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壮大之谜》(91)“第一次反共高潮”缘何而起
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年11月的六中全会，从政治限共为主，变成军事限共为主，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等文件。因爲国民政府发现面临这样的局面﹕全力抗日，摘取胜利果实的将是中国共产党
国民政府面临这样的局面﹕全力抗日的结果，摘取胜利果实的将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以推翻国民政府为根本目的，在抗日开始的三年来的全部活动证明，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一步步接近其目标。共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推进历史的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求和谐，并且以改革而不是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的民生史观相反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接受由苏共控制，并且代表苏共在中国利益的中共实现其目的。不过第三国际和毛泽东的路线并不完全相同，斯大林更着眼苏联东部安全的现实利益，由此希望中共和国民政府一致抗战，减轻日本军队在远东的压力；但是毛泽东更着眼于取得中国政权的长远利益，所以一刻也没有停止暴力革命，将抗战只是作为发展的良好时机，按照这基本需要，把统一战线只是作为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的手段，甚至与国国军发生冲突也不顾，或稍稍实行一点小的退却而已。毛泽东和第三国际主席团成员王明的冲突，既有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体现苏联的国家利益和毛泽东个人夺取中国统治地位的冲突。毛泽东作为中共的当然领袖的地位，是在抗战爆发以後，他以抗战为掩饰的不停的暴力革命路线的成功，没有他的“自由行动”而建立的许多根据地，以及几十万军队，中共不可能在抗战胜利以後夺取全国政权。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经从实践中明白中共利用抗战的企图心，当然会对此做出反应。而中共的一切扩张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这反应也首先只可能是武装的。
最初的局部反击在山西；由国民政府中央主导的反击在安徽南部。中国人的鲜血流在日本军队枪炮下的时候，现在又要同时流在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中国农民暴动者的枪炮底下。
半个多世纪过去，若干历史现象已经比较清楚。这时候的中国农民暴动，其实是被毛泽东等在特殊形势下所鼓动起来的。这个鼓动的核心群体，有的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得意寻找出路，而主导者毛泽东，则是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传统农民暴动领袖，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无数农民暴动领袖，没有一个没有帝王思想。这样一个对民族的利益、对大众的疾苦都全然无动于衷者，其一切行为都被欲得天下的帝王思想所支配。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才有洛川会议的只求中共军队的发展而不顾抗日的决定，才有贯彻这会议决定的利用统一战线的山西和平夺权模式，才有河北、山东的武装夺权模式，才有大量的变相苏维埃式的根据地，才有国共两党军队紧接着的流血冲突。
从现在开始，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同时要对两个敌人作战﹕日本军队，和被一心想当皇帝的毛泽东所统领的中共军队，这两个军队都同样以推翻中国国民政府为目的，都把枪炮对准中国人的胸膛。
这就是从抗战开始以来的国共斗争历史。这历史已经因为胜利者的强有力地长期宣传，在震耳欲聋的抗日口号声中，完全把真相和实质掩盖起来了。
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整理党务的决定着眼于政治上的限制中共；同年11月的六中全会，已经从政治限共为主，变成军事限共为主，发布了《处置共党问题的新办法》等文件。
《中共壮大之谜》(92)阎锡山的山西军政被中共操纵
中国大陆有关抗战的书籍中，知识份子已根据史实正面肯定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功绩，但是国共冲突仍然是非常严格的禁区，只能够按照规定的宣传口径。在山西所引发的这场冲突，从来名为“第一次反共高潮”，但从来避开这些冲突的来龙去脉
最先最积极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阎锡山终于明白，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山西的抗日组织和军队，实际上都是被中共操纵。当时的情势是﹕山西的大中城市被日寇占领，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则被中共占领了大部份。这样的局面，在现今大陆出版的书籍中有概括的描述﹕“抗战初期，旧军受挫，战斗力日益衰落时，阎锡山对新军寄予希望。除晋东北完全由八路军控制外，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三个地区，阎锡山利用新军维持着他名义上的统治。新军和牺盟会，在山西被称为阎锡山系统的新派。实际上，新派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派的领袖是薄一波。刘少奇总结共产党抗战初期在山西的成功经验时高度评价了山西新派，指出﹕‘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中共最重要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几十年以後回忆说﹕“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也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因而这些县的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它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一百零五个县，有七十个县长是共产党员。”关于这些军队的真正归属，朱德对薄一波说道﹕“你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阎锡山显然上了中共的当。对于共产党的作为，阎锡山会怎麽想呢？还是薄一波写道﹕“临汾失守後，阎锡山退到吉县。他想到自己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山西，大部份地区已沦入敌手，旧军溃不成军；新军是壮大了，但‘它不是我们的’。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国共合作换取的是失去一切，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局面，都会做出反应。
