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县级反右派运动

一九五七年的寒假没有过完，县级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春节刚过，积雪未化，瓦沿上倒挂着冰棱，如闪着寒光的凿子，看着，总觉得它凿到心中来了。学校操场四周的白杨树落尽了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在寒风中索索发抖。看着，总觉着心也在发抖。全县中小学的教师还没有在家中享受够和家人团聚的温馨，就接到通知冒着寒冷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淳安中学集中，住在各个教室里。即使家在县城的教师也不得住在家中，都得住到淳安中学。淳安中学一下子成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伟大领袖说过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儿有右派，尤其是中文系、历史系。如今，淳安中学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必然有还没有挖出来的右派，县一级的反右派斗争很有必要，再给敌人的队伍中增加些人马吧！

淳安中学的教职员编成一个大组，上面派来一个姓孙的组长来领导这场县级的反右运动。孙组长也是县派来的领导这场中小学反右运动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孙组长四十多岁，是行伍出身的老革命。他原来在省里当什么长，下放到县里来了。

目的是揪右派，可是还要先发动大家帮助党整风，动员大家鸣放，动员大家提意见。我觉得这是重演我在大学里经历过的一套，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这回有了经验，领导者操作得有计划，有程序，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斗争艺术更完美了。又是虚怀若谷地劝说大家大鸣大放，劝说大家帮助党整风；又是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古语来吸引傻气十足的而又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傻得可爱，可笑，最后是傻得可悲。他们自以为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有知识，因而他们也很聪明，意识超前，对问题敏感，谈问题尖锐，他们以此自负，甚至有点傲气（或者说是书生气），喜欢议论朝政，指点江山，甚至激扬文字；他们在议论朝政时又往往不喜欢唱周颂，在他们看来找出事情的缺点加以改正才是最重要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使傻乎乎的知识分子清醒了，他们接受了教训，封住自己的口，再也不敢议论朝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

给大家作动员帮助党整风的报告的是县委刘书记。县委书记，这是县里最高级别的官员了。刘书记，黑而瘦，但瘦得很有精神。他是山东人，但不知是山东何处人。他说话时，嘴里象是含着颗山东大红枣，他的话象是这颗山东大红枣在嘴里滚动出来的，因此，听众要很专心才能听懂他的山东话。他作报告时披着棉军大衣，讲话时，他时时挥手，学伟大领袖挥手的姿势，因而，他的棉军大衣就时时滑下，他时时拉上。这样是很麻烦的，但他就是不肯将棉军大衣穿上或脱掉。大约当时当长的作报告都以披着衣服为时髦，如同如今女子以坦胸露背为时髦。刘书记的报告很长，当时一些当“长”的作报告以长为时髦。他从上午八点讲到下午一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众已饥肠辘辘，他却正方兴未艾，直到下午两点，他才不好意思地说：“今天只能这么简单地讲了这些了。”他的报告归结起来是一个目的：要把中小学教师心中的意见勾出来。我是有经验的，知道这是“引蛇出洞”之计，美其名为“阳谋”。

然而，刘书记达不到目的，知识分子有了教训了。一九五七年，中小学教师从报上以及从传闻中早已知道整风、反右是怎么一回事了。他们来参加运动之前，他们的亲人是会再三再四地叮咛他们要慎言、少言或不言的。帮助党整风与否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招祸。民谚：“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这是与名言“沉默是金子”一样明智的话，这是老百姓从漫长的因言获祸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防口祸的箝口术。其实，不用亲人的叮咛，中小学教师也知道“祸从口出”这句名言，也知道社会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封住自己的口是多么重要。因此，尽管刘书记诚诚恳恳，虚怀若谷，求言若渴，苦口婆心地作了大半天的报告，在分组鸣放会上，也没有从中小学教师的口中勾出半句帮助党整风的话来。鸣放会如同默哀般寂静无声，万马齐喑。我当时很替中小学教师庆幸：知识分子变聪明了。

一连几天，分组鸣放会都在沉默中度过。这种沉默多么难熬。沉默者在沉默中战战兢兢，领导者在沉默中心急火燎：蛇为什么不出洞？领导者毕竟是领导，有领导艺术。领导组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提十条意见，要写成大字报贴上墙，要把意见的底稿抄在发下的纸上交上去。每人每天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就是对党不忠诚，就是对运动的态度不端正，就是……一连串的“就是”，都是关系着每个人的比生物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的大问题。领导者这一招真灵。可怜的中小学教师无法再沉默，必须启封他们自封之口，但他们启封之后仍是牢牢记住“祸从口出”这个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教训，因此他们每天都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绞尽脑汁提十条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完成任务。一下子，墙上的大字报多了，很是热闹。领导还号召各个组展开竞赛，看哪个组的大字报多。

