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被镇反枪毙的一百多位抗日国军将领名单

历史 Alex 3个月前 (06-13) 105次浏览 0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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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中共则派出志愿军

朝鲜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战争进行的同时,毛在中国大陆以“镇反”为名对前民国的官员和军人镇反,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中遇害的国军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不完整的遇害国军将领名单:

姓名曾任最高军职地点时间

王旭夫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四川1951

肖步鹏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1951

刘进第1兵团副司令四川1950

韩起功第2兵团参谋长、徐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1950年

李本一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安徽1951

温怀光第10兵团副司令太原1953

周址第12集团军参谋长广东开平1953

金亦吾第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1951.1.13

王育成第17集团军参谋处长宁夏1951

陈应龙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海南文昌1951

尹作干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河南南阳1954.4.8

李用章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师长四川邛崃1952

喻英奇暂编第5军军长兼粤桂东边区剿匪总指挥广东汕头1950年11月28

经济新编第5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陕西1951

钟祖培第7军副军长兼师长广西1951

曾宪成第3兵团暂编第8军副军长湖北钟祥1952.10

武庭麟第15军军长洛阳1952

夏炯第20军副军长1950

向传义第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四川1950

曹森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河南唐河1952

刘孟廉第27军军长四川1950.9

刘秉哲第28军军长苏州1950.11.17

张治公第29军军长、军事参议院参议河南郾师1951.3

韩步洲第33军军长北京1953

高倬之第34军军长太原1952.12

陈春霖第44军军长,国大代表1950

周静吾第41军副军长、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1950.6

潘峰名第51军代军长江西1950

何绍南第66军军长1954

李楚瀛第85军军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广东曲江1950.11.14

杨健民第96军参谋长安徽宿县1951

甘清池第99军副军长,阳江县长广东信宜1951.12

尚其悦东北行营第一战区挺进军第1军军长哈尔滨1950.5.30

何绍南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绥德县长1954

莫树国第6军第3师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湖南东安1952春

周亚预8师师长1951

潘琦第14军10师师长江西广昌1951

危宿钟第15师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江西1951

黄芳俊第29师师长河南雎县1952

石建中第42师师长1950

何际元第49军79师师长湖南1950.11

刘明夏第14军94师师长1951

赖芬荣第154师参谋长、广东第11区游击副司令1951

宋士台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广东1953

陈运武第77师副师长湖南辰溪1952

邓献坤第90师副师长广东始兴1952

邓仕富新38师副师长、新7军暂61师师长1952

刘培绪第40师师长,北京1954

李传霖整编第47师参谋长1952

韩起功第100师副师长、新编骑兵军军长甘肃临夏1950

周伯英第17补充旅旅长,国防部少将部员湖南东安1952

袁峙山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湖南常宁1951

梁彩林整65师187旅旅长广东鹤山1952

陆汝群旅长广西容县1951

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军司令1951年1月13

王英第12战区骑兵总司令1951年1月

谢灵石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52年

向光明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湖北巴东1952

叶干武甘肃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高参广东梅县1950秋

梁顺德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长1952

梁仲西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广西1951

陈鹏翥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湖北1951

彭永年湖南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1951

孙天放江苏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安徽怀远1951

邓子超江西第九区和第五区保安司令江西石城1951秋

陈哲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1951

关仲志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广东1952

列应佳广东保安第4师少将副师长广东1952

廖卓如江西省保安副司令江西1951

陈定平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海南琼山1951.12.25

程斌第53军上校高参承德1952.5.12

赵鸿厚徐州剿总军官教导大队少将副大队长1952

陈舜统海南防卫总部第1路军监察官海南1950

郭仲容四川绥靖公署人民服务总队总队长1950年冬

项丽源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1952

陈俊三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1952

徐廷瑞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河北蠡县1952

焦达梯长沙绥靖公署少将高参1952

谭正纲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湖南茶陵1952

张铁英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青浦1951

林芝云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湖南湘潭1952

赵俊图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湖南1952

徐余生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四川广安1951

廖德诚赣南师管区副司令江西1951

符树总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海南文昌1952

杨清海合江省改编支队中将司令沈阳1950.8

唐宪尧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四川1951冬

马廷贤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甘肃临夏1958

龚汝松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1951

莫致宽国防部中将高参,广西苍梧1952初

沈荃国防部少将监察员1951年秋

沈荃国防部少将监察官湖南凤凰1951秋

李曙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浙江永嘉1952

戴云林军统局少将专员江西江山1950.8

廖宗泽军统局兵工署稽查处少将处长云南1951年4月15

王春晖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湖南衡阳1950.4.8

霍远鹏内1警第3支队长湖南1950春

方涤瑕西南区宪兵司令1951

李楚藩西南宪兵指挥官1950

戴可雄少将高参,海丰县长1952

罗联辉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新丰县长广东新丰1952

糜藕池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贞丰县长贵州1951.7

黄质胜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广西灵山1951

覃守一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湖北长阳1952

詹宝光广东省干部训练团少将大队长,连山县长1953

王雄琼崖守备司令部参谋长,文昌县长,国大代表海南1951.3.1

陈少鹏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广东兴宁1950

唐孟壑独立第十师师长湖南东安1952

何海清云南北伐军大队长、靖国军师长、建国军军长1950年11

邓玉麟北伐军左路军第一路司令1951年3

夏之时辛亥起义四川革命军总指挥1950年10.6

镇反的国军抗日将士实在无法计数,列出只是一百多位遇害的国军将领。

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然而,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一一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枪决。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枪毙呢?2007年,我们在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打过仗,更没有在“建国”后从事“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枪毙。如此对待国军抗日将士,法理何在?

1949年后以“剿匪”、“土改”和“镇反”杀了多少人?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五十天后,毛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杀害。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处死;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

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一九九九年九月,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的总数,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数字大体吻合。

疯狂杀人的目的是什么?

从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二年,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其实,毛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毛xx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立威之实(即发动群众),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大陆,痛心的是,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中绝大多数竟于四九年之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监督劳动,不仅失去了人身的全部自由,而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的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无处可以申诉的。

但是,历史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

尤其重要的是,正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才向我们提出了“权力的历史合法性”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坚定地领导了卫国战争、顽强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直至完全战胜了外国侵略的政权和政党,都不具有权力的合法性,那么,谁还能拥有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合法性权力呢?如果这样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作出了如此巨大牺牲的政权和政党,在刚刚赢得了那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反侵略战争之后,就立即遭遇了一定要被打倒、被推翻的命运,并且要打倒和推翻它的,又是一个绝不抗战、甚至卖国通敌的政党和军队,而且这个政党非但夺取了权力、甚至攫取了权力的“合法性”,如此,历史的公道何在?更何况这个劫夺了权力和“权力合法性”的政党,又在此后五十年的统治中,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推向了史无前例的残暴统治之中,为它所迫害至死的中国人民居然是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四倍以上。朋友们,这个令人瞩目惊心的历史事实,是不是早就应该提醒我们注意:在现当代中国,谁才真正具有“权力的合法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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