中共怎麽办呢？是否可能会因为自己造成了这样破坏抗战的局面，就有所收敛，而真正顾全抗日的大局呢？完全不是，而是正面对抗，加剧冲突。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政权问题的根本问题是军队问题。所以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寸步不让。现在中国大陆有关抗战的书籍中，中国知识份子们已经根据史实，正面肯定了许多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功绩，但是对于抗战中的国共冲突，仍然是非常严格的禁区，只能够按照规定的宣传口径描写。在山西所引发的这场冲突，从来被命名为“第一次反共高潮”，哪怕中共在其它场合，甚至同一本书中已经详细地道出了中共如何乘阎锡山之危而夺取了政权，但是对于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描述，从来避开这些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孤立地写阎锡山如何与蒋介石联合反共。
阎锡山开始并不打算以武力解决，甚至到了1939年的3月、4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山西军政民的高级干部会议，薄一波也让参加。阎锡山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而这是抗战一开始中共就向国民政府保证过的。但是遭到了中共严厉的抵制和拒绝。这一点在中共内部也是早就有分歧的。当事人薄一波在同一本书中回忆刘少奇的功绩时写道﹕“少奇同志对山西的指导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失误的。他後来在总结六年敌後工作时，就说道﹕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各别的政策上及各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受的。例如，在1938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不正确地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党组织，造成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好在这一次错误由他自己纠正了。”在山西的中共当局既然以违背与国民政府的协议为起点，大肆在国军中发展党组织，而造成了山西的新军被中共全面控制的局面，当阎锡山据理要求中共撤出这些党组织的时候，薄一波等中共领导成员，在宜川秋林会议上会拒绝了阎锡山的要求。
中共中央在1939年5月13日专门为了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即“阎锡山较向右转”发出指示（按以下凡是出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者，概不另注）一共五条﹕第一条的基本精神是维持中共得到巨大利益的局面，口号是“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第二条是对在山西的国民党部“采取抵制的方针”，分化阎锡山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第三条是“对山西旧军旧派采取争取的方针”。第四条是“对山西新派应帮助巩固其已得阵地与力量”，“应向他们解释我党的方针，要他们善于拥阎，尊重阎的领导与形式，取得阎的信仰”。第五条是“党的组织应更秘密起来，特别是在新军及政权中的党员更应求短小精干，秘密隐蔽，纠正一切暴露的方式”。当时双方还没有发展到武装冲突的地步，但是中共所采取的几条措施都不是缓和冲突，而是耍手段保持既得利益，并且作武装冲突的准备。在秋林会议以後，朱德和北方局指示﹕“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掌握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
但是在华北和华中爆发冲突的局面已经逐渐明显，中共准备的政策是正面对抗，保住已经取得的部份政权。193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待局部冲突的指示》，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在“七七”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中共军队非常弱小，所以提出了四条归顺国民政府的条件；如今中共八路军大约已经扩展到五十万，虽然比起国军仍然弱小，可是国军负起了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重大责任，以避免国家不亡，不可能抽调大批军队与中共军队相对抗。所以在局部相比起来，中共已经相当强大了。这一情形使得中共中央敢于提出这强硬对抗的原则。而且最初是中共侵“犯人”，到了被犯者反抗的时候，毛泽东就打出这颠倒是非的口号。
《中共壮大之谜》(93)终于爆发山西“十二月事变”
薄一波的回忆录道出了冲突的实质，证实了阎锡山年谱中所说非假：当时山西新军中的部份中共武装力量，认为时机成熟，在中共领导下公开地投向八路军，这是事变的导火线。
到了秋天，山西的形势已经变得严峻，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善于进行斗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宣传需要，把这场冲突叫做“反逆流”、“反投降妥协的斗争”。其实中共在抗战中从来没有停止反对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可是在各种文件中，反对的总是“亲日派”、“投降派”之类，一方面是为了分化国民党的需要，也是因为“反对国民政府”永远难以出口。所以在山西明明反对的是以阎锡山为首的国军和地方政府，文件中说成是“反投降危机”，文件中专门指令“不要指出阎锡山的名字”；同时文件中指令肃清山西“新派”内部不可靠份子，以“转变局面和克服投降危险”。
由延安的中共中央起草，在1939年10月1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提出的方针是“开展山西的反汉奸运动”，“巩固山西统一战线”，“坚持阎司令长官颁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发扬山西抗战的光荣历史”、“驱逐日寇出山西”、“驱逐日寇出华北”、“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这宣言是阎锡山开始反击中共的时候，中共在宣传方面的一部份，但是阎锡山却在口号中是拥护对象；中共在政权和军队问题上寸步不让，损伤了抗战力量，宣言中的爱国口号却比谁都喊得响亮。中国共产党在武装和宣传上的两手配合得相当巧妙，以至于光是从宣传文字上，几乎找不出中共的纰漏，以这些口号书写的历史，就会是颠倒的。只有从现在才公布的其内部文件中才可以得到真实的、相反的指令，例如刚刚两个月以後，毛泽东1940年1月1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称阎锡山为“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者，“十分恶毒”，但是在1939年12月6日的指示中，命令给山西“旧派”以有力的还击，“但不要反对阎”，就像在华北、华中范围内广泛的袭击国军，但是一直高喊“拥护蒋委员长”一样。中共的两手策略的灵活运用，真是前无古人可比！
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939年11月28日爆发。
