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西路军河西走廊全军覆没 幸存者后来下场凄惨

中共西路军河西走廊全军覆没 幸存者后来下场凄惨

曾经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

3月16日,陈昌浩和徐向前在一个警卫排保护下离开部队向陕北进发,余下部队分散成几股突围(包括陈昌浩怀孕的妻子张琴秋也被留下,在戈壁滩上生下了孩子后被俘)。徐向前命令一旦遇到青马主力部队截击,就立即分散开,用陈昌浩的话来说:能活一个算一个吧。

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把西路军余部编成3个支队,红30军剩下的五个营和总部直属队人员共1500余人编为左支队,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

红9军剩下的3个步兵连,两个骑兵连共500人编为右支队,由红9军政委王树声,军长孙玉清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

另外还有重伤员、病号及妇女、小孩等无法作战的几百人编为一个支队,由红5军参谋长毕占云率领,就地转移,实际就等于等死了。

由此西路军彻底覆灭!

徐向前和陈昌浩带着警卫排走了几天,发现人多目标太大,随即分散撤退。徐陈两人走了几天以后,投宿到大马营村一个汉人医生但复三家。陈昌浩当时有病,高烧不退,但复三正好是陈的湖北老乡,为其精心治病。

陈昌浩让徐向前先走,自己留下治好病再说。

于是徐向前化装成放羊人,靠一路乞讨为生,向陕北走去。相比其他红军指战员,徐向前这方面的经验丰富,曾经打过多年的游击战。他白天睡觉,晚上步行,一路躲过国军和当地民团设置的关卡,前后走了数千里。这一路极为艰辛,徐向前身上虽有十几个陈昌浩给的金戒指(两人的路费),但由于自己化装成逃荒的牧羊人,不敢拿出来用,只好靠讨来的残羹剩饭和野草野果勉强充饥,终于走到了苏区。徐向前一辈子打仗,心肠极硬,有胆色,无数次面对死亡威胁,从没流过一滴眼泪,但在路上突然见到陕北苏区派来接他的耿飚(原红四方面军红4军参谋长),徐忍不住当场痛哭流涕。

由于徐向前为单纯军事将领,并没有参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决策,此次西路军覆灭中也是完全听从中央决定,并没有明显失职行为。加上人才难得,徐向前在抗战中被任命为129师副师长。虽然如此,但其实徐向前此后再也没有受到重用,其最高职务不过是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而林彪,彭德怀,粟裕已经分别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之前大雪山和中央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手下不下10万之众,当时林彪,彭德怀不过是红一方面军的一个军团长(也就是师长)而已,两个军团总兵力只有7000多人。而粟裕还在浙江敌后领导一个不过1000人的挺进师开展游击战。

至于陈昌浩的下场就要惨的多,在但复三家养好病后,他犹豫再三,最终没有敢像之前说的那样去陕北跟中央斗,而是返回湖北老家暂时隐居。

实际上当时张国焘已经被整倒,包括许世友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大将都在被整,后来张国焘的心腹李特,黄超都在新疆被王明下令枪决,如果陈昌浩此时去了恐怕没有好的结果。

直到抗战爆发以后,陈昌浩才回到苏区,要求参加八路军去打日寇,结果却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中共中央认为陈是张国焘忠实的爪牙,应该对西路军覆灭负责。

后中共中央借口陈昌浩有严重的胃溃疡,将其送到苏联治病,实际是去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在苏联,陈昌浩很快遭遇苏德战争的冲击,被当做有问题的党员,流放到中亚的一个集中营,干了2年背石头之类的重体力活,每天只有一点点食物。后苏联战局好转,陈昌浩才和一群流放犯回到莫斯科,担任政府的小职员。陈昌浩多次要求回国,都被拒绝,被迫在苏联呆了13年,还跟一个苏联纺织女工格兰娜结了婚(格兰娜和陈昌浩结婚时候不知道他的身份,认为他就是个小职员)。陈昌浩直到1951年才得以回国。在他做出深刻检讨,承认了历史错误以后,中央才给了他一个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工作。陈昌浩自己也一直在强烈的自责中挣扎着,当时如果他在突围出倪家营子后,不再听从中央命令把部队拉回去,说不定上万红军战士都能活下来。

