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四大发现 曝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

武汉肺炎:“中国特色处理手段”与英鼠疫“烈士村”

图片版权EPA Image caption图为1月24日,一批中国旅客戴口罩抵达伦敦希思罗机场。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高度透明的指示下,对付武汉肺炎的武汉官员向世人公布了一个可能比死亡与感染人数更令人恐慌的数字:在当局宣布武汉封城之后,仍有约500万人离开了武汉…

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共官员去年底公开武汉肺炎疫情时,隐瞒了某些数据,导致错失防止疫情扩大的黄金时机。

1月24日,《柳叶刀》(The Lancet)医学期刊发表的一篇最新研究,为科学家对武汉病毒何以迅速蔓延的疑问找到了答案:武汉冠状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时间,比中共官员公布的时间至少提早了好几个星期。

中共官员去年12月31日向世卫组织(WHO)首次公开不知名武汉肺炎病例时,说明了数件事情:大多数患者都曾去过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早的病例是在12月12日出现;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意味着当时只有动物传播到人体)。

中共发布的这些消息,让全球卫生专家较为安心,尽管不知名病毒令人担忧,但“幸好”早期发现,可能“不会传播得很远”,“广大群众还没有面临严重疫情爆发的风险”。

然而,自上周以来,中国网民透过各种方式传出来的视频,使外界怀疑中国大陆真正的确诊及死亡病例数,恐怕远大于中共官方数据。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公共卫生专家尼尔・弗格森(Neil Ferguson)教授推测,可能已经有10万人感染了武汉肺炎。另一方面,英国及美国四位传染病生物学家依模型推估,预计在2月4日前武汉病毒传染人口将超过25万人。

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最早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

《柳叶刀》期刊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或许帮助外界找到了答案。报告的作者中国研究人员以及在武汉工作的医生,分析了最早被确诊为武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前41例患者的临床图表、护理记录、实验室和胸部X光等检验结果,以及他们的生活作息。

分析发现了许多与中共公布信息有所不同的结论,其中一个最受瞩目的结论是:第一起病例甚至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完全无关。

第一例患者于去年12月1日出现,第41例患者是在今年1月1日出现,中共在去年12月31日向WHO报告新型冠状病毒。

最新研究报告揭中共提供错误数据

以下是该最新研究报告得出结论对照中共官方信息的四大落差。

1)超过三分之一的早期病例与华南市场无关

该研究发现,早期41位患者中有27位曾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患者没有去过华南市场。

2)首位病例没有去过华南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位病患在12月1日确诊,比武汉市卫生部门所说的出现首例的时间(12月12日)还早了近两个星期。

该研究还报告说:“第一个病人和后来的病人之间,没有发现流行病学上的任何关联。”这意味着,这名首例病患不仅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也和其他早期病人间没有任何接触,那么这名患者是如何得病的?

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Georgetow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传染病医生兼副教授丹尼尔・露西(Daniel Lucey)告诉VOX,这意味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早在去年10月就出现了。此外,他推测人们可能在食物供应链中的多个地方,接触带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动物。

3)推测1月2日就出现人传人

根据研究人员的分析,武汉第一个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频繁地去过华南市场,在出现症状(咳嗽及发烧)后7天送医,确诊后5天,他的太太也出现症状。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最早出现人传人的直接证据,分析报告并未说明这对夫妻发病的确切时间,但根据研究调查期间推测,可能在1月2日就出现人传人。

《柳叶刀》医学期刊1月24日发布的第二份研究报告说,1月10日在深圳的一个家庭出现武汉肺炎病例,其中五名成员近期去过武汉并感染了该病毒,另一名从未去过武汉的亲戚也染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没有去过华南市场。

中共当局称1月20日首度出现人传人的病例,但是以上两个人传人病例的时间,比中共官方发布的时间还要早两个星期。

4)早期重度病例非长者比例占五成

中共当局早期在发布数据时,一直强调病情严重或死亡的病人都是老年人或者健康不好的人。

然而,根据该最新研究,41例早期病例中,大多数年龄低于64岁,被送去加护病房的病患,50%的年纪在25至49岁之间。此外,这些患者中只有三分之一(13例)在染病前有潜在疾病(underlying illnesses)。

到底怎么回事?

多位专家告诉VOX,最新研究发现结果和中共数据有落差的原因有三。

中共官员可能没有搜集所有数据

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教授、曾参与SARS防疫工作的戴维・海曼(David Heymann)指出,可能原因或许是中共官员没有搜集所有数据。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前主任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则认为中共提供错误数据的原因,或许是处于疫情爆发早期的“战争迷雾”中。

中共僵化官僚主义

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Global Health Science and Securit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研究员亚历山德拉・费兰(Alexandra Phelan)认为,中共僵化的官僚机构导致延迟发布信息。

她说,中共内部复杂的上报系统还可能阻碍低阶官员报告信息,尤其是政治敏感信息,因此,“尽管中共内部订定法律、规则或指导方针要求如何分享信息,但是相关数据通常不会上报到中央。”

SARS重演中共掩盖实情

2002年到2003年爆发SARS疫情,主要原因是中共隐瞒实情,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全球战略实验室(Global Strategy Lab)主任、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全球卫生教授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Hoffman)说,柳叶刀期刊的报告与中共官方早期数据不同,这一事实确实引起了人们对中共信息可信度的“极大关注”。

“如果中国(中共)故意隐瞒信息,不仅危及公共健康,而且也违反《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值得注意的是,霍夫曼指出在1月20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疫情首次发表公开声明后,几天之内,中共公布的病例数就翻了一番,而且一直在急速增加。

霍夫曼表示,人们总是担心: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揭露事实,那么以后就再也无法知道了。

如果这种病毒继续以令人惊异的速度传播,那么中共是否一而再地故意提供错误数据,将演变成更加紧急的国际事件。

乔治敦大学的露西教授说:“在疫情初期了解真实情况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病毒的致命性和传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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