当时新军中的部份中共武装力量，认为时机成熟，在中共领导下公开地投向八路军，这是事变的导火线，阎锡山的有关年谱中记载如下﹕“先生属下之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发动叛变，一般称为新军叛变，或晋西事变。决死队共四个纵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为薄一波，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为戎伍胜，驻晋东南上党地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为张文昂，由政治主任韩钧掌握政委之权，驻晋西汾阳一带。第四纵队政治委员为雷任民，住晋西北兴县嵙岚一带。因此次事变发动在晋西，故亦称晋西事变。又因为这四个纵队，是抗战中新成立的军队称为新军。以韩钧率先叛变，薄一波、戎伍胜、雷任民等陆续叛变，故亦称新军叛变。此次事变正在抗战初期，对当时第二战区有相当影响。”“韩钧叛变後，因在晋西被我正规军包围，一开始即向晋西北逃窜，在逃窜途中，官兵逃亡及被我正规军追剿逃回及流散者人数颇多，第三纵队大部分由赵世铃等整团带回，惟在晋东南薄一波部，因日军铁路隔绝，逃回者较少。”
本来这几个纵队已经是中共的军队，只是打着阎锡山的旗号，正式投向八路军是很正常的事情。薄一波在九十年代再版的回忆录中说﹕“‘十二月事变’後，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决死二、四纵队则纳入一二零师战斗序列。”
薄一波的回忆录道出了冲突的实质，证实了阎锡山年谱中所说非假。阎锡山辛辛苦苦组织的抗日军队，竟然全部正式投入中共军队，他能够没有反应吗？这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国民政府不抗日而迫害中共的证明，中共是国共斗争的最後胜利者，这成为了“历史”。
《中共壮大之谜》(94)国共第二次合作名存实亡
国民政府和山西地方当局的反击只取得有限结果，抗战开始时候政治和军事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存在。中共已经建立了根据地，已经成倍地扩大了军队，以武装的军队从国民政府任命的敌後政权和军队中夺取了山西的若干地方政权
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以负责指挥全局的角度对此次叛变简要有记述﹕“二十八年冬，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在北战场方面，原期一举歼消晋南三角地带内之敌军，然十八集团军竟于此时勾引晋省新军薄一波、韩钧、戎胜伍等叛变，这十余团之众，贺龙部且公开援助叛军加以收编，致北战场上之主要攻势计划，完全被其破坏。”这当然严重影响到抗战的军事战略，损失在中华民族，得利在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
在《彭德怀年谱》中，关于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注释如下﹕“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六个纵队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晋西独立大队。决死二纵队被迫自卫反击，阎锡山当即宣布二纵队为叛军，蒋介石也立即同意阎锡山提出的‘分汾东、汾西，借剿叛军名义北上，肃清共产势力’的方针。继之，孙楚部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向决死一纵队、三纵队进攻，摧毁抗日政权，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份子。是为阎锡山发动的山西十二月反共事变，亦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耐人玩味的是，阎锡山命令进攻由他建立、由他供给粮食和武器弹药的决死纵队本身，就说明中共利用抗日而将抗日军队占为己有破坏了抗日，才有阎锡山发动攻击的行为；而第二纵队竟然敢“自卫反击”其上司，阎锡山才宣布决死纵队已经叛变。
同时，还发生“陇东事件”，在甘肃、宁夏等地发生性质几乎相同的武装冲突，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判断为“乱党必叛，固无疑也”。中共此举是对中华民国和神圣抗日战争的公开背叛。
毛泽东的“决不让步”的指示立即下达，并且在1939年1月11日做出部署﹕“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後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通道，打通延水关。”晋西北原来就是贺龙的一二零师占领，晋东南则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占领，中共失去了晋西南，但是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和晋东南。而且在河北的八路军乘此进攻朱怀冰部。
中共这时不可能完全和国民政府展开大规模战斗，所以继续将“反逆拥阎”的口号高喊，留下退步的余地。
中共同时派遣彭德怀赴秋林会见阎锡山，在西安会见卫立煌；再派萧劲光、王若飞见阎锡山；在1月3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王稼祥的电报中，判定阎锡山“本人觉解决新军非己力所能为”，所以最後在1940年2月由朱德会见阎锡山，划定界限分治，巩固既成事实。
毛泽东在1月31日还指示﹕“（1）巩固晋西北……。（2）新军领袖应发起一个和平攻势，向阎、梁通电，痛切陈词，拥阎抗战……。（3）八路军可向阎表示愿为和平解决而效力……。”狡猾的毛泽东最後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在和平无望，武装冲突又起时，我们取得政治上的地位。因为社会人士更易了解冲突责任是在旧派身上，更对我会更表同情。”军事上胜利了，政治上也要占优势。
中共已经建立了根据地，已经成倍地扩大了军队，以武装的军队从国民政府任命的敌後政权和军队中夺取了山西的若干地方政权。国民政府和山西地方当局的反击只取得了有限的结果，抗战开始时候政治和军事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存在。
至此，国共的所谓第二次合作已经名存实亡。
《中共壮大之谜》(95)黄桥事变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线
一年以後，因为中共中央“扩大华中”的方针，引起了一场更严重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新四军在华中的扩展第一次受挫，也是中共利用抗日扩张力量的第一次受挫，中共把这叫做叫做“皖南事变”。
新四军在黄桥歼灭国军一万多人，国军高级将领阵亡以後，中共内部一片欢欣。刘少奇在10月8日致电延安说﹕“我党在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的胜利，打开了在苏皖广大敌後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局面。”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军队，在10月10日在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镇会师，并且继续前进与陈毅部会合，中共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实现；刘少奇紧接着致电毛泽东、朱德说﹕“除华北以外，如我再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相当的保证。”中共领导人在这里已经不是讨论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是“中国革命”，即在抗战胜利以後推翻中华民国有了“相当的保证”。
黄桥事变直接唤起了国民党人的警觉，并且立即反击。仅仅十一天以後，何应钦、白崇禧就发出了有名的皓电，奏起了冲突的序曲。从这可以看出，黄桥事变是紧接发生的皖南事变的导火线。
