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次弯道超车:曾落后300年(组图)

中国公益品质也在提升。郭美美出狱大约两个月后，恰逢
“99公益日”，
要知道2018年99公益日捐款人次已达2800万，善款总额更超过14亿，已经毫不逊色于国外的大型公益庆典。

用一句“毕竟，爱挡不住”来解释这一切太过鸡汤。这些年中，除了国家法律、政策的打底，还有无数人、组织、企业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这同样是一个我们熟悉的“弯道超车”故事，一个中国互联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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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长期落后的领域

中国在世界上排名最差的领域是什么？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

不是芯片，不是教育，不是人均收入，甚至不是人口总和生育率……最大的可能是公益。

引用一个不太让人开心的统计：2017年，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国民的助人意愿指数为14%，在全球139个主要国家中排138名，倒数第二。

这个调查考察三个指标，即在过去一个月中是否帮助过陌生人、是否捐过钱、是否做过志愿者，然后计算出一国被调查有过这种行为的比例，中国这项调查的有效样本是4373。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个调查存在太多的随机性，导致它很可能出现严重偏差。不过另一些数据就很难否认了。

比如2018年，就是中国人均GDP即将迈到1万美元的那个年份，彼时中美人均GDP之比已达到1:6。同期，中国人均捐款额超过了100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0。

中国现代公益始于1978年。不过直到二十多年前，绝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外国人更加不会设身处地考虑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他们接触的中国人有限，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极自私”。

这句话也被记录在了知名作家沈从文名为《中国人的病》一书中。

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这句话在国际上挺有影响，也获得众多中国批判现实主义人士的青睐。

互联网曾赋予中国经济社会一段异常澎湃的时光，但并不是任何东西只要有了互联网的加持便能戴上光环。互联网遭受的最大冷遇就发生在公益领域。

2005年，中国网民达到1.1亿，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就。

当年，中国互联网协会意图借互联网助力中国公益，确定5月25日为“中国互联网公益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雷声大雨点小。创造一个民众喜闻乐见的“公益节日”想法很应景，但并不容易。

英国的“红鼻子日”创立于1988年，如今已是全国性庆典。2017年“红鼻子日”在线捐款额2.5亿人民币。不过，英国是现代公益的鼻祖，是老牌发达国家，拥有四、五百年的公益方面的积淀，非其它国家可比。

相比较而言，在公益方面处于全球领先的美国，玩法却和英国有极大的不同。英国靠法律规范，美国靠发达的公民自治。

美国的综合公益日“星期二捐赠日”始于2012年，和中国民间创设公益日的时间差不多，它有很多新鲜的创意，对中国公益影响很大。然而，它虽然影响不小，但还难说得上是一个全民性的节日。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公益刚起步时的差距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不过，有三件事成为中国迎头赶上的契机。一是汶川地震激发了中国人的公益热情；二是中央把“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顶层设计；三是互联网迅猛发展，众多热心企业对公益的不离不弃。

尤其是当公益伴随着互联网深入渗透普通人生活，它真正扭转了中国民间对公益常态化的日常感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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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它终于迎头赶上了

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公益的雏形。

比如讲西周时期有专门官职负责救济贫病之民，春秋战国有慈善论述，南北朝有政府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六疾馆”、“孤独园”，到宋朝时民间慈善规模世界第一……

“雏形”两个字很重要，它一语道出它们与现代公益的距离。

现代公益说白了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比如汶川大地震之后国民才想明白，公益绝不只是给钱，而是一套体系化的运作。客观上，它受组织程度、管理水平以及社会动员能力等制约；主观上，还跟人的启蒙与觉悟密切相关。

于是，到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个现代化”目标提出之后顺理成章地增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概念。

社会治理不那么好理解，只要看到它居然和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并列，就能想象其获得的重视程度，而公益就是其集中体系。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就已转向了政府主导之下、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的现代公益模式，并取得较快增长。但恰恰是借助互联网大潮，公益才在中国获得了爆发。

十多年以前，中国捐款入口只有个位数，社会组织也不多，甚至没有志愿者的概念。但今天中国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超过1600家，社会组织突破80万，每年活跃的志愿者超过7000万。

虽然相对于14亿的人口基数还只处于初始阶段，但从零起步之后的快速增长，堪称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又一个贡献。

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是慈善的源头之一。为了让公益深入人心，先行者充分调动了宗教、教育、法制、社会的综合力量，直到让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将之视为人类的美德。

