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将军:跟随朱德组建中共第一支红军 林彪当时是个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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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将军:跟随朱德组建中共第一支红军 林彪当时是个连长

一、走投无路的朱德残部

朱德,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南昌暴动后经过抚州,由抚州出发的那一天的早上。我的部队刚刚集合在大路口的旁边空地,等待革委会的首长们到来,然后行进。

这一天第一批出发的是前卫部队,朱德的第九军,最先行的约有一排武装士兵及几个手上拿着红绿标语的政工人员,接着又是两排士兵,跟着朱德就步行来了,他身后跟随有几名卫士及一个马夫牵着一匹枣红色的马,后面便是他们的大队,不到一千人。行进时,政工人员不时高呼口号:“打倒朱培德,拥护朱德!”部队士兵也跟着高叫。我当时觉得这个口号很新鲜!

朱德军长穿着全身一色的蓝灰色半新旧的军服,脚踏草鞋,肤色黄中带黑,约有五尺八寸身材,年纪已四十过头,体格壮健,行进时步履稳重。从他的外表看来,我觉得他不像一个将军,恰似一个伙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

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是壬田周家排作战之役,当时我营归他指挥(他的第九军只有百多人),他在阵地上的表现,既沉着而又十分坚定。对干部又很和气,当我被俘逃回来时,战斗仍在进行,他一见到我时喜极了,但立即指示我由右侧高地进攻,他这种临阵果敢、指挥若定的修养,确证他是一位卓越的战场指挥官,顿使我改变了以前对他的“伙夫”印象。

当我军占领潮汕时。他留驻韩江西岸丰顺县属的留隍市,对梅县警戒,后由教导团接替他的任务,他才移到三河坝,和二十五师周士第负责对梅县松口警戒。汤坑作战时,梅县方面国军黄绍雄师亦同时向三河坝进攻,他们苦战四日后,驻留隍之教导团一营,得悉汤坑之“贺叶军”失败,遂退至三河坝,与他汇合,但这时已知主力被击败,他便和周士第的二十五师配合当地农民武装继续作战,经过苦战三天,因伤亡惨重,迫得渡过韩江东岸,退入福建九连山区,官兵只存一千多人,稍事整理后,即向赣南流窜,进占信丰县城。

在信丰县城时,朱德曾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坚决主张继续打游击,但当时有部份同志反对,他迫得公开宣布:由各官兵自行决定,如不愿意打游击者,即日可自由离队。会议后,当日自行离队的有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及官兵三百余人。朱德便将部队从新编组,向大庾进发。占领大庾后,休息数日,逃至崇义、上猷两县以西之鹅形、上堡等湘赣边区活动。但那些地区都是贫瘠地方,田地不多,人民穷困。他们千多人的粮食,只好向山村稍有余粮的人家打主意,但很快的便搜刮一尽。时令将届隆冬,山区特别寒冷,官兵的棉衣被盖更无法解决。正在万分焦急彷徨之际,忽然有了一线生机,就是驻韶关的国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了一个姓何的参谋(是共产党员)带着范的亲笔函件,到鹅形来见朱德。会见时,何参谋说明来意,并向朱德转达范军长对他们的关怀,拟请率部来归,共同为国家效力。

这个从天上飞来的佳音,使朱德大喜过望。答应马上考虑,殷勤款待来使。当晚即与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举行会议,商讨是否投降问题。朱德即席说明:“范军长是我少年时候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是结拜兄弟,情谊甚深。因他是云南的军队,素为南京政府歧视,我军由南昌回粤,途经上杭时,范军长曾使专人送信给我,相约:若‘贺叶军’能攻占广州,他(指范石生)即在韶关响应,如‘贺叶军’失败,即请我率部来归。这是他过去的诺言,必不欺我。现在我们的处境极端困难,暂时从权归范,保存实力,将来驻扎曲江,更可与党方取得密切连络。再作打算”。

朱德这一主张,即为王尔卓、陈毅等高级干部所同意,因为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路走。但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和实力,乃向范石生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一、本部编为一个团,不得分散。军司令部不得干涉人事权。

二、本部政治工作保持独立性质,军政治部不得干涉。

三、本团械弹被服要从速补给,并须先发经费一个月,以便开拔赴韶。

这三个条件,由朱德写成覆信,交由来使何参谋带赴韶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也派人到鹅形来找朱德,命他率部到广州参加广州暴动。