本来，在八路军几乎肆无忌惮地的在山西、河北、山东打击国军和大力发展力量的做法，已经引起了中国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注意。国民党中央早在1940年7月16日做出《提示案》，对八路军、新四军自由发展做出了限制和规定，首先是取消晋察冀战区，正式划出了活动地区的三十六个县的县名。这个战区完全由第二战区副长官朱德全权负责，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以内调入这划定的区域；调入以後，不得以任何名义在原来地区设立留守机关，或留下秘密武装和武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超出地区之外，等等。《提示案》并且已经同意八路军编为“三个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变为两个师。”这等于国民政府已经事实上部份认可了中共自己扩充的相当军队，已经很宽厚。《提示案》的结尾规定﹕“1、绝对服从命令。2、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後，不得再委其他一切名义成立部队。……”这个《提示案》，是对中国在华北各省各种活动的回答。显然该《提示案》着重于限制，根本没有武装打击的意味，但是结尾处的“绝对服从军令”的规定，已经显得特别严肃。在民族危亡的战争期间，在作战时不服从命令，走遍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允许的。中共军队的“独立自由”原则在这里才正式受到了限制，这也合乎中共在刚刚准备参加抗战而发表的归顺声明中的四点保证。如果中共不是以推翻国民政府作为自己的第一目的，这《提示案》就会是解决国共冲突的蓝本。
可惜的是，周恩来在9月初代表中共中央对此《提示案》做出回应，完全回避其中的实质问题而提出了三点解决办法﹕“（一）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二）按照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队全数发饷。（三）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限，分头击敌。”注9以上第一点的实质是要求扩大朱德所管辖的地区，即从山西扩大到河北、山东﹐要国民政府承认；第二，当时中共号称有军队五十万，加上游击队，数量更大，国民政府不可能发饷，这是拒绝“提示案”的口实；第三点，中共的占领地区，已经从陕北十几个县扩大了许多倍，如今国民政府退一步予以承认，但是不能再扩大，所以划定地区解决冲突，但是被拒绝。
这拒绝，留给国民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准备力量，以便强迫中共执行命令。因为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判断，国民政府不可能继续豢养一支加紧推翻自己的武装力量，任其壮大而不顾。
就在9月19日，中共中央得悉，国民政府安徽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统率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深受新四军打击的韩德勤部队；势力雄厚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在汤恩伯统率下，威胁皖西豫东的新四军部队。中共在压力下没有妥协，立即命令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德志率部南下，准备于一个半月内达到新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彭雪枫所在地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旅南下，半个月内到达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所在地区。毛泽东不在压力下屈服，而是从华北调兵遣将，迎头对抗。
到了10月初，陈毅部在黄桥歼灭了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以後，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升级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损失七千人，黄桥事变中，国军损失一万一千人，但是如今皖南事变的控诉国民政府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但是没有人知道在黄桥事变中国军的损失。一个国家的正式军队，被号称同样属于国家的中共军队所进攻歼灭。大概是因为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推翻，是失败者；并且中共的宣传太厉害。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国家的党的专业宣传人员数量有中共的千份之一，或万份之一。这些反复宣传，往往就被形成一部所谓的历史。
皓电是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致其下属朱德、彭德怀、叶挺，带有军令的性质。开头叙述摩擦和磋商的事实，叙述了八路军徐向前部，于八月十一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鸿烈後撤。十四日，徐部又攻陷鲁村的冲突以後，又叙述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及管文蔚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所属陈泰运部，攻击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又陷泰兴、黄桥及泰县之江堰曲搪。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切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严令制止，仍顽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立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掳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瑞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被冲落水，生死不明……查苏北、鲁村皆非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竟越境进攻，似此对敌寇则不战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侵，对商谈後提示方案则延怠不遵，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使袍泽寒心，且直为敌军张目也。综观过去陕、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事端，实为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过去，这皓电中所指出的各点，总令人怀疑是国民党的宣传，如今对照中共中央文件，以及元帅和将军们的回忆录，知道这是事实，连人名、时间、地点都相符合，完全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以抗日之名，行夺权之实，而挑起武装冲突的结论。
《中共壮大之谜》(96)毛泽东拒绝执行新四军北上军令
毛泽东起草，以朱德等人名义覆电何应钦、白崇禧，对国民政府指出中共破坏抗战的大量事实没有争辩，只表示有“复杂原因”，希望彻察，如果责任在己，“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对比现在公布的毛同时下达的一系列攻击国军的指令，令人感叹。