“提一条意见：请校领导考虑能否在教室门口摆上开水桶，供应学生饮水。”

“请总务处把学校或围墙的墙洞补好，保证学校安全。”

“请教师不要在教室里吸烟。”

“……”

所写的大字报大多是类似这样的意见，所用的语气都很温良恭俭让。

领导发火了，孙组长也发火了，认为大家提的意见都是鸡毛蒜皮，质量不高。于是，再一次强调敢不敢帮助党整风，是对党忠不忠的试金石。要大家提质量高的意见。

尽管领导发了火，孙组长也发了火，但中小学教师仍然勇敢不起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正确，哪里有什么缺点？更不用说有错误。谁敢鸣放？

运动刚开始，我就被调了房间，调到姓胡的总务主任房间里和胡主任一道住。胡主任是很革命的。我心中明白，知道领导调我去住的目的是要让胡主任监视我，是怕我在运动期间会搞什么破坏。我意识到领导这种苦心，心底感到很好笑。运动刚开始，孙组长就在小组会上警告我：“你已经是右派了，是死老虎。让你参加这次运动，是要你在运动中改造自己。你必须在运动中老老实实，夹着尾巴，不准乱说乱动。”孙组长对我的关心，使我很感动。我牢记孙组长的谆谆教导，不乱说，不乱动，但我也要完成每天提十条意见的任务，这真是难死我了，我也只能绞尽脑汁提些鸡毛蒜皮的意见充数，我不敢让它质量高起来。

孙组长又发火了，在小组会上点名狠狠批了一位姓戴的教历史的年青教师，因为戴老师自运动开始以来不发一言，也没有写一张大字报，这不是对抗运动是什么？不狠狠批一顿行吗？这位戴老师平时就少言寡语。他上课时是对着课本读书的，从不管学生在下面吵闹；除了上课，他基本上足不出户，从不与人打交道。孙组长一点名一批判，一些党员也跟着批，一些人见有人当了靶子，也乐得跟着批，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批得戴老师哭了起来，抖抖地说：“我……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是不知道提什么意见啊……”他的泪水沾湿了他的眼镜片。一个男子汉如此哭，令人心惊胆战。批戴老师，是有点杀鸡给猴看的味道的，是为了威吓大家，要大家提质量高的意见。

终于有个别的知识分子封不住自己的口了，他们也许真的受了领导的动员报告的感召而真的觉得要帮党整风呢。这个别的知识分子中就有教生物的方老师。方老师写了一张质量高的大字报，说某某党员偷学校食堂里的炭。我看了这张大字报，就知道这位方老师是自己往枪口上撞了。这个傻瓜，难道不知道当时的奇特的逻辑推理：党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的，诬蔑某个党员就是诬蔑党，这叫做对党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会偷炭吗？说党员偷炭，不是诬蔑党是什么？不是反党是什么？所幸淳安中学其他教职员还是能守好自己的口，守好自己的笔的，没有提高质量的意见，然而，领导还是要大家每天写意见，每天要绞尽脑汁写不痛不痒的大字报，真是非常难的事。

好不容易熬过了半个月，领导组终于宣布整风阶段结束。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反右阶段。

县委刘书记又来作动员报告。这回他所用的言辞不是求言若渴、不是虚怀若谷、不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了，而是暴风骤雨，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了。理由自然是第一阶段中有右派分子乘整风之机向党进攻。虽然从运动一开始，中小学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必须过反右这一关。反右，才是运动的真正目的。整风，只是这次运动的一个引子。但当这真正的一关到来时，中小学的知识分子还是惴惴不安的，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右派分子的帽子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这时，县机关单位也开始反右了。几天前中小学反右运动的领导成员之一的教育局的杨局长还曾坐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忽然传来消息说杨局长成了右派分子了，至于他有什么“罪”，大家不清楚。我想起我到县教育局报到时，他叫工作人员在给我的介绍信上附上我是右派分子的情景，不禁有所感叹。曾几何时，他还是个革命领导干部，忽然就成了反动的右派分子了。人生的命运，实在无常。杨局长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传来，使中小学的教师更加人心惶惶。领导组宣布：反右阶段，一律不准请假外出，这更加增加了紧张气氛。

