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淋淋 我亲历的计划生育

官媒曝黎智英两个儿子“黑料” 儿子餐厅外却大排长龙

8月10日,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两个儿子被港警拘捕,引起广泛关注。随后,黎智英的两个儿子“黑料”也遭曝光。 黎智英儿子 黎智英儿子 黎智英美籍助手被通缉 综合媒体8月10日报道称,香港警方国安处于8月10日遭拘捕黎智英父子等7人,指控其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一胎化”政策“雷霆万钧”般的贯彻下来了,哪怕你是要临产的第二胎也必须“人流”拿下。(网络图片)

计划生育简称“计生”,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曾经受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计生运动”的洗礼。笔者恰“躬逢其盛”,于是写成此文。

我1972年把所谓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后,于1973年和当地一个20岁的农村姑娘结婚。1974年我们的大女儿来到了人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是“一个好,两个可以,三个坚决不要”。也就是说怀第三胎,非强行“人工流产”不可。我们一胎当然无问题。但我妻子说“农村没有个男孩,下田栽秧,打谷,耕田女孩怎么能行?”所以我们还是一心盼著有个男孩。说句玩笑话,也许是天从人愿或许我从来没作过恶,所以1977年我妻子生下第二胎,是我戴上医疗用的手套把他接下来的,果然是个男孩。

还没等我们高兴完,大约就十多天吧,上面的“独生子女”(就是国际上称的“一胎化”)政策,就“雷霆万钧”般的贯彻下来了。哪怕你是要临产的第二胎也必须“人流”拿下。所以我的亲友,都在逗趣时指着我这儿子说“娃娃,算你腿长跑得快,再慢一步……”大家笑了,不好往下说了,言下之意还有活命吗?我的一位今已作古的难友刘旭初君(原国军上校团长),摸着孩子的头,用祝福的口气说“娃娃,你刚出世就大难不死,将来必有后福啊!”我说“我们这些政治贱民敢想什么福啊?还是东坡说得好: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是公卿!”

当时我所在的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也奉命协助当地搞好这场据说有伟大政治意义的“计生运动”。我作为医院一名“就业医务人员”,目睹了当时的一切情景。可以说当时那个阵势,对待怀二胎及其以上的孕妇,就像捉拿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我50年代看见的“镇反”运动也区别不大了。光看这些大书特书在墙上壁头的标语、口号就叫人一身泠汗,乃至汗不敢出:“谁敢违反计划生育就叫他倾家荡产!”这还算是“温柔”的。再看更吓死人的:“宁可血流成河,不准多生一个”,“宁增千座坟,不得多生一个人”,“宁要家破,不能国亡!”完全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

恕我不恭,那些被弄来强行“人工终止妊娠”(听,这词儿多科学文明,但“愚昧无知”的农民却不能理解我们这些文明人的行为,说我们医院里在“杀娃娃”)的农村妇女,特别是已要临产的,一个个哭哭啼啼,面目凄惨,如上刑场一般令人不忍一睹。特别是当她们看见被堕下的死婴是男孩,更是呼天叫地,痛不欲生。这不是什么封建思想,“无后为大”,而是农家必须要有个男子汉劳动力。我亲见一个农妇,冲着那些干部,连哭带骂地说“我的儿女要像你们一样可以坐办公室,那生儿,生女都球不疼。”(“球不疼”是四川方言,意即没关系,不要紧)话虽粗,却是农民心中深沉之痛。

我的朋友,也是在劳改队中教我学医的老师车玉生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57年打成右派,反革命。也是当时四川省第四监狱医院顶尖的技术骨干。当然这次也少不了要他来唱主角。他是极不愿干,私下对我说“我一辈子当医生都是救人的命,这回倒好,叫我来杀人。”其实这“杀人”技术上并不复杂。初级卫生人员也能学得会。当孕妇卧于床上,通过听胎心音确定胎儿在子宫内体位后,左手卡住胎头,右手把装有“雷佛奴尔”药液的注射器用长针头由腹壁剌入子宫,当你在进针中,手上产生“落空”的感觉时,针头就已剌入胎儿的颅腔,立即注入药液,孩子几秒钟就死了。