皓电被毛泽东称为哀的美敦书（毛致周恩来11月1日电），最重要之点是限期一个月内将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毛泽东在次日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命令停止对韩德勤部的攻击，然後由毛起草回覆电报，并且曾经送重庆徵求周恩来的意见。在重庆的周恩来在29日致电毛泽东，告诉他如果不执行皓电，一个月内将部队撤至规定的地点，国民政府会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还要正式讨伐。
为了解决双方冲突，国民政府早就打算要共军撤退到黄河以北，但是中共坚决拒绝。毛泽东在1940年4月5日《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中，毛泽东说﹕“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的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冲突时，我军决不能陷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这第一点显示中共军队不愿意在华北前线抵抗日军；第二点是为了抗战胜利以後夺取政权的战略需要，中共军队必须留在华中。中共为了将来夺取全国政权，不怕冲突下去。後来皓电正式发出以後，中共则以各种手段来抵制。
在11月1日，毛告诉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几个新四军最高级将领﹕“汤恩伯率九个师、李品仙率三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後向你们进攻，皖南、皖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按﹕以下逐日实录《毛泽东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不另外注明出处）
11月2日周恩来曾经来电，主张“表面缓和，实际抵抗”。
11月3日，按照周的“表面缓和”的意见，已经拟好的准备和国民政府破裂的“炸弹宣言”决定缓发。毛泽东覆电周，指出准备内战的最黑暗的局面；致电叶挺、项英﹕中央将“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
11月4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各主要将领，要他们学习陈毅在黄桥事变中分化拉拢瓦解国军的经验；刘少奇偕同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到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陈毅会合。
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指令中共情报首领、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向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表示﹕“新四军准备遵令北开”。
11月6日，毛泽东就答覆皓电事，将要点徵求周恩来的意见；这一天，新四军军部报告毛泽东，军长叶挺将去上饶，要求“保证安全”，“要求划出溧阳给我们住两个月，部队逐渐从苏南北渡”，“要求补给开拔费、弹药及预发半年津贴”。
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一共有九点。皓电发出以後，加之国民政府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的扩张做出回应，中共中央觉得时局严重，但是丝毫不打算放弃既得利益，想要把这一切都称为“投降活动”而从政治宣传方面来加以解决﹕“（一）“……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二）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份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
中共利用抗日战争在山西、河北、山东、苏北等地挑起摩擦，极大地削弱抗日力量，但是国民政府一旦要做出反应，立即就以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把这说成是“亡国活动”，以便保护中共的势力。（三）是策略指示﹕“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和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和复兴社，也不要骂英美和英美派……”。过去骂得太多，如今形势不利的时候，连忙改口。（四）是分化军队策略。明明一切是蒋介石的命令，如今不敢骂蒋委员长，而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所为。（五）“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六）对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完全的有秩序地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蓄积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这里的“隐蔽”、“埋伏”和“蓄积力量”，是为了“等待时机”，这“时机”就是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时机。中共从成立到抗战，这基本目标从来没有一点变更，而是加紧进行了。最後（九）是要加强信心﹕“我党有五十万军队，有六十万党员”，“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战胜这些黑暗的”。中共力量已经壮大，不可忽视了。
到了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二集第310-315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覆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对于皓电指出的许多中共破坏抗战的具体事实没有争辩，表示有“复杂原因”，希望“彻察”，如果责任在自己，表示“不偏袒，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对比现在公布的毛泽东同时下达的一系列攻击国军部队的指令，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皓电的基本问题是中共所有军队调往黄河以北的命令，毛泽东婉转地加以拒绝，理由是地方军队，难以离乡背井，“驱迫上道，其事甚难”。因此﹕“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请免调，责成彼第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急，转费周章……。”《毛泽东年谱》中公布了同一天毛泽东致周恩来电，对于佳电的八路军、新四军撤退问题加以解释﹕“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明确暂时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这拒绝中共军队调到黄河以北用“免调”之词，显然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给周的电报中，还透露中共也在准备另外一手﹕“刘少奇已到盐城，正与黄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恩伯、覃连芳的进攻。他们计划，如汤、覃进攻，即动手解决韩德勤，此亦蒋介石、顾祝同的利害问题，请考虑作适当表示，或可以延缓其进攻。”毛泽东这样对待军令，其结果可想而知。
《中共壮大之谜》(97)国民政府要求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作战
