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小女儿邓榕（Public Domain）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小平替王震撑腰先否定习仲勋再否定胡耀邦》中已经介绍过了，王震去世之后邓小平三女儿邓榕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中记载说：“有一天，胡子叔叔叫我去。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人提出要撤销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怎么能撤销！这是我们国家农垦生产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也是戍边保国的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撤销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说：“毛毛，回去跟你爸爸说，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不能撤销！”邓榕回忆说：这一年的８月，我的父亲视察西北和新疆，胡子叔叔同行。父亲和胡子叔叔走了一路，视察了一路，思考了一路。这次视察以后，那位领导同志提出撤销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意见被否决了。
如上内容原文出自邓小平女儿邓榕以毛毛笔名撰写的《缅怀胡子叔叔》一文,当时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说的“那位领导同志“谁都知道说的就是胡耀邦。
此时的胡耀邦已经去世四年，虽然整个中国大陆上大的政治形势相比于“六四”镇压后的1989年下半年和整个1990年相对和缓，但对胡耀邦的正面评价仍然还是媒体禁区。笔者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任职的一位朋友只能把他据理据实驳斥邓榕“造谣污蔑胡耀邦”的文章私底下传播。
该文章的中心内容就是”胡耀邦解散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说法是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政治谣言，而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居然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散布和传播这一政治谣言，利用党报往党的前总书记脸上抹黑”。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如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根底是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政府命令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六军大部，第五军大部，第二十二兵团全部，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中共建政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军事编制，同时也是隶属部解放军的“生产建设兵团”。按照现在的中共官方的权威解释：（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通过“军垦”这种特殊体制达到巩固边防，发展经济，安置人员的目的，兵团成为党、政、军权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半军事化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因为当时的这种生产建设兵团，无论是新疆还是全国各地的，都是隶属于解放军各大军区，其连上以负责干部也都是现役军人，所以也被称之为解放军生产建设部队。
1966年至1970年，为了实现”三支两军”，加强战备，同时安置红卫兵和城市待业青年，又陆续组建黑龙江、兰州（包括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广东、内蒙古、云南、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建师。
仅据已经在中国大陆上公开发表过的党史文献记载，在”文革”中，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后来成立的十五个生产建设部队，虽然在垦荒、抵制苏联霸权威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弊端也显现出来：第一，这些组织属于军事建制，不受地方约束，却参与地方武斗，成为所在地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第二，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运动过多，加上管理体制弊端，经营状况多数严重亏损。比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7%的需要靠国家供应，自给率连一半都达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8年盈利1347万元，1969年亏损1.34亿元，1973年亏损达到1.97亿元。
第三，兵团干部殴打凌辱知青，甚至强奸女知青事件屡屡发生。知青上访、向领导直接写信反映问题，引起领导同志的不满。
第四，由于兵团管理经营不善，知青待遇差，知青逃跑或寻求各种途径返城的越来越多。比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1975年有五分之一多战士离开，严重的如农一师、农六师减员三分之一以上，建制已经严重不全。
上述生产建设兵团的种种弊端，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尤为突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武斗情况严重。1967年1月26日，在夺权浪潮中，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出动值班部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震惊全国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死27人、伤78人。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还介入地方武斗，造成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加剧了新疆地区的混乱，严重损害了兵团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全国武斗骤然升级。新疆军区个别领导立即召开会议，介入地方派性斗争，积极策划武斗。兵团的工厂停产，赶制武器，值班连队和民兵直接参加武斗。据不完全统计，1967至1968年，兵团武斗死亡300余人。
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兵团的经营也越来越差。1974年与1966年相比，总人口增加了77万人，职工增加12万人，但耕地面积减少3.48万公顷，粮食总产减少19.52万吨，1974年吃国家回销粮1695万公斤。1966年经营盈利1.13亿元，1974年经营亏损1.96亿元，国家拨入亏损补贴5.86亿元。兵团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鉴于以上问题的严重性，1972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部、国务院农林部联合派出3个小组，到黑龙江、新疆、内蒙古、浙江、安徽等5个兵团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73年2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管理体制问题的汇报，汇报指出,兵团的军队组织管理形式与人员组成的社会性、生产经营的企业性不相适应。建议生产建设兵团不再列为大军区建制，划归省、自治区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
1975年1月3日，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3月25日，以中发『1975』11号文件，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当时的中共高层认为，改变包括新疆在内的各大军区隶属的生产建设兵团的部队体制，更有利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加强反修战备，有利于经济建设的统一规划。其背景是复出工作之后的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过程中提出了“军队要整顿”。当时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等，都是隶属于各大军区的正军级单位；兵团、农建师、团场、营、连各级干部主官均为现役军队干部，连队人员则为国家正式农垦职工。截至1975年底，全国一刀切所有这种体制的军队领导的农垦单位全部脱离军队，划归地方。其中的现役军人干部或者转业留在农垦单位、或者转业回老家，极少量被调回军队另行安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撤销后，各农建师改为地区农垦局，划归各地区行政公署领导；新疆农垦总局仅有业务指导权。例如农一师改为阿克苏地区农垦局。师以下单位则一律称之为国营某某农场。
自此，全国各地再没有隶属于各大军区的编制为师或者师级以上的“生产建设部队”，“军垦”蜕变成“农垦”。
事实是，从”文革”开始到1975年初，胡耀邦一直处于受冲击的境地。1975年7月中旬以后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所以，他胡耀邦与当年的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没有任何关系。而当时代表中央做出在全国范围内全都把“军垦”转为“农垦”，也就是把原本隶属于解放军各大军区的生产建设部队全部交由地方，统称“国营农场”，恰恰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的1975年做出的。至于“文革”之后王震在新疆问题上与胡耀邦唱对台戏，咒骂他是“胡乱邦”，是因为胡耀邦当时对西藏和新疆的怀柔政策。
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80〕31号文件”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给全党全国，决定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西藏在一个时期内要办好六件大事，其中第六件事是“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在一个短时间内把西藏脱产干部队伍包括教员，藏族干部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八成；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大陆去妥善安排工作”。新疆在传达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与中央31号文件时，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提出“新疆也应按这个精神办，要绝大多数汉族干部、职工退回大陆”。这时，一些混乱言论也流传起来，引起在疆汉族情绪浮动，许多新疆农垦系统，也就是原来的军垦系统的来自大陆的职工强烈要求返乡返城，当地维族人则兴高采烈……一直关注新疆的王震将此情况向邓小平汇报之后，邓小平要求中央书记处专门开会，纠正胡耀邦，万里及汪锋“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则错误”，并申明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自己负责新疆工作，不许胡耀邦等人以书记处的名义插手。邓榕日后的怀念文章中说王震陪同邓小平考察新疆之后，“那位领导同志提出撤销兵团和国营农场的意见被否决了”，根据就是违背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番号和建制当时已经被撤消了六年之久了，邓小平从新疆回到北京后的决定是把已经是地方国营农场建制的新疆农垦总局从名称上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隶属关系上从地方领导改为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
当时王震的目的是恢复原来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但被邓小平否决，认为还是不挂名解放军的好。所以从性质上讲，如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虽然还使用了“兵团”两个字，但和解放军已经没有关系，直接隶属于国务院。
当然，假如当年胡耀邦的怀柔治疆治藏政策得到根本的落实，肯定会导致大量从大陆发配去新疆的汉族农垦职工随“汉干“一起返回大陆原籍，在此前提下把已经是新疆的地方国营农场从建制上改回”生产建设兵团“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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