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稿《西安事变的起因绝非抗日》，收到这样的评论：“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最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此看法颇具代表性，因而有必要写一篇小文，让世人知道，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到底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仃止制造内乱呢？还是以个人权位为重，乘乱夺权呢？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八一宣言》时，毛泽东还未抵达陕北，此时西北本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早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就连被认为“一介武夫”的冯钦哉也提出：“恳荒、栽树、设银行、辨平民工厂”的治西北方案。[注3]西北各地方势力，经过多年较量、重整。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使他们深深体会到，要能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只有：“稳定人心、二分军事、三分政治、五分经济，经济有辨法，一切有辨法。”[注4]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西北不少地方政府，都在励精图治。如山西阎锡山政绩显著，成了全国著名的模范省。青海、甘西的马步芳，也在致力於本地区的建设，并获得本民族的拥护，因而具有相当大的战斗力。此时，西北地区本来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
不幸，自从毛泽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进入陕北後，频频挑动内战，破坏了西北地区相
对安定的局面。如中共“向南要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向东要占领黄河西岸五县以上。”[注5]挑起与井岳秀、高桂滋等地方势力的内战。
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以及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精神。请看看毛泽东这位精於谋略的中共决策者，怎样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大的精神的。为了“有效地争取同盟者，必须高举抗日的旗帜。”[注7]并提出了“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注7]的口号。提出该口号的目的是甚么呢?仅仅是为了“争取同盟者。”[注7]该口号的实质是甚么呢？毛译泽东做了专门的解释：“并非真的要去河北寻日本开战。”[7]“故东征山西，打通抗日路线。”[注7]实际上是“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注7]“惟一的任务，是取消卖国贼(谁是‘卖国贼’呢?‘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即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南京中央政府)的资本，并扩大红军。”[注7]不难看出，中共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仍然“惟一的任务”是从当地政府手中夺取权力。从便“创造大规模的根据地。”[注7]只不过更注意包装，把挑动内战，说成是“打通抗日路线”[注1]，把反中央说成是反“卖国贼”(“其[指蒋]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卖国铁证”[注7]，把南京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说成是卖国的铁证)而已。张学良用更通俗的话来解释：“用抗日爱国话，向内向外活动。”他们在抗日口号下，进行叛乱。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後，又在“打通抗日路线”的幌子下，进攻全国模范省山西，把内战战火烧至全模范省－－－山西。
後又与张学良制订大规模内战计划：”双方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联合行动之西北的计划，计划的中心内容是‘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即以抗日为号召，通过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行动，夺取宁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与苏联结成联盟。“首先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在川西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陕宁的红一方面军合力廓清陕、甘、宁、青四省的反共部队……。”
“为策应两广及华北局面，西北发动决定提早，以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
再看看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共产国际的密电：
“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
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们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需须解决一个具体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这一地带布满着为目前红军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需苏联确实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技术问题……。”[注59]
“以一方面军攻宁夏，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後再夺取
之。以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逐步向甘、凉、肃前进。沿途坚城不攻，待从外蒙取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注59]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异口同声的告诉世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注59])即既使是中央军撤离西北後，他们仍要侵占西北地区当地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仍要在西北地区挑动内战，他们不仅从苏联得到的轻武器是用来更残酷的屠杀自己同胞的，甚至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也是用来轰炸西北地区地方政府所管辖的坚固城寨。
还有甚么比枪口对准谁？大炮射向谁？飞机轰炸谁？更能说明他们竟究是反内战，还是在乘乱夺权呢!(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此一密也电证明了中共的实际行动以及中共的<八一宣言>等抗日宣传，根本不可能感动西北地区广大军民，以致中共必须从苏联取得飞机、大炮，来攻取西北地方政府早已控制的城寨，且张学良是同谋，此一事实彻底否定他们的“反内战”、“抗日”等虚伪宣传。)
……。
直到七七全面抗战，正如曾任毛泽东私人秘书李锐先生後来著书所说：“毛泽东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11]据当时接近毛泽东的人士透露：“毛泽东在延安获悉日军攻入南京这一消息後，与东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高兴如狂，举杯庆祝，并因兴奋与唱酒过度而满脸通红。”据日军报导：“以中条山为中心盘据於山西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於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注12]中共就是如此紧密配合日军，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中共曾在西安事变後宣誓效忠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们之间还有“协调机构”。中共著名的间谍头目潘汉年，每半月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由潘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每月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了一万元。潘汉年还持有日本人给他的特别通行证,该证件上面写著：“凡日本军、宪、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注12]在中共与日军共同对付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协调机构”中，中共方面的人员还有袁殊，一九四六年到达中共根据地後，担任中共特务机关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共建国後，担任大陆政务院情报署付署长,中共中央军委联络络部副处长等要职。[注12]邵式军，邵於抗战胜利後，逃往新四军驻地，其巨大财产被国民政府没收；胡均鹤，胡於抗战胜利後，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入狱，出狱後就到潘汉年处报到，一九四九年後是中共华东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注12]吕一峰，抗战胜利後逃往中共根据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後，吕担任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要职……。
……。
有人将毛泽东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的所做所为，归纳八件大事，现引用於後：
“第一件，就是在9.18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9.18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南京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敇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于1931年11月7日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一切少数民族地区的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伪宪法第十四条）。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援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与第五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蒋介石为抵抗日本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雾。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摌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敇，但却在同一时间内，摌宣布长征，北上抗日敇，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于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于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于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注意，不是摌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敇。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摌西进敇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摌革命根据地敇，实际上是为斯大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摌作前驱敇，结果，几乎被中国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笔者改写)：毛泽东以
地盘－－－助张“肃清蒋系势力”以能据西北称雄；
权力、地位－－－封张学良为“未来的国防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
以及金钱－－－“特别是有取得苏联援助的保证”，即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的蒙苏
协定，就是告诉中国的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也可以与你同盟。”[注4]他们要以外蒙古为师，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并“与苏蒙结盟。”[注8]他们实际上要将辽阔的中国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击去，像外蒙古那样附佣於苏联，以换取苏联的援助。(即“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後，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等“权力高帽”、“政治大饼”，以及金钱等幕後阴谋活动，来煽动张学良与南京中央政府决裂，据西北称雄，而发动西安事变。笔者在<中共在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文中，详细的探究毛泽东是如何影响张学良的。)
这就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
人类历史上，多少罪恶假正义而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多少罪恶假抗日而行。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到底在干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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