何应钦与白崇禧正副总参谋长下令第二天，蒋介石也发出手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但是宽展限定的时期。军令如山，非同儿戏，不听命令，必有後果。
国军不得不从江西、福建等地抽调军队到华中，任何当政者都不会允许中共这样继续下去。但是仍然再三想要和平解决，何应钦与白崇禧于是再发齐电，指出了中共佳电的严重性﹕“今披阅来电，按之事实，则兄等对统帅命令，仍以推诿延宕为得计，迄无确切遵从之表示，而凡所指陈，更以避实就虚为掩护，绝无平心静气之反省，此实应钦、崇禧之大惑……。”
并且进一步质问道﹕“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开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侵入冀、察，继则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此种任意相残之战争，又系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优容爱护之厚意，冀逐渐扩充而一气贯通晋、冀、鲁、苏，完成其外线长蛇之势，又无与敌寇纠缠之劳；驯至师行所至，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我之所痛，即为敌之所利。河北方面，自鹿、朱、高孙等部，因兄等横加攻击，奉命调开以後，我军势力遂行薄弱；敌遂得舒其喘息，发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手苏北，暨正燻染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完成者，亦于11月15日大事铺张，举行通车典礼，此则友军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这篇万字长电从各方面以事实举出中共破坏抗战的行为。
“至对于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层机构，则假借民意以摧毁之；上自地方军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欲加排除，则一律以投降妥协为名，驱迫残戮，极人间之至惨！在晋、冀各地如是，在苏鲁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人，见者错愕。……凡敌後各地，非属该军设置之政治组织与民众力量，必须一网打尽。……”
关于中共强调移动有困难时指出﹕“夫部队作战地境及任务，皆由统帅部命令所指定，绝无固定而不能遵命移动之防地，如非别具作用，则任何部队，皆应奉命开调，更无失去地方人心之自由。……”
关于要求按五十万人数发饷事，该电报说﹕“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状，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物资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其裹胁成军，能否任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後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而且对外宣称‘中央未按该军兵额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後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扩编者。……”
以下分别驳斥关于补给问题、边区问题、反共高潮问题，并且指出如今给以朱德指挥冀察区域军事指挥的大权，中央已经“委曲求全，无微不至矣”！
最後以强硬口气规劝道﹕“确认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始能策励全国军民，共趋一鹄。亦惟有兄等部队听从军令调度，忠实执行任务，始能有裨于抗战……。”
这正副总参谋长下令的第二天，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在12月9日也发出手令，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但是已经宽展限定的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于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军令如山，非同儿戏，不听命令，必有後果。
可是领导抗日的中华民国最高当局国民政府的这个类似最後通牒发出以後，中共作何反应呢？是否打算避免国共之间的流血冲突，或将枪口对外呢？根据《刘少奇年谱》，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领导人刘少奇，自从到达华中以来至此期间，他的全部军令、报告，没有一个是出于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为了打击或分化国军之用。
12月10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韩部及东北军……已被击退，并消灭其一部，……我主力在车桥、曹甸之间及其以西平桥一带，拟各个消灭之”。
12月13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下令总攻曹甸”。在蒋介石的手令下达以後，中共却以八路军黄克诚旅、新四军苏北主力联合的力量发动大规模战役总攻，为很紧张的国共关系火上添油。因为中共军队发动总攻击的战役失败了，所以至今这次战役的记录资料很少。
12月14日以後的数天，刘少奇一再请求中共中央向苏北增兵，请求派杨德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的四个团南下。而发起的曹甸战役失败了﹕“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两千人，消耗甚大。”两天就伤亡两千多人，是非常大的失败。肯定这此战役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後来的当权人物所发动，所以这样大的牺牲，竟然没有见到追究责任，只是在今天的刘少奇的年谱中略略提及。
《中共壮大之谜》(98)毛对形势估计错误导致皖南事变
国共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毛泽东始终对军令一拖再拖，并且继续调兵遣将。正是因爲毛对形势估计错误，命令新四军军部不执行蒋的命令，不从指定的皖南而从苏北渡江，导致与三面包围的国军发生冲突被歼。毛的错误从来没有在中共党内得到清算检讨。
《毛泽东年谱》记载，在12月19日，毛泽东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一级领导人，“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蒋介石的手令已经下达，再加以具体的军事压力，以期望中共军队能够听命妥协。但是从华北到华中一直胜利扩张的毛泽东，并没有退让妥协，而是进一步增兵江南﹕“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德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个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尤有甚者，命令在困境中的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望叶挺、项英率部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这一天，就汪精卫与日本人已经紧密结合之事发出指令，叫不要再如过去那样骂国民党投降了，“这会引起国民党反感，人民也会不了解”。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一直把敢于对抗其力量扩张者，一律称呼为“亲日派”、“投降派”加以军事、政治双重打击，如今证明与事实完全不符合，要稍稍改变策略了。