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和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见面的时候,流着泪向这些曾经跟着自己冲锋陷阵的老部下们鞠躬致歉。他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这番话,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1966年文革开始,陈昌浩全家遭受批斗,被指为张国焘忠实走狗。陈昌浩在目睹彭德怀、贺龙、陈毅或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或被拳打脚踢大肆侮辱,又听说原中共总书记李立三自杀,张霖之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最后听说连朱德都被抄家,朱德夫人康克清被挂牌子游街。

此时,作为老政工干部的陈昌浩,自知以他的罪名难逃一死,1967年7月,他服毒自尽,时年61岁。这个27岁就敢于坐上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国军控制的城市抛洒传单,在大草地以一句:你们要坚决服从命令,绝对不许开枪,从而避免红军自相残杀的传奇将领,就这样死在文革中。

自杀后,上面认定陈昌浩是反革命畏罪自杀,将其草草火化并且将骨灰随便丢弃,因此陈昌浩墓中是一个空骨灰盒。这个曾经在中共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却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而在陈昌浩死后,他的苏联妻子格兰娜虽然已经被迫跟他离婚,却仍然被指责为:大叛徒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陈昌浩的老婆。格兰娜因为这个罪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八年之久。陈昌浩前妻,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也因为西路军历史问题被逼跳楼自杀。陈昌浩的儿子,哥哥等几乎所有亲戚都连带遭殃。

除了这两人以外,其他人的结局各异。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9军军长孙玉清这支右支队运气很差,突围的方向有大量青马部队,他们于3月25日在牦牛山附近被青马一个团拦截,500人全部被打散。他们在祁连山的原始森林艰难行进,天气严寒,又没有粮食,加上不时和搜山的小股青马士兵和民团交火,越打越少。

4月上旬的一天,当孙玉清和几个战士走到酒泉以西20公里的南山三道沟文殊庙时,与搜山的青海民团遭遇,本来就已经负伤的孙玉清行动不便而被俘。

马步芳下令将其押送到西宁,一再诱惑其投降。马认为如果能有一个红军军长投降他,对于青马有着很大的政治意义。但孙玉清根本不理会,于是马步芳下令将孙玉清处死。

王树声运气较好,被打散以后他带着3个战友侥幸突出祁连山。但刚下山突然遭遇了十几个骑马的蒙匪,蒙匪将他们包围在一间房子里面,让他们把枪和钱都交出来。王树声本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悍将,外号绷麻子,最是好强善战,此刻到了这种地步,要是硬拼就是死路一条,不屈服不行。

王树声下令将四人身上仅剩下的十几块银元,几个金戒指和四把手枪交给了蒙匪。蒙匪不但没有杀害他们,还给他们每人留了一个金戒指作路费。

四人继续往陕北走,很快就身无分文,就在这时却遇到了流浪到此处的红5军保卫局长欧阳毅。欧阳毅比他们先走了一步,但情况也好不到哪边去。欧阳毅带着两个战士下了祁连山以后,被其中一个姓周的警卫员持枪抢劫,抢走了身上仅剩的10块银元。好在欧阳毅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当地暂时靠卖字为生,准备存够路费就回陕北。欧阳毅遇到王树声以后,就收起卖字摊子跟他们一起走。由于几个人都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

但王树声是个硬汉子,又是文化人,实在拉不下这个脸面,也不知道怎么要饭。刚开始他们几个人看到一个村子里面升起了炊烟,就赶快进村要饭,结果被人家一顿臭骂:“老子还没有吃哩,滚!”其他人也就忍气吞声了,王树声却被骂急了,回骂了几句。

甘肃民风强硬,那家的男人追出来就要打,王树声怕一打架就会被当地驻军警察发现,只好拔腿跑了。欧阳毅他们赶忙跟着劝,说了不少好话,人家才算了,还给了他们一些残羹剩饭。

后来他们摸出来规律,看到村子冒烟之后,还要等一二个小时,才能进村去要。那时村民吃过饭,有点残汤剩水,有的就会行善积德。可惜很快就到了春荒时节,农民自己也在饿肚子,讨饭也就越来越困难了,有时候几天都讨不到。

他们几个人只得临时干些重体力活,赚一口饭吃,就这样一路逃回陕北,到达陕北时候已经是半年后的8月。王树声最终被授大将军衔,欧阳毅为中将。

左支队的李先念,程世才领导的1500人继续沿着祁连山向西行军,青马的马忠义部及湟源民团李增荫团一直尾追,所有下山的山口都被青马封锁,想下山也是不可能的。李先念只得率领部队在零下30度的祁连山原始森林中行军。

