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讨饭十年的地下党员 一门三右

我叫俞雪吟,同丈夫潘惟琦双双划为右派。他曾是一名地下党员。中共能够取得政权,与“隐蔽精良、伺机待起”的地下党分不开。

一、一家三右苦不堪受

1957年,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惟琦对至好教友说过:“要做包青天,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便被一中党组织定为右派分子。校长王彬在批斗会上当众宣布:“潘惟琦,身为中共地下党员,利用党整风之机公开反党,现已堕落成反社会主义的败类。”

我从沙溪农校赶到上饶看望惟琦,当面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一回到沙溪,就被农校党组宣布成右派。发配猪场喂猪。我俩从此隔离。

惟琦招架不住暴风骤雨般的批斗,压抑痛苦,就跑到苏州师院,找师院外语系任教的哥哥潘惟瑜倾诉心情。公安局随即拘留他,禁闭三天遣返回上饶。哥哥因接待了弟弟,亦被师院党委定为右派。

惟瑜为人忠诚老实,与女友谈恋爱快要结婚时,不幸女友病逝。惟瑜跑到女友家,挨着棺材失声痛哭,侧下身子将头贴到亡故的未婚妻的头部合影留念,自此终身未娶,坚守忠贞的爱情。假如嫂嫂也活到1957年,那一门四右就铁定的了。

二、处分从重,有始难终

1958年5月,惟琦受监督劳动的处分,送五府山改造。劳动中,惟琦对难友说:“劳改有期可望,改造遥遥无期。”又被告密而再受批斗。

我写给惟琦的信,竟被五府山当局私拆检查。他回给我的信也被私拆,录下他信中的话“现在世界正在弥漫着战争火药的气息。我期望儿子读好书,将来做世界真正的主人。”当局又组织批斗,定他为“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反革命”,押解到危险地段做苦役。他在险崖上挖石。他踏翻石块坠入峡谷,三根肋骨骨折,苦不堪言。

1958年9月24日,惟琦被定反革命逮捕,关押于上饶市监狱;11月,被上饶地区中院判徒刑三年。1962年12月刑满释放回广丰老家。

回到家中,“地下党同仁”告诉惟琦:在广丰的23名地下党员,只有许忠渭未打成右派。其余22人,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本来,县常委会上,县委书记坚决要把地下党23人全部划为右派或反革命。会上,公安局长直言提出:“许忠渭同志只身驻上海缉拿广丰外逃的反革命,上级授予省劳模称号,对党忠心耿耿的人也要打成右派,那还有什么人不打成右派?

反右的目的是剥夺话语权。不追随毛泽东就叫你成哑巴。话语权一旦被剥夺,生存权就要受到威胁。

刑满回老家,虽然有个破窝,但没米下锅,孩子们嚎哭不已。怎么办?拿着打狗杖去讨饭。

三、讨饭十年,屈辱连连

讨饭了,也要受阶级斗争的束缚。开训话会,做义务工就得饿肚子上岗。

好在1968年下放去嵩峰公社杨柳大队务农,得到几百元下放金。这点钱很快就被9口之家吃完了。生产队要现金才卖口粮。没有钱兑现,只好又走上漫漫的讨饭之路。

有时,偷偷地在老家做点童装出售,捞点沙石出卖,居委会就上门管理,说是五类分子不能走资本主义,逃避贫下中农的管制,勒令遣回嵩峰。

好在大儿子做民工得点钱,拿到生产队买口粮。队长说:“潘惟琦的旧欠款还未还清,不能担口粮,先还欠款再拿钱担口粮。于是我们又返回永丰镇讨饭。

居委会知道,又逼我们返回嵩峰。回嵩峰只能饿肚,我们赖着不走。深夜,一伙民兵赶来将惟琦五花大绑,把惟琦的头发抓住,把头往电杆上连撞。我看这样会造成脑震荡,心急如焚,于是壮着胆子大喊:“打倒四人帮!”那民兵才手一松放开惟琦的头。我的勇气救了惟琦一命。

讨饭路上,一对恋人忽然叫喊:“潘老师,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学生请老师去吃喜酒。席间,贺客看到穿着的破背心,有前面却有没背后,大家都流出同情的眼泪。惟琦倒幽默地说:“今天我坐上席,墙壁代替背心,和暖和暖。”一句话说得贺客哈哈大笑。

好不容易熬到1977年,镇政府和居委会又来催我们去嵩峰。容不得延缓几天,民兵前来封门,贴上“中共永丰镇党委会”监印。我们只好挖墙洞出入。唉!为人进出的门封闭着,为“狗”进出的洞打开着。人还不如狗呢!

苦命人往往祸不单行,大儿子做民工在工地上被汽车辗死,噩耗传到83岁的老母耳里,不日,老母气绝身亡。埋葬好儿子和老母,我们又走向漫漫讨饭之路。断断续续,已讨饭十年。

居委会知道我们还不返回嵩峰,又派民兵前来察看家门是否打开,见门口两边贴上一副对联:安得广厦千万庇高士;我庐独破何处能棲身。居委主任下令:“抓反革命分子潘惟琦到镇政府去批斗!”民兵得令,一左一右,反绑着惟琦的左右手,押他到永丰镇临时监狱。

惟琦被关入镇政府,铐上脚镣。居委会主任徐乃发带来一伙民兵,提惟琦出监,强行命令惟琦带脚镣跳忠字舞。惟琦跳得死去活来,左派们却捧腹大笑。

接着,镇党委书记林尚火和居委会主任徐乃发,组织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打着“打倒为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右派分子潘惟琦”!

邓小平上台不久,惟琦被放回家。给惟琦落实政策,我们收到《重新判决书》和《改正书》两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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