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被删帖的真相:《人民日报》文革十年元旦头版解码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女儿朱莉娅·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夫妇。

文革10年,毛泽东的意志透过《人民日报》的文字和版面,传达至全国各界。《人民日报》的元旦头版和社论,是总结过去一年形势、部署新一年任务的宣言书。解读这套话语系统,便是探索文革脉络的入口。

元旦头版吹响号角

1967年的元旦,文革的暴雨已经袭来。过去几年内,撤职、调离、批斗、迫害,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冲击党内高层、知识界。全国各地千万余年轻红卫兵加入“大串联”入京,只为见一眼鼓动他们造反的毛主席。

元旦头版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毛身著绿色军服,头顶红星军帽,望向远方。196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完整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配以标题字号的“毛主席万岁!”用红色框贴于右上角。此后直至1970年的元旦头版,巨幅毛泽东像、“四个伟大”和“毛主席万岁!”都是固定搭配。

毛泽东已在前一天的报纸藏下风暴的按语。当天头版刊出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书于1963年),嘲讽似碰壁苍蝇、撼树蚍蜉的苏修(苏联修正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场面正如“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即西风卷落叶,射响箭(鸣镝)杀敌,横扫千军。文革中众多红卫兵成立以“飞鸣镝”为名的战斗队,正源于此意。

对外批判苏联,党内斗争戏码也已经在1966年8月上演。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刘从党内第2号人物骤然跌至第8,继而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底,造反派(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领袖蒯大富率五千余人在天安门游行,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传遍全国。元旦那天,刘少奇和邓小平被北京20几所大学的师生批斗,家人受牵连,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

6年前就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和彭真、罗瑞卿一起被批斗,苍白惊恐的脸、脖颈上的罪名牌、被迫低头屈从使他们尊严全无。他们共同的罪名,便是“修正主义”。

与此同时,1967年至1970年头版上的毛形象,眼含笑意,容光焕发。

“大民主”还是斗争?个人崇拜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在毛的眼中,“文革”的理想方式是通过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形式内容的“大民主”、文革《十六条》提出的“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达到“天下大治”。所谓“大鸣大放”就是大量提出各种意见。这些意见在文革中成为攻击的利器,遭批斗的罪证。

两组词的多寡,联系著毛式民主的热度。若检视词频,可看出“大民主”的提及次数在67至69年间从峰顶骤降为零,“斗、批、改”的数量在这期间先上升,后逐年下降,至1976年消失。

1967年的元旦社论18次提到“大民主”,大谈“自己解放自己”,鼓动群众发声,从而使“斗、批、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此号召下,上海在当年2月首创的“革命委员会”将夺权之风刮往全国,1年零7个月内各地原有的政府都变成名义上由革命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共同管理的新机关,毛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大民主”、“人民民主专政”有了得以实现的土壤。

1968年的社论以“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题,引用了毛泽东前一年7月至9月在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情况时的预测:“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夺权后却好景不长。全国各地斗争中暴力频出,社会秩序大乱,甚至还出现了像武汉“720事件”这样反对文革指示的极端案例,光搞“大民主”没法斗敌通关了。

在毛眼中,“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的“民主”,是制造民众与官僚对立,以便操纵的手段,而党报鼓吹的“造反”,是“奉旨造反”。

于是,1968年的社论一边鼓励夺权群众继续造反,一面却指示干部和群众整顿队伍、军队维护稳定。在9月各地革委会建立后,中央认为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将重点放在了大批判、清理队伍、整党、精简机构和改制上。文革自始至终“鼓动造反又强调服从”的悖论凸显。

在1969年,天平彻底倒向“服从”一边。“大民主”骤然归零,社论转而强调“民主集中制”,它的前提,是要有“统一”的认识,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

“毛泽东思想”在1969年社论出现井喷,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五个“统一”(即“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重现。尊毛成为稳固中央、维护文革的政治正确之举。

同年,中共九大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党章,“无产阶级专政”在1970年的社论中的热度回升,毛曾经受挫的“大跃进”极左思潮也借此还魂。

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林彪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推红了不少颂神表达,其中就有手书“四个伟大”、“四个念念不忘”、“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此气氛下,民间充斥著“忠字舞”、“语录操”和“早请示晚汇报”等向毛表忠心的荒诞仪式。