当时青马的前敌总指挥马元海说:共匪已经放弃通过兰州到嘉峪关大道西进的企图,转向南移,窜入祁连山区之可能性很大,诚如此,则为孤军深入,陷于狭长崎岖山峦层叠,路径狭小的山岭绝地,给养补给都是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且该地区是祁连山的主峰所在地,高度海拔六千公尺,终年积雪,不曾融化,在此严寒季节,匪军窜入毫无人烟的山区,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匪军大多是南方温暖气候中生长惯了的人,对于严寒刺骨的气候,绝难适应,因此天时地利对于共匪绝对不利。

马元海对祁连山的描述倒是没错,十几天后左支队到祁连山下时,1500人中只有900多人活了下来。下山后,左支队赶忙进入甘州河谷野牛山原始森林地带,青马尾追的骑兵无法追入森林,随即放弃了追击。此时李先念用唯一的电台和中共中央联系上,毛泽东让他们尽快到达新疆,已经安排陈云在哈密接应他们。

李先念程世才率领剩下的几百人走出野牛山原始森林,又走上了安西附近的戈壁滩。4月22日抵达离安西县城仅140余华里的蘑菇台,当地一个有名的汉人道长郭元亨赠送给他们上千斤小麦、200多斤面粉及油、盐、牛羊、骡马等一批物资,这等于救了左支队,李先念他们非常感动。

情况刚有好转,左支队又在安西遭遇驻守在此处的青马第100师刘呈德团的追击,双方在红柳园打了西路军的最后一仗。红9军政治部队主任曾日三和团长刘雄武带领200多战士留下阻击青马,其他人乘夜色分两路撤退。

突围的两路人都成功脱离了青马的追击,进入了红柳园外的戈壁滩。负责阻击的曾日三和团长刘雄武等200多名战士全部阵亡。看到红军进入戈壁滩,青马不愿意追入这种不毛之地,而且西路军此举也离开了青马的地盘,由此青马不再对其进行拦截。

1937年4月底,左支队终于到达新疆省入口的星星峡,遇到盛世才派来救他们的卡车,此时左支队只剩下420余人。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结盟,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对中共也比较友好,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亲自将李先念等西路军将士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西路军剩下的几百战士终于看到苏联许诺给他们的几万支步枪和几十门大炮。

左支队到达新疆的人也有不同的结局,红30军军长程世才建国后曾任装甲兵副司令员,55年被授中将军衔。30军政委李先念成为湖北省省长,后来还当上了国家主席。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红5军政委黄超到达新疆以后,被王明以托洛斯基派特务为借口枪决,后在80年代被““平反””。

西路军战士在河西走廊血战5个多月,21800余名将士全军覆没,战死7000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43人,军长师长20多人),被俘后遭杀害者约5600人。还有约4700人被俘后获中共营救返回延安,4500人失散流落在河西走廊沿途(如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重伤后被俘,他自觉无脸回部队,流落酒泉做小生意为生,结果1960年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在酒泉街头),有些人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发现。虽然造成青马正规军和民团约2.5万人的伤亡,但自己全军覆没,是中共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

本来西路军每一步都按照中共中央指挥行事,以巨大的牺牲支援了河东红军的行动,是中共的大功臣。但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这句话为西路军的失败定性了半个世纪,这方面历史被刻意的回避和隐瞒。

由此西路军阵亡和幸存战士都背上了执行张国焘错误政策的十字架,他们的牺牲和付出变得毫无意义,很多老战士含恨而终,更多人在文革时期因为此被斗得死去活来。直到毛泽东死后,1983年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才为西路军彻底“平反”。对西路军的结论是他们严格执行中央命令,失败责任不在他们,西路军战士都是革命英雄。

徐向前在晚年也写出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错误指挥,不顾西路军的现实和存亡,把其当做一颗棋子使用。

中共中央把西路军当做筹码使用,当做可以牺牲的财产,毛泽东不愿意承担不管西路军死活的责任,将责任推给当时已经不管事的张国焘。

陈昌浩和徐向前也有一定责任,他们在中央错误指挥下,没有能够坚决抵制。徐向前晚年检讨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

90年代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先后去世,他们留下的遗言是死后将一部分骨灰撒在一条山、古浪峡、永昌县、水磨关、大马营、三道柳沟、梨园口、石窝山、星星峡一线。

1949年8月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占领兰州,消灭了青马主力。马步芳逃亡台湾,他在台湾不为国府要员所容,在1950携全家逃往沙特,于1975年7月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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