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者：泽仁多吉
（续上）当过学生红卫兵头头的鞑瓦，拉萨中学高66级学生，在我采访他的最后强调说：“实际上，后来大昭寺的喇嘛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你应该记住。他们说，那一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东西扔到院子里，就完了，就像照片上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一直摆着，没人管，也没人敢动，但不久就开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个月，把寺院里面真正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银财宝，然后是铜的和铁的，至于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当时有一个部门，叫土则列空，汉语是‘废旧物资收购站’，是属于外贸的，专门来收集各个寺院里面的东西。实际上，什么废品嘛，什么破烂嘛，都是好东西，像大昭寺只有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等身像）没有动，其他东西在三个月之内几乎都收空了。所以说，那一天，大昭寺只是表面被砸了，后来才是真正的被毁了，是国家派工作人员来把全部都‘清理’了。这个‘土则列空’还收购家里面的东西。国家廉价收购啊，只给一点点钱。当时很多人都把家里的宝贝送到那里去了，有的是害怕，有的是生活无奈。
“甘丹寺也是这个样子。在没有砸之前，那里是粮食仓库，当时拉萨各个单位的粮食都要到那儿去取，由部队守着的。后来等金银财宝都被‘土则列空’收走了，部队就把佛像砸了。当兵的在佛像的脖子上拴根绳子，把佛像拉倒，金啊银啊，铜啊铁啊什么的装到车上，全都拉走了。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又被从达孜县、林周县、墨竹工卡县、堆龙德庆县这几个县来的人弄走了。山下的老百姓也去把剩下的扛走了，可是最后却把毁甘丹寺的帽子扣在山下的农民头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驾驶员，他就是甘丹寺下面岗托那个村的。当时他还小，跟村里的其他孩子去甘丹寺玩耍，看见地上堆满了寺院里的各种器具，很多当兵的拿着石头在那里敲打着玩儿，但他们要拿走的话不允许。他说，没想到最后却落了个章多的老百姓毁了甘丹寺的说法。哈！居然就这样嫁祸到他们头上了。大昭寺也是这样，说是拉中的学生砸的，实际上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想这么做，因为当时司令部说过不准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成员，我很清楚。
总之，大昭寺被砸，政府并没有制止。制止什么嘛。实际上，正如大昭寺的喇嘛说的，那天只不过是表面性的破坏，真正的毁灭都发生在后来。至于说到后来的维修，国家是拨了一部分款，但老百姓也是捐了很多款的。而且大部分劳动力也是群众自发付出的。有些拉板车的，一天可以挣十五块，可他不要，却愿意拿两块五的工资去干维修寺院的活。还有人是无偿地去劳动，是诚心诚意的。有些人捐出了自己全部的钱财。西藏的寺庙得以复兴大部分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由信徒们自己捐助修复起来的。国家不好意思了，才掏出一点钱，然后大肆宣传，结果就变成了好像都是由国家修复的了。”
以收藏西藏文物闻名的收藏家叶星生，是一位在西藏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四川人。他也在拉萨中学上过学，“破四旧”时已经毕业，因在绘画上有一技之长，曾经是“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而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大昭寺。我在采访他时，他是西藏自治区文联收藏家协会主席，后来调往了北京中国藏学中心。下面是我与他的一段对话：
我问：文革时，大昭寺被红卫兵砸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叶星生答：我记得很明确是居委会砸的大昭寺。
我问：有拉中学生吗？
叶星生答：拉中学生也参加了。……反正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居委会，拿着洋锹挖那个墙壁。
我问：挖壁画吗？
叶星生答：对，就是挖壁画。就在转经路那一圈。就拿着铁锹挖，就像挖地一样在挖，把那个艺术就当作泥巴一样挖下来了。都是居民多。就是帕廓街那一带的居民。当时各个居委会负责各个居委会的那些“四旧”。大昭寺就属于八角街居委会负责。……砸寺庙，我觉得它是一个组织行为，由居委会带头来整。那上边肯定有指示嘛。
我问：比如说砸大昭寺？
叶星生答：实际上从组织程序来说，我估计就是八角街派出所啊，八角街居委会啊，城关区啊这些，总之都有指示。当然不久政府机关好多都已经失掉了政府功能。但那会儿还很管用。
确实，在我父亲拍摄的那批砸大昭寺的照片上有许多拉萨中学的学生，包括有张照片上展示的是一个正用铁耙挖佛殿金顶的女红卫兵，尽管只是一个看不见面容的侧面，尽管穿着汉式服装，但从她有些散乱的盘在脑后的发辫，从她那一小半面颊上似乎绽放着笑容的轮廓，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出她是一个藏人，后来也被确认。其实无论是谁，如今已年老的她回想起文革时发生在大昭寺的这一幕，是否会痛苦？是否会忏悔？看上去年轻的她是被一种极大的热情——这是什么样的热情呢？——推动着，毫不迟疑地干着令今天的藏人无比震惊的“壮举”。难道在她的心中，那些凝聚了西藏民族的宗教精神、历史意义和艺术魅力的寺院建筑只是一堆象征“四旧”的破烂玩意，所以要坚决地、勇猛地铲除，而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将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诞生？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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