朱德便决定藉投降范军为名开赴韶关,然后相机行事。

过了十多天,何参谋带着十名武装士兵,押解银洋五千元到鹅形,将范军长覆画与银洋一并交与朱德接收。范军长的覆函:对所提三个条件完全接受,先送银洋五千元作为开拔费用,着即率部到韶北三十里之犂市整训。

朱德接信后即于次日开拔,经大庾、南雄,行军八天,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犂市驻扎。

当朱德率部开赴犂市途中,广州暴动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失败,是以没有参加广州暴动。

广州暴动既失败,朱德即正式接受范石生的改编命令,将该部改编为国军十六军一百四十团。朱德化名为王楷任团长(朱别字玉楷,故改此名),王尔卓为参谋长,陈毅为政治指导员;第一营营长周子昆,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第三营营长何某。林彪当时在第一营第三连充当连长。

全团官兵有一千二百余人。装备有俄式重机枪两挺,手提机枪四挺,驳壳手枪一百二十余枝,步枪五百余枝。由范石生军长授给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标志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团旗,被服、经费均如数发给,并补充了六万发步枪子弹。

一切问题解决了,士气亦为之一振。便积极从事部队整训,并暗中进行党的政治教育,准备等待有利的时机再行举事。

韶关以北之犂市,正是北江特委的所在地,特委书记卢克平,是一位慎重而富有思考力的青年。他早就知道朱德部队是“贺叶军”的残部,但不明了朱德本人的意向,所以不敢贸然与他连络,他一面将情况报告省委,一面派人暗窥该团的动态。

有一天,陈毅召集全团军政干部开会,就当前的环境说明此次受范石生收编为国军的策略,大意是说:“……革命是常有波折的,不能全走直线,要适应客观情势来决定我们的革命方法,现在我们就是适应环境,为了保存实力,以求将来的发展,所走的是曲线。但最紧要的是:我们不要为环境所屈服,而忘记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应该担负的伟大任务”。

这段话为北江特委所侦悉,这才明白朱德他们这次投降是被迫的,而且并没有放弃党的立场。于是派了一位充任小学教员的同志去设法再向陈毅试探。经过密谈之后,这位小学教员同志便表明身份是北江特委书记派来连络的。陈毅知是党方派来的人,便带他去见朱德,由朱德详细说明了投降经过和投降的条件,同时他表示绝对服从党的命令,请求特委转报省委,指示他们今后的行动,并要求派熟悉地方情形的军事同志前来参加工作。这样,朱德便和北江特委发生了密切关系。在交谈中,朱德知道我已回到乐昌,便请北江特委转知我来犂市会面,及参加军事工作

北江特委派了一位连络员于十二月廿五日到我家里,找到我的母亲,旋而找到了我。苦闷的我,一听到朱德的消息,喜欢得很。我觉得参加军事工作总比做地方秘密工作有兴趣而适当。于是我即偕来人星夜起程,走了一个通宵,天还没亮,就抵达犂市。稍事休息,即到团部会晤朱德。两人相见,有着说不出时兴奋和喜悦。我化名为林芝,由朱德呈报范石生给我以团附之职,于是我便和朱德共同在一起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我们全团官兵很热烈的庆祝新年。官兵组织剧团,一连三日演出话剧以娱军民。三日上午。朱德应该师师长赵超之邀,到韶关城去会宴,宴后并作麻雀牌游戏。就在该日下午七时许,范石生由广州派专人送给朱德一封最紧急的密函,我连忙和王尔卓、陈毅等会同拆阅,只见信内只有寥寥数字:“请朱德迅速离开犂市,自谋出路”。原来那时广州政局已变,李济琛得悉范石生收编朱德部队,乃严令范石生将朱德缴械,范为顾全与朱德的友谊,所以暗通消息与朱德,叫他立即离开犂市。

朱德在韶关接到我们转知的秘密消息,于次日晨即赶回团部,立即准备行动。召集我和王尔卓、陈毅三人商议今后的行动。

当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只见他跨开双脚背着手,站立在办公室内,脸带愁容,焦急之情,溢于形表。一见我们来到,神态紧切地说:“我们怎么办?”我即提出意见,建议部队先入仁化,然后绕道乐昌经长多村渡过武江,沿乐昌乳源边境大山区入湖南活动。王尔卓立即打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我即指出行动路线给他们看,但他却主张由犁市沿武江北上,先消灭曲江乐昌边境五里排之土匪(原是乐昌豪绅地主之武装,后变为土匪),然后沿武水西岸北上湖南

