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枪决的港报记者，前排右起，邓孝平、赵非、罗金泉、后排右起、陈广平、叶云笙、骆树藩。
遇害的香港传媒人，除六七暴动的林彬外，三十年代已有报人疑因得罪政敌而死于冷枪，到了中共上台还有六名香港记者在广州被处决。
香港《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二月廿六日被凶徒连斩六刀重伤后不足一个月，正在筹备出版的《香港晨报》，两名高层又于三月十九日在街头被四名持铁通男子殴打受伤，传媒界再掀腥风血雨，令人忧愤。传媒人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事务，往往因择善固执而成为恶势力袭击的对象。遭凶徒杀害致死的香港传媒人，现时较为人熟悉的是死于六七暴动期间的商业电台主持人林彬，其实早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已有香港报人疑因得罪政敌而死于冷枪之下，到了一九五○年，还有六名香港报章记者在广州被中共处决。
三十年代开始有暗杀记者事件
香港自一八五○年代有中文报章以来，首名因撰稿而被凶徒枪击的新闻工作者，是《天南日报》社长罗伟疆（1895—1973），他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向来反对割据自大的军阀和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晚，罗在中环摆花街被凶徒连开多枪狙击，凶徒因子弹用尽而持械逃走，罗仅肩部受伤。事后凶手虽被缉获，但他也不知主谋是谁。
至于首名遭枪击身亡的香港报人，是《工商晚报》总编辑黎工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一时许，他从中环报社下班，途经利源东街一号时，一名扮成苦力的男子从他背后连开两枪，击中他的腿和腹，凶徒事后逃去无踪。黎送院时仍清醒，但延至十九日伤重不治，终年四十四岁。他临终表示：待人接物并无私怨，请报中同事继续努力。
黎工佽是广西宁明县人，原名恭慈，字藕斋，笔名春冰。毕业于陆军将校讲习所兵工科，曾任龙州县县长，亦为著名岭南派画家。早年致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后移居香港，为一九一九年创办的《香港晨报》撰写时评，大力抨击当时的广东军阀。后转职一九二五年创办的《工商日报》，表现出色，一九三○年《工商晚报》开办后升任总编辑，遇刺时还兼任《工商日报》的港闻编辑、及一份有“小报王”之称的《探海灯》督印人，以及西南中学教员。在他遇刺前的十一天，已曾在深水埗街头遭凶徒枪击，因枪枝失灵，只被枪柄打伤头部，自此他便随身带备自卫手枪，可惜仍难逃一劫。
一九三三年他在香港参与创办的《探海灯》（“海”字是指中国的“宦海”），每三天出版一次，以报导广东政情内幕为主，销路甚佳，当时广东是陈济棠做“南天王”的时代，曾禁止此报进口，但不少人走私此报到广州谋利。据说原本每份在港只卖两仙的《探海灯》竟在广州炒至五毫。黎的亲人透露，黎首次遇袭前一周，曾收到恐吓信，不满他在《探海灯》的评论。更离奇的是，《探海灯》另一主笔苏守洁（又名伟明，号豹翁）在黎死后被发现不知所终。据称他在当年七月应朋友之约去了广州，之后便人间蒸发！极可能也因文字惹祸。
中共镇反处死六名香港记者
黎工佽之死，一度传闻跟时任广州公安局长的何荦有关。而杨国雄先生早前出版的《香港战前报业》指出，也可能跟日本人有关，因黎主理的《工商晚报》有强烈的反日言论，由铁笔（侯曜之笔名）撰写的时评主张全面抗日，语多激昂，黎遇刺前一个月，更曾以题“本报誓以笔枪为抗战救国后盾”撰文，为日人所忌，曾多次向该报提出警告。
黎死苏失踪，至今仍是悬案，但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六名任职香港报章的粤籍记者在广州被中共集体枪决，可说是中共明目张胆，公告天下的杀人行为。当天香港的《大公报》以头版及大篇幅报导，并刊登了六名被处死的记者遗照，称广东当局侦破一批文化特务，共十七人被判刑。该报社评强调：“这是坚决镇压文化特务活动的第一声”、“人民民主专政对反革命是不施仁政的”。
这十七人被中共指为蒋帮特务，潜伏在广州搜集情报、秘设地下电台、及散播“反动”讯息。其中六人罪行特别严重，被判死刑，他们的资料如下：
赵非：又名赵宗銮，三十四岁，一九四一年起任《国华报》（一九一五年在广州创办）及《星岛日报》的采访主任及记者。
罗金泉：又名罗棠、李沛然，三十三岁，《星岛日报》记者。
陈广平：三十三岁，《星岛日报》记者。曾任《华侨日报》编辑。
邓孝平：又名邓青萍，廿三岁，历任美联社、《中央日报》、香港《现象报》、《工商日报》记者。
叶云笙：又名叶盛、陈因，三十九岁，历任《工商日报》、《大光报》记者。
骆树藩：又名骆昌，三十九岁，《星岛日报》人员。
星岛报系走上反共之路
另外，温其聪、余强、梁坚荣（三人为国民党报务员）、欧阳少泉（《华侨日报》记者）各判刑十五年，骆杰兴、吕伟刚（二人为摄影记者）、雷公权、贾衡曹、苏济清（三人为《星岛日报》记者）判刑十年。王锦贤（《星岛日报》记者）、宋录蕃（王锦贤的联络员）判刑五年。
此案受刑者以《星岛日报》记者为主，跟该报当时的老板胡文虎有一定关系。这位在南洋发迹的华侨富商，在中共上台初期抱有幻想。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他在香港创办的《星岛日报》，以“广州天亮了”的大标题，报导广州政权易手。同年，他在福州创办的《星闽日报》改名为《新闽日报》继续出版。至一九五○年初，《星岛日报》一直保持“中间偏左”的立场，在广州派驻不少记者。但同年七月，中共因胡文虎不肯认购公债而露出凶相，把胡氏在大陆的产业全部没收，到年底还高调公布这宗文化特务案，显然是想发挥杀鸡儆猴的震摄作用，胡氏如梦初醒，他的报业自此便走上反共之路。
这宗涉及香港新闻工作者的惨案，实情如何，外界无从得知，但即使他们是特务，中共把他们枪毙，未免过于残酷。一九五二年，港英政府同样揭发包括司马文森、刘琼等十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文化圈活动，但只是把他们驱逐回大陆。到了一九六一年查出中共高级特务曾昭科潜伏香港警队多年，官至助理警司，也没有把他处死，亦是驱逐他回大陆了事，可见港英当局和中共的文明差距。
专制横蛮者要对付不听话的传媒，会使用各色各样的暴力手段。中国文明进化不易，新闻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不会从天而降，醒觉的公民须继续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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