以英国为例，在16世纪中期，就出现了建立慈善机构的高潮。很快，英国议会就颁布了《济贫法》和《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将慈善纳入法治轨道。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英国陆续推出了《慈善信托法》、《娱乐慈善法》……以及修订和公益相关的其它法条，可谓持之以恒。

而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让公益在当代中国很快就变得人人触手可及。

在中国，随着腾讯的“运动捐步”、阿里巴巴的“蚂蚁森林”、新浪微博的“随手拍解救被拐卖儿童”、快手的“呼吸挑战助力尘肺病人”等诸多公益项目的推广，公益一扫中国人的成见——公益只是政府或有钱人的事。

从此以后，中国人的一点一滴，包括运动、购物、出行、直播打赏，甚至只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做公益。

当中国的网民在2019年达到近9亿人的时候，互联网也在公益领域收获了一个证明后发国家优越性的例证。

2019年4月，民政部在一篇官方通稿中高度评价这些创新称：初步形成了一个鲜活的互联网“中国样本”。

在先进国家，互联网的本质是工具，由于公益更注重人与人的交流，所以直至今日互联网依然处于辅助地位。

但在中国，互联网发挥作用的空间，随着科技深入渗透普通人生活变得超乎想象。至少在传递“人人可公益”方面，互联网的作用超过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传统教育与灌输，它几乎只是用了一眨眼功夫，就让中国公益进化到了“人人为人人”的阶段。

03

给善良留下一个中国坐标

在所有现代化的维度上，人的现代化从来都是最难的。

还记得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吧？！那次事故和动车系统的质量其实毫无关系，后来认定为责任事故。当时，有一篇评论《中国，请你慢些走》，“请等一等你的灵魂”，引发很大反响，说的正是“人的现代化”问题。

互联网技术由于其基本属性就是连接，所以它在中国自诞生时起就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个任务：务必要在中国追赶进程中发挥加速器的作用，同时尽可能减少副作用。

从结果来看，除了体现流量的人数、捐款额、公益组织、捐款平台等，互联网在提升中国公益整体品质方面也作用显著。比如，在制度建构方面，互联网企业用实践摸了无数的石头。

马化腾那句“科技向善”在中国公益的前进步点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更重要的两个字是：坚持。尤其是在经历过2008年汶川地震举国爆发的激情，以及郭美美事件导致激情瞬间遇冷的大起大落之后，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坚持对于公益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整体起步较晚，今天所有的努力更像是创造适合公益成长的温床。

从搜狐建立第一个互联网公益频道，腾讯建立第一个互联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把环保引入人的日常行为，互联网公司纷纷拥抱公益，彰显社会责任意识。其中，最具仪式感的或许是“99公益日”。

2015年9月7日，腾讯公益联合几千家慈善组织、上千家企业、数亿网友的共同参与下，共同发起99公益日，这个公益日已经坚持了5年。

除了它的保留项目“一起捐”。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公益行为的不断创新，比如广为人知的运动捐步，即普通人捐献每天的步数、由相关企业配捐善款，今年99前更是推出了团队捐步版本。

截至2019年8月31日，捐步参与人次接近9.63亿，募集善款超过10亿。行为公益这种“低门槛”、“高互动”、“利己”的特质帮助更多圈外人关注到公益。

最新的玩法还有“积小红花”、“企业加倍金”、“爱心接龙”、“团队捐步”等，这些创新形式使99公益日的影响力从线上延展至线下，从公益行业延伸到社会大众，从广泛覆盖进而到精准触达，这是中国互联网+公益的生动形式。

仪式感恰恰是宗教、文化出现断层的中国亟需弥补的一环，这是一个让良善有更高意味的仪式。

“给与星期二”的发起人科伦，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给与星期二这个节日创办的出发点是，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消费主义中转移到奉献上。我们能否让这个节日，通过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让人们回到过去那个真正慷慨、善意的年代？”

中国社会对公益还有更紧迫的要求。2018年，腾讯公益曾对数千网民进行了一项“理想公益”的调研，超过55%的人最关注“公开透明”。

为此，“99公益日”不但要求平台发起的筹款项目100%实现财务披露，公募组织合作开展项目达到90%项目财务公开披露。

在制度建设方面，腾讯公益在国内发明了“冷静器”功能、“透明度”组件，鼓励大家理性公益，捐款前多想一秒，无一不再对标当今世界公益的先进水平。

互联网公益其实最终要实现的就是这个目标——当“所有人对所有人好”不再只是政府的事，而是人人可参与、能参与、有义务参与的事，自我的改变终将促成社会、国家的进化。

一个大众发自内心认可的公益节日当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