孙组长这回不是劝说大家帮助党整风了，而是声色俱厉地要大家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行。他强调揭不揭发是个政治态度的问题，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抱什么立场的试金石。但是，揭发谁呢？谁是右派分子呢？同事多年，谁也不能昧良心说别人是右派分子，何况有什么根据？教生物的方老师是讲某某党员到食堂偷炭，但这不是指出某党员的缺点错误，从而帮助党整风吗？能谈得上是右派吗？我是右派分子，但我已是死老虎了，揭发死老虎是不算数的，何况我到校不久，处处小心，如履薄冰，没有什么新的罪行供大家揭发。至于我的老“罪行”，封在档案袋内，大家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好几天过去了，白天夜晚地开会，一再动员揭发，但总揭发不出具体的内容来。反右运动落实不到具体的人的头上，就完不成伟大领袖定的右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的百分比的，反右就取不到伟大的胜利。领导组是很着急的，但是领导是难不倒的，领导是很有斗争手段的。孙猴子纵有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终于有一天，反右斗争的矛头锁定在教生物的方老师头上，罪证就是他写的那张说某某党员到食堂偷炭的大字报。批斗他时根本不问问他某某党员偷炭是不是事实，而是运用了当时的奇特的逻辑推理：党是由一个个党员组成的，污蔑某个党员即污蔑了党，就是抽象肯定党而具体否定党，即反党也，即反社会主义也，即反人民也，即右派分子也。开始时，方老师还辩解，发誓说某某党员偷炭是真的，是他亲目所睹的，后来被奇特的逻辑一推理，他就百口难辩了。何况还有人指出，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有很高的觉悟的，是绝不会去偷炭的，方老师是有意对党员中伤，其用心何等恶毒！这时，又有人指出方老师的第二条“罪状”：他在上课时对学生说雄青蛙爬在雌青蛙的背上交配，然后产卵，然后有蝌蚪，然后变为青蛙。这条“罪”被奇特的逻辑推理为：向学生进行黄色宣传，是毒害青少年。孙组长对此条“罪状”特别气愤，说：“这是放毒啊！”我坐在小组内，听着这样的逻辑推理，感到匪夷所思了，这是正常的讲课啊！这是正常地讲解一种动物的繁殖过程啊！怎么是放毒？我感到这社会不可理解了，但我只是内心想想而已。（许多年后，我读到戴煌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书中提到一位十八岁的女孩因为说了“美国的皮鞋油真好”这句话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教养这件事，我感叹类似方老师的情况不是个例啊！）有了这两条“罪行”，方老师便是名副其实的用心何其毒也的右派分子了。有了具体的靶子，大家就群起而攻之，一个个义愤填膺地发言痛斥方老师。也有很象我大学时同班的那位党员一样的很革命的人帮方老师找到方老师成为右派的阶级根源，指出方老师家是富农成份，是剥削阶级，是想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挖阶级根源，这似乎给领导很大的启发，打开了挖右派的门路。在孙组长有力的领导下，继方老师之后又挖出了两位右派分子：语文组的余老师，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校医室的徐医师，他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军医，有军官衔。虽然他俩在运动中没有说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言论，也没有写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字报，但他们理所当然地名正言顺地成了右派分子。据奇特的逻辑推理：他们的成份和历史都有大问题，这样的人不想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才怪呢！不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才怪呢！所以他们必须是右派。他们俩没有象方老师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默默地接过帽子。他们比较聪明，知道争辩是没有用的，争辩只能被看作是“顽固不化”，是花岗岩的脑袋。

其他中学、小学也深挖出一些右派分子，也是运用了奇特的逻辑推理的伟大的力量的。

如来佛毕竟佛法无边，任你怎么封住自己的口，都逃不脱他的手心。

淳安县这场反右运动进行了两个多月才结束，弄出一些右派分子来，完成了钦定的百分比的指标，当然也是取得伟大的胜利的。其时已是一九五八年了。一九五八年县级的反右，还有城市中的反右补课，右派分子的队伍中又增加了新成员，使全国的右派分子增到了五十三万人（这只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是不止这个数字的），共和国一下子多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敌人的队伍，而这支队伍是由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右运动这种伟大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有这种胜利？

孙组长同我大学里那位很革命的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很坚定的庄同学一样，反右有功，我想，他的顶子要红了。果然，反右结束，他就成了淳安中学的校长。孙校长很革命，我预感到在他的领导下我的日子不会好过。淳安中学新增了三位右派，加上我与王老师，共有五位右派了。一个有四五十位教职员的学校，有五位右派分子，达到钦定的指标了。我忽然暗地里有点高兴，我有了更多的同类了，今后苦苦修炼，有了同伴了，不再孤单了。（几年后，调来一位女教师，她的丈夫在淳安中学教书，是华侨，为了照顾而将她调来的。她也是在大学毕业时被划为右派的，分配在大城市，考查一年，一年后，她就被摘了帽子了。算是个摘帽右派吧！我也是被考查一年的，但我后来竟然被考查了六年，不知是不是淳安县另有政策？）

我经历了两次反右运动，荣幸极了。我冷眼看着这场县级的反右运动一幕幕地演出，每演完一幕，我就能凭在大学反右运动的经验猜出下一幕的内容；领导组每讲一段话，我都能猜出其用心，我觉得有趣极了，悲哀极了。我有幸生在中国，生在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才能亲历这样有趣的事，这样悲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