我对王尔卓的意见立即加以说明:(一)那股土匪所在地是靠着广大的瑶民山区,占据着险要山地,背山面水,进攻不易,欲将之消灭,殊费时日,倘后有追兵即不堪设想。(二)仁化有我们的群众基础,并可迷惑追兵的方向,万不得已时亦可由仁化转入湖南,较为安全

经过我的详细解释后,各人终于同意我的建议。决定照我的行军计划,各自分头准备。当时我和他们共同工作已有八天的时间,我觉得朱德是一个为人纯厚而坦白的人,他对革命充满信心而又热情,意志也很坚定。陈毅是高个子,体格可称魁梧,心直口快,说起话来无所不谈,能言善道,语言风趣,与人相交,很容易使人对他发生好感。王尔卓是湘西人,黄埔军校毕业生,身材矮小,脸型稍长而小。留着披肩的头发,说话时语如连珠,声音清脆,但满口湘西土音。我和他们都相处得很融洽。

为了这次行军计划,虽然各有意见,但当决定了后,我们并没有任何成见藏在心里。

在这时候,我又介绍一位湖南朋友胡少海参加本团工作,以便入湘时有所协助。

胡少海是湖南宜章人,曾任国军团长,为人勇敢有为,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是本党的同情者。朱德对此亦很同意。于是将部队紧急集合,同外宣称是“野外演习”。

我们就这样堂而皇之的离开犂市,向仁化进发,下午六时到达仁化董塘墟宿营。我们在董塘墟和当地党的同志以极短的时间,迅速策动农民五百余人,次日向仁化县城进攻,因该县的地方团队毫无准备,只与警戒队稍有接触,便即占领县城。缴获步枪三十二枝。我们即将所缴获的武器分配与参加的农民。在仁化县城住了一天,筹集了二千多元现款。第二天又同驻董塘墟,第三天便继续前进,经乐昌长移村渡过武江,沿乐乳边境的黄坪、大小洞,经五日的行军,进入乳源县北的梅花乡,暂且休息,派出侦察人员,打探坪石及湖南国军的动态,再定行动计划

二、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

梅花乡是广东乳源县北接壤湖南宜章县的一个行政区的中心市镇,原民党政府的区署,就设在市内。附近农村有三百户以上的人家,良田千亩,四面皆山,一泓流水,处身其间,有令人恬淡安逸之感。当地的区长邓光汉,是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年纪已有三十岁,区署拥有二十多枝步枪,对我们不只全无敌意,且甚好感。我们因行军疲劳,对湖南情况又不明了,故在梅花乡住了五天。在供应粮食和侦察敌情方面,邓区长给我们很多便利和协助。当时我们很想争取他入党,建立以梅花乡为中心的湘粤边区根据地,可是他对共产党总是表示怀疑和恐惧。由于我们积极去争取他,反而促使他逃离了梅花乡,因此增加我们采购粮食和建立与当地民众关系困难

当时,宜章县籍的中共党员陈东日带着十多个武装农民由栗源埠前来连络(他是参加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后跑回原籍的),他与我是武汉时期的同事,而今重逢于流窜的生活中,真是喜不自胜。因为他是最好的助手,我立即介绍他与朱德相见,朱德亦感到高兴。他一来,就告诉我们宜章县城只有民团四百人驻守,便决定进占宜章,作为我们的根据地,开展湘南的革命斗争。

我们决定了进占宜章县城的计划,便筹划如何行动,我详细向陈东日查询,得悉宜章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连我们脱离十六军的清息都不知道。我遂与朱德商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去解决宜章民团,以胡少海伪充团长,扯着国军一四〇团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浩浩荡荡向宜章进发。因胡少海和陈东日俱是宜章人,沿途民众都很欢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二日)的正午,我们的部队一路无阻的进驻了宜章县城。

宜章县长赴省述职未返,城内的官绅都以为是国军到来驻防,非常高兴,沿街燃放炮竹欢迎。

这一月,正是农历除夕,绅商为了表示他们的敬意,送猪送酒,犒赏官兵,并于是晚八时设宴于绵政府内,欢宴本团营长以上的官长。我们便乘此机会,布置围缴民团枪械、逮捕官绅的计划

