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斗争的远因
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不是偶然的。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夕，提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言而喻，这是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的力量。这一方针的核心和重点，是“改造”这一项。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在全国知识界开始了历时近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目标，就是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正义感和独立精神，使之产生一种原罪感和负罪感，感到自己的出身、教养、经历、社会关系和世界观……无一不是有罪的。在运动的进行中，普遍采用侮辱人格的手段。史学家顾颉刚1952年的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受：李琦同志因本组同人认识不够，批评不真切，帮别人提意见亦不足，破口大骂，真有“到此方知狱吏尊”之感。（7月30日）学委会派来干部，每盛气凌人，一副晚爷面目，自居于征服者而迫人为被征服者。（8月8日）
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感觉，就好像狱囚遇到了狱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样。经过这样一番改造，一些胆战心惊的知识分子只好努力去做一个伪君子，以保平安。这也正是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知识分子更沉重的一击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这场被称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紧接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场文字狱开展的，遍及全国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大学师生、中小学教职员工、工商企业、文化团体……都在紧张进行。列入“肃反对象”的多达一百四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四分之一以上。从胡乔木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这数以百万计的肃反对象中，查出了“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另外还查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八万一千多人。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旧军政机关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官职的人。而在占肃反对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万人，不但没有现行问题，就是在履历表上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记录的。把他们列为肃反对象来审查，来斗争，只能说是斗错了，肃错了。不用说，这被错斗错肃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当然是满腔的委屈和怨恨。
肃反运动是1956年基本结束的。正好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示出一种广开言路的姿态。于是，这一百多万被错斗错肃的人中间，就有许多人趁此机会诉说冤苦了。这表现为当年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大矛盾。
概括地说，经过从思想改造运动到肃反运动这些不间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因而就形成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
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呢？在知识分子这一方，希望对于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所受到的无端伤害，给他一个说法，还他一个公道。他们对于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为肃反之类的政治运动，正是整风运动所要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以为自己蒙冤受屈的问题可以在整风运动中得到解决。殊不知这并不符合毛泽东整风的本意，毛最终是用反右派斗争来解决这一矛盾，把诉说冤苦定性为倡狂进攻。由此可知，反右派斗争是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极点时的猛烈爆发。中国的民主党派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代表，他们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也同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当国共两大党的斗争激化起来，在“二者择一”的条件之下，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追随共产党投身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殊死斗争中，大敌当前，也很需要民主党派的合作，至少在影响敌占区人心向背这一点上他们能起的作用甚大。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即使有所不满，也是采取一种忍让克制的态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可见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这些同路人，而在心里却早已打定了胜利之后跟他们分手的主意了。苏联解体之后，从公开的秘密档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斯大林没有同意这个意见，他在复电中表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一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大约是几年之后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方针的最早渊源。
中国的那些热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因为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才组织民主党派，才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才因此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当国民党的统治即将被推翻的时候，他们曾经幻想可以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1948年10月，罗隆基以民盟留沪中委的名义，“写了一个向中共的建议书，主要内容为：⒈内政上实行议会制度；⒉外交上采取所谓协和外交方针（即对美苏采取同样友好方针）；⒊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党的自由；⒋在盟内的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党员和盟员避免交叉”。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
国民党被赶出了大陆，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这些民主党派的矛盾就尖锐了起来。其实，共产党早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并且决定了对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来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文件的时候，加写了这样一段：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楚了：从这个文件发出之日开始，到反右派斗争为止，十年之间，共产党就是按照这个态度处理它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步一步实施这个既定方针。到了1957年，矛盾积累到了极点，终于给了他们毁灭性的一击。这些民主党派从此名存实亡，不再是一种多少有一点独立性的政治力量了。
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曲：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整风运动。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这是为什么？》为题的社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就内容和性质来说，反右派斗争首先是算前一阶段整风运动的账，所以有“由整风转变为反右”一说。就时间顺序来说，也可以说整风是反右的前奏曲。我们在探讨反右派斗争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之前，要先看看整风运动。
就我看到过的材料来说，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开展一场整风运动的，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中央全会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镇压起义之后几天召开的，听取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的报告，刘介绍了他如何同赫鲁晓夫商讨处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认为，这次中央全会就是为了讨论波匈事件而召开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刺激，他当然极不愿意在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事件。他在会上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的一项措施。为什么开展整风运动可以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写的发动反右的党内指示中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即照此办理，在一些地方制造出“许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升学问题上街游行，被人为地制造成一起民盟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处死了三个无辜者。这一案件有助于人们对毛泽东这篇文章的理解，他说的“主动整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于这次计划中的整风运动的性质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对于人们理解整风运动的性质，这一段话真是太重要了：“整风，就是思想改造”。人们对于数年前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记忆犹新，而即将开展的整风运动原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具体的做法，毛泽东说了一项：发动学生斗教员，人人过关。他把匈牙利那种群众上街的情形称为资产阶级大民主，那么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反右派斗争这些了。
