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不懂“术”的可贵，口无遮拦，直来直往，不知不觉中犯了滔天大罪。“反右”时虽然在躲闪腾挪种种招数下逃过一劫，但“文革”关就不易闯过。明知这派那派是坑人的圈套，所以拿定主张当了“逍遥派”。别人在战斗，我们几个不愿吃受气饭的做外包工的“无业游民”，便摆起了龙门阵，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喝茶末茶，吸手卷烟，从残酷的战斗谈起，又谈到“文化大革命”“革”得我们没有了生路。“四个伟大”有多少个女人，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没有保护好“太子”，所以注定要倒霉。又说到将来政策宽松了，我们几个人合伙开梳篦店就生活有靠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信口开河，不着边际的闲话，废话，竟然导致了我终生难忘的灾难。
由于“摆龙门阵”成员之一的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少将，此人被斗到派出所去汇报他父亲的情况，于是把我们闲谈的内容也汇报了，或许还加油添醋。没几天，我也进了派出所的学习班，两天后被五花大绑地送进了“工人纠察队”，整整隔离审查一年，无端罚跪、罚站、掴耳光、打屁股，几乎是必修课，尽干些做砖坯、挖泥、烧窑等重活，还要支付伙食费。一年后仍回派出所，天天由警察押送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河道中搞城防工程，伙食自理，完不成任务夜以继日地干。工程结束，我被分到铝丝社当临时工。半年后，我又被送往看守所，每天都站在解放牌货车上到各大单位去游斗，往返北京的列车经过常州站时，我们站在批斗台上挂牌示众，如此这般地“搞臭搞透”搞了十五天。在1972年5月，我被宣判犯现行反革命罪，处有期徒刑五年，于是送无锡江苏省第13劳改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去了。我被分配到钢材仓库劳动，过了不久，有一天召开全厂大会，在会上，厂长发表了“精彩”报告说：“现在，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根据江苏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件精神，我国的劳改事业肯定有大幅度发展。我们厂经研究决定，并报请省劳改局批准，决定增建一套一万多平方米的磨床车间。你们这些人，只有认清形势，加速改造，才是你们惟一的出路……”
听完报告后使我大长见识，原来，“劳改事业”也在“大发展”的计划之中。
我在“加速改造”中生活，时光也在加速流逝。直到1976年10月，我已被“改造”了四年多。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真所谓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监房里每天晚上的学习内容也变成了“联系实际，深入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解”进了看守所，“囚龄”很长，所以对“四人帮”、“五人帮”十分茫然，他们只知道有“青红帮”、“跑单帮”。为了应付干部，在发言时来个“鹦鹉学舌”，说些“四人帮阴谋杀害毛XX，四人帮纂党夺权，挑动群众斗群众”之类“绝对正确”的台词。有一次轮到我发言时，我竟然破口大骂“江青是狗日的”，听得同室犯人咯咯作笑，没想到又是一次“祸从口出”。同室有位“现行反革命犯”谢仰先生，此人年近花甲，捕前系中学教师，家庭成分地主，因私自焚烧“四卷雄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听了我的发言后，立刻给掌握学习的干部递上一份“小报告”。15分钟后我被叫到中队部，接受指导员的查问。
“陆志常，你对‘四人帮’有啥看法？”
“报告指导员，‘四人帮’是反革命集团，是全国人民的敌人。”
“我问你，你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毛XX是啥？”
“报告指导员，我在小组会上发言根本没有说到毛XX。”
“你说江青是狗日的，啥人是狗。”
“报告指导员，这是常锡地区方言的口头俗语，是对江青的愤恨，意思说江青是狗的后辈。”
“陆志常，告诉你，讲出来的话是客观存在的，赖是赖不掉的。”
于是，指导员把我送回监房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针对“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的调查取证工作，和监房里的值班干部多次低头密语，查阅发言记录，找监房里靠拢政府“求改造”的犯人多名，进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并且做了笔录。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折腾，最后，在小组会上指导员一锤定音地作出了裁决：“中队部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取证，证实陆志常发言时确实说过‘江青是狗日的’这句话，但并没有提到伟大领袖毛XX，谢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同监，责令作出深刻书面检查。散会！”
一场风波，总算有惊无险。虽然事隔30多年，现在想来真是既可笑又可怕，我与谢仰先生同属“现行反革命犯”，是生长在一条根上的两个苦瓜，平时毫无怨仇，但一有机会就会施放这枝毒箭射向另一枚苦瓜，不知谢先生作何想法？真的是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吗？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真有如此残酷？我这样一把老骨头还得不断地勤学苦炼——学海无涯，洵非虚言！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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