林换来了回报,中共九大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新修订的党章。

但二人“蜜月”不久告结。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和毛渐生嫌隙。1971年的元旦头版上,林所发明、连续四年出现的“四个伟大”消失,毛和林并肩而立的照片出现——这是文革时期元旦头版惟一一次刊出二人合照,仿佛欲盖弥彰。

在当年9月13日,林死于原因不详的空难,2年后被中共十大开除党籍。刘少奇、林彪相继被整,党内外开始认清文革掺杂权力斗争的实质,毛顿觉高处不胜寒。《人民日报》的用字、文章,也更加强调党内团结,为个人崇拜降温。

自1972年始,林彪消失,元旦头版换上毛的单人巨幅头像和毛语录的组合,语录开始强调“路线”正确的重要性。72年社论上16次提及“团结”二字,为十年最多,还特别提出团结的“大多数人”也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释放出为文革初期错整的干部平反的信号。

由此,政治平反和生产调整工作开始展开。以北京市为例,1969年,被下放、解职的处级干部官员共有6627名,到1972年3月,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得到了解放。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反对小集团”、“反对两面派”被写入党章,邓小平等一批被排斥在九大之外的老干部重归中央委员之列。压缩基建规模、重视农业后,1973年也成为文革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在标题上,在73年至75年的社论从革命口号变成了“元旦献词”、“新年献词”。此前结尾里必提的“毛主席万岁”,就变成相对平实的“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此,“毛泽东思想”的次数跌入低谷,直至文革结束。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肃杀之气却再度变浓。毛继续通过“批林整风”(1972-1973)、“批林批孔”(1974)将林彪贬为极右路线分子、修正主义代表,维护极左思潮,为文革正名。1974年底,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次年2月开始学习运动。1975年4月,张春桥切中毛泽东理论的重磅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是将阶级斗争重新拉回主线。

为了迎接推迟了6年的四届人大,1975年的元旦头版以彩色示人,还在第四版整版刊印题为《祖国大地欣欣向荣》的彩色美术作品画刊,成为1949年后首张彩色报纸。但是头版选用的毛泽东语录,却热烈吹捧“全面专政”,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远未结束。

到1976年,文革大势已去的现实和重燃斗争的呼号反差凸显。元旦头版登出了毛泽东接见尼克松的女儿的照片,毛的苍老、衰弱,加上笔锋颤抖的签名,让世人感到超级领袖已入迟暮的信号。

底部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仍然踌躇满志。前一首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鼈,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第二首则极力讽刺苏修。毛用“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戏谑赫鲁晓夫实行的是“假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曾总结“共产主义”是“需要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苏共是私自结盟、目光短浅的小雀,中共则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而自己是大鹏的引领者。

1975年7月,主持整顿工作的邓小平总结毛泽东的指示,提出重点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被毛视为对文革“拨乱反正”,此话成为再次批判邓的罪证,于是1976年的社论再次将“阶级斗争”推至高点。

社论既想引导人们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肯定文革作用,又号召团结、稳定,不少人猜测,这是否是迟暮的毛泽东在交代“身后事”。

没有永远的敌人

标志著文革扩大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文革视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纵览10年社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苏修”这几个词轨迹相似,均在1970年和1972年猛增,如熔岩四泄。

中苏边境在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后,1970年元旦社论猛攻代指苏联、谴责其肆意侵略的“社会帝国主义”,称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下“实行法西斯专政”。社论还预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上极其深刻的、新的总危机”,只有社会主义中国和亚非拉地区的斗争前景光明。

1971年,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众多国家促成联大通过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决议,使72年社论有理由重提《五·二零声明》的结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美苏在同年达成两个主要的核武限制条约,和英法为了解决飞地问题签订《西柏林协定》等行为,也被社论上纲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罪证”。

但随著中美、中日关系在1972年实现正常化,对帝国主义的攻击也从1973年的社论中锐减,对资本主义国家也一反常态地友善。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为这四个词降了温。原本打击面广大的“反帝反修”,变成了“建立联合反霸”的方针。随后,中国和日本、西德开展外贸合作,与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建交。到1976年,与美国交好的中国已经不再提反美帝,只是一再笔伐苏联。

文革后,“美帝”和“苏修”这样的词语,销声匿迹。

10年文革,从起初宣扬阶级斗争、构造大民主,到极力造神、提倡全面专政,再到强调团结、释放整顿信号,通过批林批孔批邓高谈斗争合理论,这场政治运动生发、狂热、转向、诡辩、落幕,今日仍发人深省,不可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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