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的生态环境

中国福建省厦门大学教授尤盛东因在课堂上发表政治言论遭校方解聘，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

主持人：陈奎德

座谈人：夏业良教授，经济学家与政治评论家

一、中共的反智主义的极致

近日，纽约时报报导，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尤盛东因为批评中共领导的宣传口号与官方贸易政策等言论，而遭学生举报，随后被开除。

在本该是安心教书的古稀之年，71岁的经济学教授尤盛东却在美国多地奔波往返，寻找能为他提供三尺讲台的美国大学。

尤教授的遭遇不是个案，它反映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知识界的巨大困境。

2013年以来，官方加强了对知识界的镇压。

被开除或停职的大学教授：尤盛东谭松史杰鹏许章润，张雪忠、李默海邓相超……等等（李默海被惩罚的原因也是“在网络上发布错误言论”——指李默海在新浪微博上批评公有制、“人民”概念虚假等言论。山东建筑学院教授邓相超……。很多在大学、研究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被单位领导告诫不得发布“错误言论”，否则将被开除、收回房子。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史杰鹏，重庆师范大学开除谭松，厦门大学开除尤盛东……显示了官方对知识分子言论控制的决心。

此外，大V被抓（如薛蛮子），封大V的号（如演员孙海英、学者荣剑、媒体人文涛等），党纪处分（如任志强），过去四五年中，中共对言论的控制逐步升级，到目前中国国内几乎所有不利于中共的舆论全部消失，中国民众只有在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私人朋友圈中才可以小心翼翼地交流。但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党员干部被规定不准在微信等网络媒体上发布不利中共的言论；对民间老百姓，则发现不利中共的言论即删帖、封号，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被抓的案例也已不少。如此严重地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在文明世界不可思议，但它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

近年来，由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态度，使得对言论的控制达到1980年代以来最严厉的程度。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选出新的最高领导人以前，尽管官方控制的媒体发表批评政府和中共的言论很谨慎，但在经济、社会等领域还是留有空间，而在网络自媒体如微博上，批评政府更是常见甚至往往是主流，粉丝众多的大V言论经常会给官方造成很大压力。但自2013年以来，基本上完全禁音了。为了限制网民“翻墙”到国外网站获取信息，还清理、整顿VPN代理服务。

反智主义的猖獗

所有的共产党都有一个特征叫“反智主义”。但是在中国，反智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有两个高峰期，就是毛时代和习时代。

共产党都“反智”。但是在中国，反智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什么会发展到登峰造极？这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个人特质有相当大的关系。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抄写书卡等等，其潦草字体曾受到北大教授批评和讽刺,作为杨昌济的女婿，也多次给来访的北大教员梁漱溟开门……，所有这一切，使他自我感觉比较屈辱，这些早年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心理。你看毛泽东建政以后对待各个知识份子的方式，包括他曾失态地大骂和嘲讽梁漱溟等等，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份子的迫害特别残酷，比起其他国家共产党要变态得多残酷得多。这和毛泽东本人的早期心理屈辱有相当关系的。

习虽然其能力远逊于毛，但在反智主义和愚民政策的施行上，与毛有类似的心理渊源。这点与邓、江、胡相比即可看出端倪。

任志强（资料图/Public Domain）

二、中国知识界目前的困局

目前中国，人称“民不聊生官不聊生知不聊生资不聊生”。

企业家与中共意识形态的对立——关乎私有产权是否有法律保障。

而知识界与中共是最恒久深刻的对立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是中共两大支柱之一——谎言的解毒者。

人们已经看出来，自习近平上台后，他同中国知识界的关系日益紧张，他的“七不讲”，他对知识界的整肃，他对互联网的严控，他对大学校园的监控，史无前例，告密者满天飞，教员人人自危，因了唐言论被扫地出门者，所在多是。

中国知识分子步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甘当哑巴奴才，抑或愤然出走，均为绝路。前路何在？

当然，目前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某种意义上，也是其来有自。

三、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知识份子对造成人类二十世纪的悲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开源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消灭的或使这个运动衰落瓦解这方面，他们也起了，我相信还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它都是相当关键的角色：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创党时期的知识分子

大家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1921年的创党会上，参加的基本上都是知识份子，都是所谓“精英”。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从此之后的新式读书人和传统读书人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中国现代的知识份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七十年来中国的大悲剧，那些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听命于第三国际的知识份子是始作俑者。

中共内部的“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

由于中共后来进行残酷的武装暴力革命，这一残酷的夺权使它的内部成分就有一个重大的“换位”过程。即开初的那批知识份子逐渐边缘化，逐步退出共产党的核心，像陈独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识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比较多一点的，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运转过程中，都逐渐地被整肃，逐渐走向边缘，甚至是覆亡，最后被淘汰。你看中共一大代表，有几个的下场好？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书房，或投向国民政府，有的甚至投向汪精卫政权。