当晚的宴会,朱德、王尔琢、陈毅等都没有参加,他们负责指挥部队围檄民团枪械。我与胡少海、袁营长带了十四名干练的士兵,服装整齐,佩带着驳壳手枪,不露声色的前去赴宴。酒席还没吃完,警察局长、县府科长及十多个绅商等,正在欢愉的气氛中向我们举杯敬酒的时候,突闻外面枪声卜卜,枪声一响,我们的卫士立即将席旁的县府卫士的手枪缴去。在座的官绅眼见情形突变,大惊失色,想脱身逃走,但见到我们的卫士已把守住出路,只得又复坐下。那位警察局长神色慌张,声颤颤地向胡少海问道:“胡团长,有甚么对不起的地方?”那时,我坐在胡少海之侧,便轻轻的推他一下,示意他宣布,他立即会意站起来说:“请各位不要惊慌,我保证各位绝对安全。今晚的事变是对宜章县民团局邝团长而发,可惜邝团长不在此。今晚唯有请各位屈驾一晚,明天再与各位详谈”。各官绅闻语,才神色稍定,但纷纷要求准许回家渡岁,明晨亲到团部拜年。胡少海对他们的请求不敢作主,此时我便起立对他们说:“各位请原谅,这是公事,我们不能答应各位的要求,一俟事情解决,我们再向各位道歉”。他们听了,面面相觑。这时,进攻警察局的一连人已将驻守县府时所有警察全部缴械。袁营长便指挥该连将缴获之枪械集中,并将宴会上的各官绅全部扣留。五分钟前的主人,这时便变成失去自由的阶下囚。

由于地方团队的首长都给我们一网成擒,所有地方团队无人领导,所以毫无抵抗。当我们回到团部时,战事已告结束。城内的民团全部被缴械,只有城外一小部份民团逃去。

这次战果,缴获步枪三百五十枝,驳壳手枪七枝,俘警察及民团三百多人。我军毫无伤亡。

当天晚上,朱德、王尔琢、陈毅和我四人连夜开会,商讨成立红军开展革命斗争等问题。因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我们这个部队的官兵多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人,乃决定采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番号,并即派员去赶制一面斧头镰刀的红军旗备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部队——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简称红军)便在我们几个人经一夜的筹划下,正式产生了!

第二天是农历的新年初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廿三日),我们于上午八时在宜章县立中学时操场上集合全团官兵,并发动四百多个农民参加,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成立典礼。我们集中了全团的号兵组成乐队,经过奏乐、升旗,行礼如仪后,朱德便向大家致词,大意如下:

“同志们!今天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武装——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的日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正式红军的第一次。回想我们由潮汕失败,退到赣南,困处上堡鹅形地区,没饭吃,没衣穿,部队内的动摇分子都跑了!幸赖同志们团结一致,同艰共苦,站稳革命立场。在这一期间,我们曾忍辱受编,目的是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一到,我们就又重新举起革命旗帜,为中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奋斗。我们现在力量虽少,但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拥护,有世界无产阶级最大的国家苏联的援助,更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做后盾,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本军的编组和人事,经过了我和陈、龚各同志开会决定,朱德为红军第四军军长。一四〇团改编为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王尔琢任团长,陈毅为党代表;粤北湘南参加的农民子弟兵编组为第四军第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原名胡鳌,少海是其别字,湖南讲武堂出身,是国民党左派分子,国民党清党后,不敢回乡,寄居在我家里,参加朱德部队后,即以少海为名),龚楚为党代表。二十八团的营、连排长,仍任原职。二十九团各级干部,稍后另令发表……”

朱德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继则燃放炮竹之后散会。

那天晚上,全体官兵举行聚餐,并开游艺大会,参加的民众有三千余人,盛况空前。由此开始,便在湘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怒潮。

除夕夜宴上被扣留的宜章官绅,也在这时经过分别审问罚款后即释放。其中有位教育局督学曾日山,因与宜章党内同志有私交,思想进步,释放后即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以后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惜在长征时阵亡。

在我军宣布正式成立红军第四军的一天,我们打开宜章县监狱,将所有囚犯解除枷锁,由我向他们训话,鼓励他们回到家乡继续为反抗统治阶级而斗争到底。释放时,不论轻重囚犯,我们发给他们每人一斤米。我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离去,感到无限的快慰。

不久,廿九团的各级干部职位也公布了——第一营营长刘新,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在参加南昌暴动后在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任少校团附,曾与我同事,潮汕失败后,逃返原籍。为人精明能干而且很谦虚,我和朱德到达宜章的第三天,他便与我连络,适值我们正在编组廿九团,遂任他为第一营营长。(不久即在宜章作战时阵亡,遗缺却由朱舍我继任,朱是广东梅县人,亦黄埔军校出身)。第二营营长李光标,宜章人,湖南讲武堂出身,曾任国军营长,国民党清党时,逃返家乡,是胡少海的同学。第三营营长姓陈(忘其名),宜章人,黄埔军校出身。以下各连、排长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

至此,红军第四军之初步编组便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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