德旺《汪伪巨奸印象》，《百年潮》，2005年第3期。
[6]陈铁健《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7]杨奎松《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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