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正文

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年 还原二万五千里神话

  • 历史

北京—就在70多年前,毛泽东曾扬言“长征是红军最好的宣传工具”。如果他仍健在的话,于10月22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一定会让他老人家感到无比骄傲。

在北京,很多书店特别为有关长征的书刊设置了专柜,报纸上都刊登著红军老战士的回忆故事,电视里则播放著以长征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记录片、大型文艺晚会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于1934至1936年间完成了历史上最长的军事撤退,从江西瑞金到陕北延安,中共指全程达两万五千里,因而又被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认为,这是他们对抗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时至今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依然少不了毛泽东率领红军、躲过蒋介石军队重重封锁的故事。例如北京学校里所使用的历史课本,就是以毛泽东的《长征》一诗(见注)开头,描述了红军突破国民党重重包围、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在甘肃胜利会师,进行整编的英勇故事。

在2002至03年间,两位英国作家李爱德(Ed Jocelyn)和马普安(Andrew McEwen)重走了长征路,并访问多位老红军和目击者。在随后出版的《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一书中,他们指出:“出于自身的需要,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完全歪曲了长征故事。毛泽东的作用被神化了;好像整个长征中,就是他一人在挽救红军,瓦解蒋介石的重重封锁。”他们认为,毛泽东夸大了长征的距离,而实际路程可能还没有二万五千里的一半。

在《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出版)一书中,美国作家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也曾大赞毛泽东在红军长征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李爱德和马普安,可能才是最先把中国这段神化历史还原真貌的人。

不过,旅居英国的纪录片制作人孙淑芸(Sun Shuyun)在今年出版的《长征》(The Long March)一书中暗示,既然中共依然看重长征的神话色彩,也说明它并未准备重新评价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为长征的历史意义盖棺定论的毛泽东已逝,但中共的“建国传奇”依然在为新时代服务。她说,“长征精神”已灌输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怕苦,想想长征两万五;怕累,想想先烈受的罪。”这些话教育中国百姓面对一切困难都要迎难而上,实现党设定的任何目标,因为所谓的苦难同红军长征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因而,几十年后,我们又继承著“红军”精神,迈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长征路:加快国家工业化,实现人口大国的粮食自足,经济上追赶西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造,将人类送入太空,构建更美好的21世纪。

在采访了超过40位红军老战士后,孙淑芸抽丝剥茧,逐渐剥开了裹在“长征”身上的神化外衣,并拼凑起了这段历史的更真实版本。她发现,虽然中共的“长征”版本宣传效果的确不错,但这段历史的背后隐藏著不少丑陋的事实。诚然,长征已过去70年,人们对这些垂老的见证者的证据应慎重对待;不过,他们眼中的历史,却不约而同地与中共的版本出现了不一致、甚至是明显分歧。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首先,中共的版本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当时的农民非常踊跃,都是排著队要加入红军。实际上,红军没有这般魅力,绑架和威胁才是徵兵扩充的惯用伎俩。一些女性军官有时还不得不出卖色相来招募新丁,以免因不能完成自己的徵兵任务而受到惩罚。当时红军士气极为低落;因此,虽然按军法逃匿要遭枪决,士兵依然大批地逃走。孙淑芸估计,在湘江的一场战役中,就有3万人下落不明,大部分可能是当了逃兵。

很多人相信,红军所到之处,均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夹道欢迎。事实远非如此。在长征中,红军不但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追杀,还屡屡被地方军阀骚扰。在经过偏远村庄和贫瘠之地时,疾病开始肆虐,逃兵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些都让红军更焦虑不安。

在粮食短缺、气候恶劣的中国西部,若用鸦片从当地村民那里换不来粮食,红军便直接动手抢。藏民们所受的苦难更为惨重,据说不少人因红军没收了牦牛和谷物而被活活饿死。即使中共作出帮助藏民翻身做主人的承诺,却始终未能驱走藏民对红军的憎恨。一位老红军对孙淑芸说,他们当时与藏民交战的次数,远多于对付国民党队伍的次数。藏民们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难,就连毛泽东和邓小平后来也承认红军(1946年改称人民解放军)亏欠他们太多。

不过,我们也绝对不能低估当年红军本身经历的困苦。孙淑芸说,红军战士的经历,甚至比中共历史所讲述的还要悲惨。

由于装备不够,很多人在严冬里被冻死。战士们不得不吃掉皮带和步枪的枪带,以免饿死。在如此的情况下,红军放弃了病号和少年兵,甚至还有婴儿。而最惨的莫过于女兵。

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孙淑芸流著泪讲述道,极端恶劣的条件令不少女战士不育,一些落在大队伍后面的女兵还被军阀部队强奸,这些事后来却被中共否认。当然,在黄金时段播放的有关长征的电视节目里,人们是不会看到这些残酷沉重的事实的。

在孙淑芸的书中,最令人寒心的事实,要数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在30年代进行的多次政治清洗。可以说,早在掌握政权之前,中共就已暴露出残忍的镇压倾向。1931年的一次血腥清洗,夺去了约2万人的生命。孙淑芸认为,正是这些无情的清洗政策,大大削弱了红军的实力,以至于它无法在1934年保卫自己的瑞金根据地,并最终被迫开始长征。

她写道:“随后40多年毛泽东迫使中国百姓进行的多次‘长征’,所带来的伤害远比红军长征更痛苦,且更持久。我们承受这些痛苦,部分原因是我们丝毫不知道红军长征的真实原因,也不知道瑞金根据地崩溃的真实原因。在被套上明亮的光环后,长征背后的教训并没有被汲取,直到今日仍是如此。”

今日时事新闻网|最新时事优选新闻–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年 还原二万五千里神话


了解 即时新闻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