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选择错成千古恨

我从一个老先生那里，看到一本澳门出版的书，名字叫《博士之家》。书的作者是施议对先生，他是吴世昌的博士研究生，1986年吴世昌逝世的时候，他一直守护在身边。这本书中收了两篇施议对怀念他老师的文章，使我对吴世昌晚年的经历又多了一点了解。特别是其中说到的两件事，使我能够把青年吴世昌和晚年吴世昌联系在一起。第一件是1971年间，吴世昌在河南息县干校，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提前回北京。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于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形式，更急着打点行装回北京，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既谈接受教育之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一番。而吴世昌却一言不发，军代表让他说一说，他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未假思索，就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就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可急坏了大家，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那么天真，弄不好还得继续留下来接受改造。军代表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这是“文革”中的事，“文革”之后，刘再复对吴世昌的评价是“正声满学院”，可见吴世昌真是敢说话的人。比如对一些社会现象，吴世昌就说过：“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由此可见他晚年的心情。现在人们都知道吴世昌是知名的红学家、词学家，很少注意他青年时代的政治倾向，而忽略了此点，对于了解吴世昌是不全面的。吴世昌的经历，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更有其特殊性。

吴世昌出身燕京大学，青年时期即在学术上显示了才华，曾受到过胡适的赞许。“九·一八”事变时，吴世昌是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的第一届主席，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7年，前4年是英文系学生，后3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37页，北京出版社，1980年）青年吴世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虽然他在专业上已崭露头角，但并未因此放弃了对社会的关心。这是吴世昌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对民族的情感，后人已很难理解，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支配着他们，在政治的选择上，民族情感总是处于支配地位，这多少有些影响了他们的理性判断，对吴世昌来说，这种矛盾更显示了深刻的悲剧性，此点我后面再说。

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了《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胡适当时对日本有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一个“守”字，不主张抵抗。第二天，吴世昌就以“一个青年”的名义致函胡适：“适之先生：昨天读你的星期论文，心里非常悲痛；今天又读《平津太晤士报》上的华北独立运动消息，我的悲痛实在忍不住了。中国人民这几年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回想起‘九·一八‘事变初起的时候，国家的不可收拾还没有这样的利害深刻。那时的时论，有的主张玉碎，有的主张瓦全，但是现在呢？纵甘破碎已非玉，便欲为瓦岂得全。试问我们在这悠悠的4年中，有没有作玉碎的准备，有没有求瓦全的方法？且不说在朝的国民党的糊涂颟顸，即就在野士大夫的舆论而言，实在也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太多顾虑踌躇，乃至于太躲懒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7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吴世昌写这信的时候是27岁，胡适已44岁。吴世昌给胡适写信，是首先把胡适看成是自己的前辈，他的激情也是建立在对胡适的信任之上的，可以这么说，这是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4天之后，胡适即给吴世昌回信，进一步申说了自己的苦心，他说：“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同上280页）胡适在信的开始即称“世昌兄”，可见是有交情的。《胡适的日记》在1933年12月30日下记有：“今天吴世昌雇汽车来接，我们同到八道湾接启明同去。”1934年2月13日的日记：“上午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诸人，商量办一个月刊，为《新月》的继承者。杂志的名字，讨论甚久，公超提议《环中》，吴世昌提议《寻常》，一多提议《畸零》，我也提了几个，最后决定《学文月刊》。”（《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吴世昌收到胡适的信以后，又给胡适写了回信，表白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在信的最后说：“我所望于先生者在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同上281页）从吴世昌对胡适的期望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吴世昌在许多问题上还是认同胡适的，他们之间的不同处在于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成熟的中年人，由于年龄和地位不同，对时局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事后评说，就各自所处的地位看，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真诚和尽职的。差不多10年之后，吴世昌对内战发表的许多见解，比之于当时的青年，就成熟稳健得多，这时青年的言论，正好像青年吴世昌和中年胡适的那一段冲突了。

40年代以后，吴世昌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已经活跃在学术界，这一时期，他重要的活动是和储安平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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