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司徒雷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中关系最重要的见证和参与者。从传教、学中文、办燕京大学，到介入国共内战，最后被毛泽东一篇文章妖魔化。晚年回忆录道出他的真实历程。
他离开中国六十年后，中国人才记起他的贡献。必须指出，毛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中国家喻户晓的文章极其恶劣而又恶毒的歪曲历史，是毛式专制霸道、诬陷文风的范本，但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揭露与批判。
司徒雷登回来了！
司徒雷登（1876─1962），一位出生杭州的美国人，真正的中国通，从传教士之子到传教士，到燕京校长，再到驻华大使，与中国现代史关系密切。司徒雷登晚年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一九八二年在大陆出版中译本，尽管删去马歇尔序言、胡适导言，以及评蒋言论与附录、照片等，仍不失相当价值，对了解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有着独特的相对客观的价值视角。
替司徒雷登扬名最有力者，当数毛泽东那篇。不料，五十九年后，司徒雷登回来，而且永久性“回来”了。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归葬杭州半山安贤园，杭州耶稣堂弄三号的故居修葺一新，矗起塑像，巿级文物保护单位。驻华大使雷德出席骨灰安葬仪式。按司徒雷登意愿，本应葬于他一生心血的燕京校园，何以归葬杭州？想来是燕京现为北大——大陆最敏感最多事的大学，再来一个司徒雷登，给学生会带来怎样的历史记忆？放到相对偏僻的杭州，动静小得多。不过，无论如何，司徒雷登回来了，终于未“别了”，而真正“别了”的，当然是那些要“告别”司徒雷登的人。
热爱中国文化、浓郁中国情
一八八七年，十一岁的司徒雷登首次随父母赴美。次年父母返华，司徒雷登留美上学，最后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一九○四年，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携妻返华，回到杭州的父母家。他请了一位中国青年当汉语教师。最初，这位青年连老外的一口茶也不敢喝。他听说这些传教的洋人会往茶里放一些药片，将喝茶者变成基督徒。
司徒雷登在杭生活三年半，掌握了许多杭谚与日常习语，自信如果在杭州再住几年，一定能讲一口流利杭语。此后，他辗转南京、北京，能够比较中国方言。他引用英国作家麦考利名言：一个人只有懂得至少另一种语言，才能真正懂得他的母语。他在南京生活了十一年，供职金陵神学院。
司徒雷登最欣赏的是中国古文，精练优美、富于表现力，寓意深邃。他指出学习文言的难度在于掌握典故；中国古代经典使他“做人更具有忍耐力⋯⋯对基督教的社会和伦理价值更关心。”他欣赏中国文学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欣赏它在人与人之间讲求相互忠诚和尊重；赞赏它在社会道德风尚问题上的基本信念，即人应力求和睦相处。
司徒雷登还喜爱书法与山水花鸟画，收藏青铜制品与瓷器，“件件都是珍品”。
创办燕京，宁愿为燕京当“乞丐”
中共将西人在华办学一直指成“文化侵略”，系着红领巾长大的数代国人浑然不知声名赫赫的燕京乃私立大学，全靠人家老外私人募款。司徒雷登一九一九年出任燕京校长，除被日本人禁闭四年，他任校长直到离开中国，在这前后长达三十年中，他一半时间花在募款上。截止抗战爆发，他一共募得二百五十万美元。完全私募，未从美国政府处得到一个美元。其实，美国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至今都是社会捐助，去年（2013）美国十大名校获得捐助达三百三十八亿美元。
司徒雷登的募款感言：“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一九五○年代，中共指燕京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太伤他的感情了。他写道：
燕大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兴办是为了给教会人员的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更主要的，是为了给教会培养工作人员。这正是燕大能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创办的唯一理由，也是它获得经费支持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所要求的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
推助司徒雷登办好燕京的另一动力，是他认识到只有将青年培养成现代文化者，才能由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建设中国，将中国领出贫穷的陋巷。
因帮助燕京学生抗日，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司徒雷登被日军扣押三年八个月。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司徒雷登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华盛顿出于制止国共内战，特意挑选了中共能够接受的司徒雷登。中共里已有许多他的燕京学生，如黄华、杨刚、龚澎、李慎之⋯⋯他的大使任期正好是国共内战的全时期。