毛决定开展整风运动，不仅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也有国内甚至更是党内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为重印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倡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他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指的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国内方面”的“反冒进”事件，显然更是他希望通过整风运动解决的问题。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为他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第二篇《序言》，谈到在这年的下半年，“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毛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他就这样吹响了各行各业全面冒进的号角。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冒进的恶果大量显现出来，刘少奇、周恩来这些比较务实的领导人感到形势严峻，提出了反冒进的问题。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篇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发表的社论宣称：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提出“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十分恼怒，在这一天的报纸上批了这样一些话：“尖锐地针对我”，“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七八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基调也是反冒进，其中提出：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为了这事，后来毛泽东多次批评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调侃地说：“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毛泽东决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据报上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但是从毛在这前后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可以知道，还有一个在《整风指示》里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知道，党务系统在刘少奇手上，行政系统在周恩来手上，这些党政机关的干部都是他们的下属，由谁出头来向他们提意见呢？毛泽东想到了让民主党派来充当冲击的力量。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之后，中国的这些民主党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装饰品。它的头面人物虽说大都安排了颇高的职位，其并没有什么实权，不能做什么实际的工作，更不要说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因而显得很是消沉。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新方针之后，民主党派一时颇觉兴奋，他们就象经过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动活动了。1957年三、四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开会：致公党（3月21－23日）、民主建国会（3月22－23日）、九三学社（3月22－2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4月5日）、农工民主党（4月12日）都开了会。讨论在这新气候下的工作问题。这里只举民主同盟的情况为例。民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章伯钧在民盟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表示要更加广泛的参与国是。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却是毛泽东所厌恶的。这也就是后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说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不过这时他想要打击的还不是这些民主党派，而是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他想，是不是可以来一个“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呢？民主党派哇啦哇啦提意见，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只是如果把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加以引导，使其锋芒针对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那就化为积极因素了。他怀着这样一种愿望，就来着手调动民主党派这个力量了。
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整风指示》见报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谈话，党中央的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总书记邓小平也都到场。毛讲话的主旨就是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他说了这样一些话：目前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有人很担心，怕矛盾一揭发，一批评不得了。我们对人家提出的意见，不要害怕，应该欢迎，给人家以提意见的机会。矛盾没有什么不得了，到处唱对台戏，把矛盾找出来，分分类。如文学、艺术、科学、卫生等方面，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突出来了，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辩论愈好，愈讨论愈发展，人民民主政权愈巩固。几年来不得解决的问题，可以在几个月解决了。
整风主要是党内整风，可是有党外人士参加就更全面了。两种元素可以起化学作用。但党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尽管他对民主党派开的这些会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还是夸奖了几句。他说：最近各民主党派都开了一些会议，开得不错，提出了些问题。只要党外人士谈出来了，大家一齐搞，这就更好谈了。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帮助共产党进行工作。
召开这样的座谈会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希望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们在他划定的范围之内多提些意见，这就是对国务院所属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这些部门，也就是总理周恩来领导下的部门的工作提意见。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也就对刘少奇的系统多提意见了。假如这些民主人士能够多提意见而且符合他的意图，毛还许诺给予一份回报。他说：统一战线中的矛盾是什么呢？恐怕就是有职无权的问题吧！过去民主人士有职了，但是没有权，所以有人讲民主人士不大好当，有些恼火，现在不但应该有职，而且应该有权。因此，这次整风，在党内对有职无权的问题也要整一整。
这天毛泽东还讲到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问题，他说，大学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这也是知识分子很欢迎的意见。不过，后来凡是引用这话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整风指示公布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开始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逐日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件事进一步反映出了毛泽东借重民主人士进行党内整风的意图。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成问题的是，这些民主人士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并不在毛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对教育、卫生等等工作中的缺点提意见，批评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义，甚至有人在发言中还流露出反冒进的意思，例如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就提出了“八年来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的问题。会上的许多发言谈到党委代替行政直接发号施令、外行领导内行、肃反运动的偏差，等等问题，实际上涉及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体制问题和严重弊端。这些都是毛没有料想到也决不愿意听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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