12月2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明了毛泽东不仅不执行国民政府命令，而且以不让步沾沾自喜，只是准备待机给国民政府“重重的一棒”﹕“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待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目前我们的一切宣传文章，都是为了成熟这个政治条件。”注5如果仅仅以国共两党的情形看，这个电报是正常的；如果结合具体的抗战形势中，这个电报就会令人触目惊心。
12月23日，毛泽东指令新四军各位领导人﹕“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部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12月24日，毛泽东指令周恩来；“惟有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中共以调兵遣将的备战方式对待蒋介石的手令，国民政府当然一清二楚；如今通过周恩来转告的，是正面的拒绝蒋介石和国军正副参谋总长的军令。
毛泽东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于国民政府这一次的决心完全估计不足，以为又可以像在山西、河北、山东的冒险行为那样，不会受到处罚，可以抵制和拖过去。
早在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中就说道﹕“11月30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会谈，说江南部队开发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避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去年反摩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按﹕毛泽东这一对形势估计不正确的讲话，没有收入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摘要见于《毛泽东年谱》）
到了12月25日，毛泽东在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继续表现了他对蒋介石的执行命令的决心估计不足﹕“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汤恩伯领特费准备反共，各方面都实行反共的高压政策，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这对形势错误的估计在同一天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也存在﹕“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覆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想而知。……现苏北战事已停，望示意白崇禧，如想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德宏师撤退。杨德志旅一个月後可到淮北，皖南三个团又北上，足可以对付蒋、桂军进攻。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国军正副总参谋长的两次命令下达，再加上蒋介石的强硬的手令，国共关系已经非常紧张的时刻，毛泽东始终对军令一拖再拖，新四军和八路军黄克诚旅会合後，还发动了大规模的曹甸战役，并且继续调兵遣将，准备正面的军事对抗。正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国民政府的决心完全估计错误，才有他对抗国民政府严厉命令的冒险举动。不过毛泽东的错误从来没有在中共党内得到清算检讨，因为他一直执掌大权，所有的检讨都由别人来做。他对形势的估计错误，使得他敢于命令新四军军部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从指定的皖南渡江，而从苏北，导致了和三面包围的国军发生冲突被歼。
《中共壮大之谜》(99)皖南事变导火线在新四军路线任意改变
具体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如国民政府的官方宣传说，因为新四军有意主动袭击国军第四十师而引起？还是如共产党的宣传所说，是蒋介石的预谋？事实上两种说法的根据不足。
按照常理，新四军军部移动过程中，面临敌强我弱的形势（国军有七万之众），不可能主动去袭击国军的正规部队，挑起战争。此说找不出任何一样稍微像样的证据。据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所存原件，在1941年1月6日，新四军向苏南移动以後蒋介石委员长下达的强制命令是﹕“（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这里最权威地显示强制命令发出的时候，并没有国军受到攻击之说。当事人，负责歼灭新四军军部的最高指挥官顾祝同，在同一天密令进剿新四军的电报中，开头就是﹕“叶挺、项英不听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四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这密电和蒋介石的命令一致，没有新四军进攻国军的任何说法。以後颇为流行的，包括日本人古屋奎二所着的《蒋总统秘录》中所说的新四军企图伏击国军第四十师的说法，不能成立。
可是现在中共公布的若干国民政府有关档案中，也证明不是国民政府有关当局的预谋。蒋介石在12月10日曾经下达给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命令，准备解决新四军，但要出现两种情况才能以武力解决﹕“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他的指令和徐永昌给正副参谋总长的呈文一样，即准备剿灭新四军要具备以上条件。国民政府在1949年撤离大陆的时候，留下了许多重要档案，如今不少已经公布出版，其中没有一条与上面的指令相违背，没有任何文件证明曾经预谋，要乘机剿灭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军部七千人被歼灭的原因，从总的讲，是毛泽东的对形势的估计错误，一再公开违抗军令，使得在事变之前，国共的关系已经极端对立，彼此疑惧很深，以至于冲突一触即发。例如黄桥事变後华中的形势是﹕“黄桥决战胜利，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我方的军事势力已超过国民党军，仅弱于日伪军，在苏北战场居第二位，并且控制了黄桥以北经海安到盐城数百里范围内的几乎全部城镇，随即又打开了（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的局面。”而且在黄克诚所率领的八路军刚刚到达苏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移动所有中共军队至黄河以北的命令已发的情形下，还发动好几千人进攻国军的曹甸战役；不仅仅如此，毛泽东指示，除了皖南北撤以外，其它各个方面寸步不让，竟然还在1940年11月27日下达命令，从八路军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等抽调七万精兵，准备打入国民政府的抗战大後方四川，限令两个月内准备完成；还继续包围在兴化的韩德勤部，做出随时要消灭的姿态。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共军队之间爆发冲突是随时可能的。
具体的导火线是在新四军部的具体行动路线上，再次任意改变，而且毛泽东直接命令这改变，使得新四军军部以及所率领的部队被歼灭。下面以中共的文件佐证之。（以下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皖南事变》，一律不另外加注，只标出页码）
