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海龟与土鳖

中国刚刚有新学堂的时候,没有什么留学归国人士,所以,学堂的新学,外语和声光化电之类,只能由老外来教。那时的新学堂,分成两类,一类是官办的,比如北京的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一类是教学学校,像圣约翰学堂。但无论哪一类,外籍教师大抵都是传教士,偶尔,也会有外国大兵什么的,混在其中。后来,朝廷办新政了,废掉了科举,大办学堂。教新学的教师奇缺,连教体育的都没有。这时候有海归了,但海龟们大抵往政府机关里走,进去就有高官可做,谁稀罕做教师?没办法,只好一面凑合,一面请洋人。凑合的办法,是让去日本学速成的人来教。所谓速成,就是日本人为了迎合蜂拥而来的清国留学生的需求,办的速成学堂,日语还没有学会呢,就已经毕业了。请洋人倒是还可以,但一方面太贵,另一方面,洋人不懂汉语,教起来挺费劲的。至于本土的土鳖,不管学问有多好,也只能教国文。

到了民国,海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教会大学之外,像点样的大学,本土化趋向明显,大学基本上成了海龟的天下。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80%以上的教授,都是海龟,英美留学生是主流,日本留学生其次,至于土鳖,只能溜溜边,拾遗补缺。在北洋时期,同为大学教授,待遇根据出身,各自不同。英美名校毕业生,月薪四百大洋,日本的名校留学生其次,二、三百大洋不等。如果是土鳖,也就百多元大洋。当然,日后如果表现好了,土鳖也可以慢慢加薪,但起点无论如何都高不了。

不仅大学如此,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机构,也比照办理。据后来做过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的陶希圣回忆,进商务印书馆,若是英美名校的毕业生,比如牛津剑桥和哈佛出身的,月薪250元大洋,有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也大,而且有专门的书橱,椅子是藤椅还有别的方凳以供待客;如果是英美一般大学大学的毕业生,则月薪200元,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但桌子比较大,长四尺以上,有藤椅;如果是日本名牌大学,如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则月薪150元,卓异跟英美一般大学毕业生类似;而日本一般大学毕业生如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出身者,则为月薪120元,桌子三尺半长,没有藤椅了,要坐硬木椅子;至于国内大学的毕业生,东吴、金陵这样的教会大学出身的,月薪90元,桌子小到三尺长,硬木椅子;如果是北大毕业的,则只能月薪60元,用最小的桌子和最差的椅子。当年商务的老板是王云五,此人不是留学生,自己连文凭都没有,但却对留学生如此偏爱。

其实,无论大学,还是比较牛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进入的人,都要有人推荐,而且需要考察,能通过的,都不一般,多少有两把刷子。但出身不同,初始待遇就大不相同。中国的新学,是从外面学来的,优待留学生,在所难免。民国期间,留学就像科举中了进士一样,成为一种特别的身份。上流社会聚会,见人先问,阁下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同样进大学教书,海龟们的考核,马马虎虎,但土鳖进来,非有过人的成果才行。后来的人们,总是拿梁启超、钱穆说事,其实,这两位能进大学做教授,都是因为他们著述甚丰的缘故。

当然,进了大学的海龟,表现优异者不少。包括一些理工科的教授,在那么差的条件下,不仅开出了西方大学所能开的课程,而且科研成果也相当骄人。但其中的混子也不是没有,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有好些教授,就拿当年留学的听课笔记混弄。被学生看破,偷了他的笔记,课就没法上了。至于在海外混了多年,一个文凭没拿到,回国买个野鸡大学的文凭,混进一般大学教书的,则更是没法提。现在人们一提到民国的大学,好像里面尽是大师似的,其实,即使在那个时候,大师也是稀罕物。

说到底,海龟也好,土鳖也罢,关键是本事大小。大学用人,关键看人讲课如何,科研能力如何。海龟里,也有饭桶,土鳖里,也有英豪。讲出身,在大学草创时期当然无不可。但办出点名堂之后,再这样讲究,就不对头了。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那时的海龟与土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