幻想为美国拉拢中共反被辱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共占领南京。外国使节包括苏联都随国府迁往广州，唯有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直到八月离开回国。期间，他曾和中共高层秘密接触，试探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可能性。周恩来也表示他可以去北京一晤。但美国政府要求他立即返国。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司徒雷登离华。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强烈谴责国民政府与中共。十八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骂司徒雷登“平素装做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对美国极尽挖苦诬蔑之能事。司徒先生哪里明白，中共亲苏“一面倒”的政策早已铁定。最后，他离开时，中共只承认他为普通公民，不能享有行李免检等外交豁免权。发给他的护照是：“前美国大使”。
司徒雷登回国已经七十三岁。他的亲华言论，被官方禁止。后来中风，半身不遂，一九六二年去世。
司徒雷登在国共争夺中，对共产党有幻想，有希望，是事实。国民党方面，认为他“天真、幼稚”，也是不少西方人的通病。他们直到中共建国后的倒行逆施，才有所觉醒，他们的价值观才有了作用。司徒雷登就是一个。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直称，国民政府一直受中共攻击，且因日本侵略未有较长时期展开和平建设，无法考虑改革国计民生，“但这个政府毕竟是在美国民主思想的鼓舞下通过革命的热情建立起来的。”
回忆录为蒋介石的失败作辩护
显然，美国政府感到困惑。它似乎对国民政府一直没有好感，而对共产党政权倒有好感。但是共产党人对美国官员的谩骂以及没收美国在北平的财产，在美国引起了公愤，致使政府不可能采取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官方行动，尽管美国政府对国民党人确实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政府不再向台湾的国民党人提供军事援助，不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也不论是物资的或是顾问人员。一月十二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重复并详细阐述了这一声明。
他（按：蒋介石）具有过多的优秀质量，反而失败了。对他进行评价时应当考虑下述背景：他所继承的文化遗产，以及他执行艰巨使命时动荡不安的环境。同时再对照一下东方专制政体的历史以及当代的独裁者，那么，蒋介石通常表现出的克制态度是应当加以赞扬的。虽然按我们现代欧美标准来看，他所采取的某些政治措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对委员长的品德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我坚信他一直是自信地在为他的国家的最大利益而忠心耿耿地行事。要他区分他的个人利益和他的国家利益，这往往是不容易的。
共产党的方针是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描绘得极其腐败、无能和堕落，另一方面却大肆吹嘘中国共产党人敦厚正直、廉洁奉公、作风民主，具有崇高的思想和目标，并有利于世界和平。这有效地为中国人民安然接受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扫清了道路。
说来奇怪——这种看法竟然得到了国内外称为“知识分子”的有识之士的个人和团体的完全信任，丝毫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不管诚实的历史学家将来如何解释和评价这一现象，他必须如实地记录以下的事实：当时中国大多数有头脑的知识分子热情地欢迎共产党政权的到来。
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一味追求唯物主义和对一切批评与反对意见实行暴力镇压的政权或制度能够长存。
司徒雷登抄录了艾奇逊的一段话，对毛泽东之所以仇视士林或有一定影响：
我们仍然相信，不管最近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是多么地可悲，不管大多数的中国人可能受到一个代表外国帝国主义（按：苏联）利益的党多么残酷的剥削，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抬头，而且，中国将挣脱外国的枷锁。我认为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应该在中国内部鼓励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事态的发展。
中国怎么可能长期拒绝如此人性化的美国？怎么可能拒绝这么一位真正热爱中国的美国人？正如作家冰心所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历史最后当然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不会止步于某一人物的“别了”。司徒雷登回来了，骨灰盒里盛着的不仅仅只是司徒雷登的“物质”，还有他的精神与理念。当然，一并“回来”的还有送不走的“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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