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2日，向日军发动冲锋的中国远征军士兵
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共产党“抗战”是墨写的谎言。为了简洁明快地说清楚这个太大的历史是非，揭穿那个太大的历史谎言，我首先想问的是：国民党说抗战是十四年，共产党则一向说抗战只有八年。那么，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后八年共产党在怎么干的？
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
自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共干了这么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9.18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于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于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请大家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曾在上海抗敌的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但却在同一时间内，“宣布长征，北上抗日”，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于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于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于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为斯大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作前驱”，结果，几乎被我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经逃至陕北并插脚在刘志丹地盘上的中央红军残余，就在他们在一边在毛泽东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又利用军阀残余杨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张学良，特别是利用了杨的阴险和野心，张和东北军失土怀乡的情绪，策动了西安事变，以至于连斯大林都误以为是日本间谍所为。并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蒋介石则险为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
朋友们，我还用再说下去吗？自9.18事变到7.7事变的六年中，从我仅仅举出的这八件事来看，那一件可以称作是抗日之为？实际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国难以造反、甚至乘国难来加紧出卖祖国、分裂中国？日本侵占的是我国的东北，可中共自始至终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谓“风马牛不能相及”。就不说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词而非抗日行为”了！特别是中共虽然将“逃跑”换成了“长征”，将“西上”说成了“北上”，将“革命”说成是“抗日”，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岁岁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长征抗日”，也终于有被戳穿而为人所不耻的这一天！
后八年共产党是怎么干的？
现在我终于能够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谎言”了！
一、是要日蒋火拚，不是要拥蒋抗日
7．7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当国民党军队的浴血抗战已经震动全国震撼世界、特别是山西国民革命军的抗战已经打得血肉横飞之际，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并已经两次向蒋介石立下了“四项保证”的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想继续拖延八路军不上前线，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了。于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共党史即称它为“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场白中就已经“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立即支援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已经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覆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至于中共在1937年8月对内发出的两个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变成地上力量，如何继续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以及怎样利用抗日这顶大帽子来发展和扩张的，我就不说了……
二、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曾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于正面整军”-就是有利于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于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干二净。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于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于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他才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份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请注意，1939年，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抗日”游击战对于夺取共产党革命胜利、而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特别性质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说明。大家总该明白毛泽东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什么东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击战的精华战略-“农村包围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敌后、“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为什么在抗战中，连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县城都没有解放过呢？却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发动内战来“解放”呢？
三、是专打国军，不是打击日军
如果说，在全面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及其中共还不敢过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军甚至还局部地参加了抗日、毛泽东甚至还写下亲笔信歌颂蒋委员长说“先生领导全民族抗战，凡我国人无不景仰”……，对外做足了团结抗战的宣传。但是，到了1939年，当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已经发展到了五十万人马时，毛泽东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阴谋，便开始迅速地暴露出来了。中共军队终于敢于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了！
对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中国的很多组织要求把特区和中共军队无条件地移交给中央政府主席管辖，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然而，毛泽东则反而藉此机会，以“反对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义，将共产党一心要乘机扩张的心机暴露无遗。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毛泽东，就在他延安的窑洞里，制造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概念，称“国民党顽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虽然他们今天还在抗日，但是将来他们一定会投降”。毛因此而进一步制造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革命理论”。第一就是毛泽东强调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就是毛泽东强调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三则是毛泽东强调要同时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继续欺骗舆论。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说：“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东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工农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武装至十万人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泽东还指示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指示信证实了《延安日记》的作者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大家都知道所谓“皖南事变”，知道周恩来曾矫情地写下过“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悲愤之词”，共产党更将“皖南事变”是国民党不打外战专打内战的阴谋，宣传得全世界、全人类都知道。然而，皖南事变就是在我刚才讲的、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军绝不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向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我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终于造成的悲剧。诚如当时的《大公报》所报导的那样，“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别是毛泽东对东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报》记者亦曾感慨说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二十八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然而，共产党从1920年八月苏共为他创建的那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我们的大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停止过要颠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前，它利用国难来分裂中国，颠覆民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它就干脆乘国难来分裂中国和颠覆民国了！这正是它准备夺权打天下的机会所在，它如何能够放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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