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杨绛女士把她记述夫妇二人在69至72年下放干校的生活经历写成“六记”。（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众人”，自然包括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当权者，把中国文化推向毁灭的边缘，把知识份子整得死去活来；也包括出手为当权者批斗、残害读书人，用尽所有想得出的残酷的凌虐手段，打击所有无辜者的生存意志；包括在钱氏放洋回国，有感于工作受到一位饱学之士威胁的人，出尽阴谋去拖延、阻止钱氏接受大学聘任；也包括钱氏出名以后，一些从事出版者，透过不同关系索取钱氏文稿出版，但某些情况令作者难为，也都勉强从命；包括手握一些钱氏亲笔所写的书信，即使传扬个人私隐也不避忌，希望在拍卖市场上大捞一笔。等而下之，取得和钱氏夫妇的联络方法，借故用书信求教，甚至登门造访，满足“集邮”心态，或套取作者书信手迹，方便渔利或炫耀。
以上这些埋怨，不是我杜撰，很多是杨绛女士在她的作品中描述的，当然也有些是我个人亲闻和目睹的。
纷乱世代
对于文革和个人的遭遇，钱钟书先生批判得颇为透彻。在杨绛女士所写的《干校六记》中，钱氏写了序，其中说：“《六记》应该遗漏一篇，是‘运动记愧’。具体地说，‘愧’指三类人：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的人、被批斗而没有胆气出头抗议的人、明知就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判案。”钱先生自言属于第二类。有人借此批评他甘心逆来顺受，但社会如果充满了第一、第三类人，一个良善的文化人能做什么？借用《干校六记》杨绛的话，就是“明知这扇门牢牢锁着呢，推它、撞它也是徒然。”
《我们仨》写钱钟书在回国求职时有不少辛酸经历，例如清华答应聘任，可是却因嫉妒被人借故拖延，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他推辞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的求聘，为的是“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不要以为钱氏文字辛辣，得罪人多，实际上他的好友对他了解最深：“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工作上被排挤，主要原因还是因才招妬，树大招风。
在那个纷乱时世，你有真才实学，自易受到利用。在《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记述：1950年仲夏，乔冠华到清华借调钱翻译毛泽东选集。这不是一件好做的差事，因为中文编辑与英文翻译几乎同步进行，编定过程中要不断修改。“好在钟书最顺从，否了就改，他从无主见，完全被动，只好比一架工具。”1954年翻译毛选工作告一段落，钱又被借调到古代组选宋诗。宋诗难选，宋代诗人多，诗作更多，又没有一部现成的《全宋诗》，得下大工夫搜辑辨认，遍选宋诗，最终用两年时间完成《宋诗选注》，却被一帮有心人声讨《宋诗选注》的资产阶级观点。这些心灵上的折磨，大概比下放时做捣粪，吃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白窝窝头、因通晓多国文字，在干校被编配派信工作等的身体折磨还厉害。
多人联系
1980年，杨绛女士把她记述夫妇二人在69至72年下放干校的生活经历写成“六记”，交到香港某出版社出版。书成装帧简朴，几十页的一本小册子，但由于写了钱氏夫妇的一些现实遭遇，也记述了文化界中比如何其芳、俞平伯等作家学者的辛酸经历，写得满有泪痕，当时颇引起文化界的关注。由于出版此书为出版社赚了不少名声，主其事者见猎心喜，想透过关系再出钱钟书的文集。要求到了钱先生，使他颇感为难。可能因盛情难却吧，钱先生只好勉强把几篇旧作加上一两篇新稿，凑集成书，并幽默地题书名为《也是集》，算是满足了友人的期望。
自四人帮倒台，国内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文化人和外界交流的机会也较容易。由于钱钟书名气响，不少人都希望透过不同联系，登门求见，或作鸿雁互通等。这些不情之请，为钱先生带来不少烦恼。他曾经作过比喻：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但事实上接见过或书信回复过的也不少。
现在不少人当作曾经面见钱氏夫妇是一种荣耀了，在一些回忆文字中总喜欢提一提。我曾经亲眼见到一封钱老亲笔回复几位中学女生的信函，解答一些所谓学习上的问题。这种诚恳的人生态度，和“大学者兼小说家”理应高傲的身份地位总有些不成比例。
对钱杨之亏欠
至于选择不去国，钱氏夫妇说得很清楚。《我们仨》中杨绛说“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但作为国家，这样对待一位才学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学者、一位只希冀一个“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的家庭，是否有点儿过份、当中有着浓重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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