本来，国共双方都同意在苏南渡过长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1940年11月29日给皖南行署的电报中（第84页），所规定的两条路线，都是在宜兴以西的南渡、上沛、竹箦一带，再往北就是镇江。可是过了几天，何参谋总长在有关的函件中，提出了修正，并且道出了原因﹕“对在江南之N4A（按，即新四军NewFourthArmy）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第84页）这规定立即在李品仙给当地驻军的密电中出现。查有关地图，李品仙所规定的六条路线中，全部都是在繁昌、无为、铜陵附近，即都紧靠新四军的原来皖南一带的驻地（第85页）；
12月9日上官云相的有关电报中记述，“新四军军部人员及重要文件，陆续由云岭经繁昌路线北移渡江”（93页）；蒋介石在12月10给顾祝同的密电中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94页）这个至关重要的电报所列出的理由，与何应钦的一样；
12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抄送何应钦关于皖南新四军移动的情报中，仍然记载﹕“新四军军部人员及主要文件，由泾县云岭陆续向繁昌县北移，该县宛里丁家垮附近尚驻有该军一营。”这个电报中还报告，南陵（按﹕就在繁昌以南）附近驻有傅秋涛部的一个团。在事变发生以後，新四军军部和主力被歼灭，只有两千余人突围，这两千余人主要就是傅秋涛率领的一个团，这个团走的是规定路线，在江北无为集结。
《中共壮大之谜》《中共壮大之谜》连载(100)
新四军军部被歼以後，中共一再声明此北移行动是遵国民政府命令而遭预谋伏击，但指不出是国民政府的什麽命令。国民政府一再命令新四军按照指定路线渡江。违令者是中共自己。如果不是这些原始文件由北京出版，真相仍会继续被蒙蔽。
如果要消灭这些渡过长江者，是非常容易的事，这证明这条规定的线路是通畅的、安全的；到了1941年1月3日，这条渡江路线的军令，由蒋介石直接发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全文如下﹕“限期到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梗（23日）有电均悉、密（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而後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保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除分令顾长官照知外仰即遵照！中正，江（3日）”
这由蒋介石直接给叶挺的军令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中共方面却把军令当成儿戏，几乎在同时，毛泽东直接下达命令走苏南，而国军韩德勤部的主力已经损失，仍然被围在那以北。
根据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集补卷》（卷六）中的指令，在事变发生之前，毛泽东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直接从皖南渡江的命令，他并不了解蒋介石一再下令规定路线的严重性﹕在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希望交涉“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并希望“速告结果”（234页）；在12月30日，即事变之前五天，毛致电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项英，他和周恩来都不顾蒋介石在皖南渡江的命令，决定走苏南，这是导致事变发生的最重要的指令﹕“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江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周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243页）
经过中共一再的扩张，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对中共军队的疑惧已经很深，特别是在黄桥事变以後，中共在苏北军事上完全处于优势，生怕皖南军部的主力部队再去加强，蒋介石划定的路线不仅仅从繁、铜一带渡江，而且一直到黄河北岸的路线都规定了，这路线的旁边是国军的部队。这些部队的集结引起项英、周恩来的疑惧是正常的。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想按照规定路线北移；尤其是事变发生的前一天，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覆电叶挺、项英，这是命令﹕“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第245页）这与前面引用蒋介石在这一天给叶挺的强硬指令完全相反。
叶挺、项英没有理会蒋介石的命令，而执行了延安的命令。而顾祝同指挥的七万多人的大军，已经把军部团团包围，只留下往北的一条路。这改变路线，就使得新四军一定要对包围的部队采取进攻突围行动，从而引发两军的激烈冲突；并且刚刚经过新四军发动黄桥事变，又发动过大规模的曹甸战役，中共在苏北已经取得军事的优势，国民政府岂容新四军从苏南到苏北去加强力量，消灭危在旦夕的韩德勤部呢？于是事变发生，皖南的军部被包围和被歼灭。
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出在走苏南这条路线上。新四军军部被歼以後，中共一再声明此北移行动是遵国民政府的命令，而遭预谋伏击，但是不能指出是国民政府的什麽命令。因为一再的命令中，特别是蒋介石的手令中，两次要求新四军按照指定路线，在南岸繁昌一带渡江，在江北无为一带集结。违令者是中共自己。如果不是这些原始文件如今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等出版，事实真相仍然会继续被宣传蒙蔽。
《毛泽东年谱》还记载“1月1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皖南事变的发言，指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还专门做出全面否定项英的《中央关于项英错误的决定》，把项英比做张国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第31页）。项英在江西苏维埃国家时期，就是政府副主席，後来坚持江南，是东南局的书记，新四军所有其他人都在他之下，党 大陆位很高，他和周恩来的关系颇为密切。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地位升起以後，他从来没有在毛泽东的小集团之中。而且毛泽东和江青结合，抛弃了井冈山同患难的贺子珍，项英也有微词，说这样的人怎样有资格做党的领袖。中共确定发展华中的方针以後，派遣到江南发号施令的，是毛泽东的心腹，没有任何武装斗争历史的刘少奇，而且刘少奇倚重的是陈毅和饶漱石。
项英对于移动军部到苏北的确犹豫，也许还因为，军部有中共最好的野战医院，有庞大的图书馆和印刷厂，有太多的江南来的文职人员，等等，搬动太困难。也许这些原因，使得项英表现出移动的犹豫。但是这并不是新四军军部被消灭的直接原因。毛泽东将失败的原因归依于已经牺牲的项英，是为自己推卸罪责。因为，将国共关系绷得太紧，但是又以为蒋介石的命令是吓人，并且完全不遵照蒋介石的一再命令，再将北上路线定为苏南，都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才是造成皖南事变的中共方面的真正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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