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8日至9日，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距离2003年11月由时任中国参加的第二十次会议，已经过去16年，由现任中国最高人主导的此次会议召开于2018年与化、、等方面的全国性会议之后，可谓姗姗来迟。
不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其实正是契入治国理政进展到特定阶段的时间节点，具有标志性意义。其重要性绝不应该被外界忽略。
由目前透露出来的一些迹象来看，此次会议对于公安系统的意义，几乎相当于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之于中国解放军的意义，并且意味着习近平对中国公安系统深度的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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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对公安系统有过多次指示（图源：新华社）
面向“安全”
参加此次会议阵容相当庞大。既有习近平、、韩正三位局党委，有以公安为主的系统负责人，还有众多部委一把手，31个省级地区党委，甚至省会主要领导人、和等方面大员。
主席台上四人是习近平、王沪宁、韩正和书记郭声琨。他们面对的第一排有中办主任丁薛祥、中组部部长陈希、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国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妇联主席沈跃跃、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中国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省委书记李希、市委书记李鸿忠、党委书记、市委书记蔡奇、中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长赵克志、发改委主任何立峰等人。
另外，中可见的还有副书记李书磊、中国国台办主任刘结一、部部长钟山、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宣部副部长慎海雄、新华社社长蔡名照，等等。
可见，此次会议涉及面极广，几乎牵扯到所有与公安有关的组织，甚至是比较疏远的领域也被安排参加。
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应该是这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重要一员的公安部部长赵克志，能够以国务委员的与陈全国、蔡奇等委员同坐一排，而各个省级地区身穿制服的公安系统负责人，都只能落座于会议的后排。这种座次安排，固然是基于与会者的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名称次序，其实也反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
之所以汇集各个方面，可能是因为此次“公安工作”并非仅仅面向“公安系统”，而是面向广义的“公共安全”。中共政法系统领导下的公安系统固然是其中关键的执行者，但是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数量众多的地方“一把手”即党委书记，更应担负起维护整个安全与稳定的责任。
这是本次会议释放的第一个重要信号。
强化“党的领导”
习近平在讲话中重申了于2017年5月会见公安系统立功表彰大会代表时提出的被视为对公安系统“总要求”的“对党忠诚、服务、执法公正、纪律严明”，还表示要“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兴警、从严治警”，“锻造一支让党中央放心”的公安队伍，“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
其中，被官媒指是“十六字方针”的“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与面向军队的“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显然相差无几。
由此来看，加强对公安系统的“党的领导”是此次会议的一个关键指向。
那么，这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对于公安系统的意义，确实与2014年习近平在福建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之于解放军的意义十分相近。
中共十八大前，党军关系疏远，甚至出现党指挥不动枪的迹象和趋势。在军队反腐和改革固然重要，强化“党指挥枪”恢复党军关系其实更是重中之中。这是当下中国政治演进的一个方向。
军中有的、徐才厚，政法系统亦有。中共十八大后，政法公安系统其实也经历了一个与军队类似的。
而此次召开的公安工作会议，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公安系统的“古田会议”。这也是本次会议释放的第二个重要信号。
与——习近平改革“动刀”公安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里要求“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完善执法运行机制和监督制约体系”、“把新公安改革向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警”，大篇幅表述对公安改革提出了系统性的、更深入和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首先指出的“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对中国公安系统而言尤有针对性意义。
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曾表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而中国公安以往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权和维稳分不清，在实际操作中强调维稳而忽略维权。
其结果是不但无法解决实质问题，还造成官民之间的对立。这也是一直以来中国民间和舆论对政法不满的最大缘由之一。
事实上，对公安的改革，也是习近平执政面临的最重要的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公安系统是中共治国理政的关键抓手，在倚重公安系统的同时对其进行深度改革，令其理念、行为方式都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确非易事。
但是从周永康时代至今，公安系统改革已经完成初步改革的基础之上，于此时开启新一轮深层次改革，则是正当其时。这也是此次会议释放的第三个信号。
今日时事网|最新的新闻时事–一场被忽视的公安大会 习近平释重磅信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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