但是另外的一些，历史上称之为落第秀才的，一些边缘化的半知识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开始从边缘进入核心。这个中共内部的“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贯穿了整部中共党史。

四、国共两政权与知识界的关系

马寅初。

有些人觉得有点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过去对国民政府、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先生批评非常尖锐、铁骨铮铮的那些知识份子，到了中共底下，被中共整得非常惨，但是他们毫无办法，而且还不断的写检讨，不断地屈膝。当然，众所周知的四大无耻，像什么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周谷城，就不要去说他们了。我指的是一些在1949年前有风骨的名声不错的知识份子，如马寅初等人，在49年后也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为什么？

原因主要在于中共实行的是一种全面的极权统治。它的统治方式是全面地掌控你的生命权。

在中共底下，你连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性都找不到。

在共产党底下，你的身家性命全部拿捏在他们手里，人为刀俎。你为鱼肉。在毛泽东之下，任何人，你只要不服从，或是有任何不同的思想、异议，这个社会就没有你的位置和饭碗了，甚至被“蒸发”掉了。连极个别的地位很高的知识精英，也不可能公开反对毛泽东了。

五、七十年恩怨：知识界与中共

起伏涨落的关系

三个高峰期

从宏观来看，中共迫害知识份子有三个高峰时期：

一个是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它把中国最精英层面的55万知识份子全部打入地狱。

另一个是文革，反智主义达到癫狂的高潮。当时。以中国之大，已经寻找不到一间安静的书房了。具有几千年文明传承的神州已经成了一片文化的大沙漠，成了知识份子的大监狱。（至此，物极必反，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相继去世，中共的统治出现危机，于是开始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即，毛的妻子兼打手被逮捕，众所周知的邓小平时代开始。）

第三个高峰期就是习近平统治时代了。

但是，很快地，中共与知识界的关系又开始起起伏伏，阴晴不定了。中共政权和知识界的紧张关系重新开始出现。也就是说，这种紧张它不是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恩怨为转移的。根本问题在于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性质，这种紧张是结构性、制度性的。该政权是反对任何独立思想，反对创造性思想和怀疑精神的，是反任何异端的，即，是反智主义的，是愚民主义的。毛泽东反复强调统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全国必须听命于一个最高统帅，高度一元化集权。真正的知识份子是不可能在这个国家有安逸、惬意的精神生活的。

习近平正在亦步亦趋地复制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专制主义。

大家看到，每个新时期，总是在开始时，由于双方的上述意愿，都有一段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的、和缓的时机。譬如1957年打击知识份子之前，1956年毛泽东观察了东欧的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等国家知识界与政权的紧张关系和动荡情势，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能吸取经验教训，超越那些小兄弟，于是发表了讲话，听起来是相当宽松的言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气氛要“生动活泼”啦，也没有后来的所谓“六条政治标准”，似乎很有诚意跟知识份子搞好关系……等等。

看看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的政治手腕吧。他先是准许并利用西单民主墙，来进行党内斗争，有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以及我刚刚说过的还要做什么知识界的后勤部长这样一种谦卑。但后来呢，“狡兔死，走狗烹”。“华国峰倒，民主墙封。魏京生下牢”。这是如假包换的过河拆桥！所有表演的那些“宽松”，其实都是中共严厉打击知识份子的“前戏”。

江泽民时期

胡锦涛时期

这七十年来反反复复的中国知识份子同中共缠斗的基本过程。1978年中国部分开放后，知识界的觉醒说明知识份子经过长期痛苦的历程后，开始自省反思，个别人甚至开始忏悔，开始赎罪。中国知识者知道自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的过程，造成了中国人的深重灾难。这种反省，使他们尝试要开辟自己的创世纪，开辟中国新的历史篇章。当时，八十年代，海外有些华裔学者，也包括了某些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知识份子创世纪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提得最为鲜明，振聋发聩。八十年代中国知识份子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真正开始独立地站起来说话。

情势有点像台湾的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六、七十年代，胡适、殷海光和雷震先生等自由主义者引领风潮的所谓《自由中国》杂志、《文星》杂志时代，以及再后来加入了本土知识精英的《美丽岛》杂志时代。这是自由主义份子，政治异议份子，本土知识份子逐步集结的时期，它与中国大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情况很相像。

六、习时代，中国知识界苦撑待变

大变局

贸易战起，香港民变，习近平面临四面楚歌，内外交困，无可救药。然而“权令智昏”，虽然共产主义早已是一张画皮，早已是国王的新衣，早已成为笑料，但他们如今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在进退失据之际，又重新从垃圾堆里捡回这张膏药皮，披挂上阵了。看来，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后路了，盲人骑瞎马，正在一步步走向无法抗拒的历史深渊。这恐怕也是命数，由不得人的。

创世纪：历史的解咒

中国知识人，唯有坚持信念，默守阵地，默推转型，苦撑待变。方能不愧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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