那天来了个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又哭又骂也没用,正当她被按到在手术床上,车玉生正要对她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时,孕妇大叫“医生,作好事救我儿一命,我一辈子也记得你呀!”我在旁当助手,看见车医生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这时那些“计生干部”便大声叫道“车玉生,不要理她!”我见车突然一下子好像横下了一条心似的,就把针剌入产妇腹内,在产妇惨叫声中,车玉生把药液很快就注射完了,他一抽针,我连忙用纱布把术口盖上。这时车玉生把注射器一放连手套都忘了取下,转身便走,边走边骂道“闹,闹,你再闹也要作手术。”我当时心里也纳闷,“今天车老师干吗这么大的气?”

很快,孩子就娩出了。那些打了针的一生出,就是具小尸体,可这孩子“哇”一声就哭了,是活的!果然是男孩。产妇的丈夫,婆婆,还有个像是嫂子吧,闻孩子哭声像疯了似的,一齐冲上来抱孩子。我连忙大叫“慢,胎盘,脐带还没处理好!”这时计生干部过来说“老乡,我给你孩子打针破伤风预防针。”我一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可我不敢说话,只好对那农民眨两下眼睛,而贫下中农偏要相信“阶级敌人”的暗示,他们抱起孩子就跑,说“鬼伤风我都不打。”

十年前,有人指着一个小伙子对我说“这就是二十年前你们救的那个孩子!”他今年该三十岁了,和我儿子同年。

我后来私下悄悄问车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车叹口气说“我看着孩子母亲那么惨,实在下不了手。我姓车的这手上几十年的功夫,针头在哪个位置,还能不知,所以药液全都打在胎包‘羊水’里,孩子当然不会死。”我说“哪你发气骂人干嘛?”他骂我“你笨蛋,我不做出一幅要坚决执行的样子,将来如何推说是技术失误?”我伸起大指姆,用电影上“皇军”的口气说“你的大大狡猾狡滑的。”

果然,后来公社计生办的人就说车玉生是“阶级敌人破坏计划生育”。那正是华国锋“抓纲治国”时期,这罪名可杀头的。可监狱方面不想理这事,一则他们对车玉生技术很看重,因为监狱远离大城市,当时交通很不便,谁家敢说不遇突发重病?有个高水平的好医生心里踏实得多。二则他们自己的老婆也要强行安环,结扎,对此一肚子气,只是不敢说出口。所以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这技术操作哪个有百分之百把握?你们公社医生那么能干,你们以后自己搞嘛。”当时我们这医院技术上在附近方圆百里是首屈一指,那些公社干部和家属得了大病都只有来找我们,所以他们也不愿太得罪人,最后便不了了之。

当然,我说的这些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人家现在是否有了更先进,更科学的方法来“人工终止妊娠”,那我就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

有人说计划生育,人人都得过关。我已有了两个孩子,夫妻中必须有一人结扎输卵管或输精管。计生官员说,结扎后对人没有影响。这话信不信由你。但我们这些懂点医学的只能嗤之以鼻。一间房子门窗损坏了都要影响其美观安全,何况一个人体的器官。而这输精管或输卵管,是精子或卵子的正常的生理通道,一旦被扎断,精、卵无法排出,所以胀痛反射到腰背部是常见的后遗症,有的人短时间后可逐渐减轻,有的长期存在。我妻子在农村干重体力农活,更害怕后遗症,只有我去结扎。

我既对后遗症存在恐惧,更感到一种无辜受害的忿怒。计划生育国家的政策明文规定,是鼓励、指导和个人自愿选择避孕的方法,我可以选用药物或器具避孕,反正不再生育就行了。可这一切好像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对中国人当时只要有了两个孩子就得一律结扎。这是哪来的道理?长在我身上的器官,又没有去招惹谁,又没有携带、传播萨斯、爱滋病毒,没有危害任何人或社会,你非要把我的器官破坏了,置我痛苦于不顾,你才心满意足,这是哪来的道理?我还有一点人权吗──可是这一切在当时不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谬论”,而且自己还戴着“反革命”帽子,怎么敢反抗?但弱者不敢“硬碰”还可“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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