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视“独立人格”为人生最珍惜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所在部门是中国外交部；对教育体制有自己的见解，敢于批判，敢于说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她就是“八十后愤老‘资中筠’先生”。
即便是毛主席周总理的翻译，资中筠也从来没有觉得这是这是一件骄傲了不起的事。
退休之后也闲不下来投入在翻译以及写书的工作中。
做事有原则，甘愿舟车劳顿坐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去看望幼儿园孩子，也不愿接受官气太重的“站台”性质的名流邀请。
“人生不满百，常怀百岁忧”描述的就是资中筠“先生”。
接下来就看一看资中筠先生的传奇人生经历。
作 者：荟琳
图 片：视觉中国
来 源：人人公益
“您觉得最值得珍惜的东西是什么？”
她不假思索地答：“独立人格！”
“人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事是什么？”
她答得言简意赅：“离开行政岗位，做学术研究。”
寥寥数语，却赢得满堂喝彩。当年她离开的行政部门，是中国外交部。
关于孩子的教育，她的语录字字铿锵，句句戳心，却又一针见血。
“同样智力的儿童，在中国的学制下‘学傻’了，创造力、想象力尚未发芽就被扼杀。”
“把‘成功’和‘升官发财’等同起来，这是我们教育最大的失败。”
“中国教育再不改革，人种都会退化。中国家长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她，是“八十后愤老”，著名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曾任所长，资中筠“先生”。
当毛主席周总理的翻译，
并没有多了不起
1930年，资中筠出生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著名的金融学家，曾经留学日美。如宋氏三姐妹，她们资家姐妹三人同样出色。
二妹资华筠是知名舞蹈家，《飞天》、《孔雀舞》等经典舞蹈在一代人心中烙下了唯美的印记，同时，她还成了中国舞蹈界获得艺术、学术双正高职称的专家第一人。
小妹资民筠是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而大姐资中筠最为优秀，身为精通英法文的翻译家和外交官，曾当过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但她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人们只要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学者，就够了。
虽然家境显贵而优越，但他们却从不趋炎附势。母亲热心对待穷亲戚朋友，不喜欢结交达官贵人，这一切都在小小年纪的她的心里，潜移默化地扎下了根。
在她就读的中学里，官二代富二代、贫寒子弟同在一起上课，袁世凯的孙女和穿补丁衣服的孩子，在老师眼里都一样，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能受到大家的尊敬。
对现在校园里盛行的趋炎附势、嫌贫爱富、欺软怕硬等风气，资中筠很是反感：“当时如果有学生表现出来这样的习性，是要被老师批评的，也为人所不齿。那时老师很敬业，从来没有人给老师送礼，我们想都没想过这样的事情。”
考上清华大学入读西洋文学专业，她的老师是钱钟书、杨绛、雷海宗、温德（美国老教授）。他们从不带教科书、讲义上课，张嘴就讲得头头是道，而讲台下的资中筠也听得津津有味。
毕业那年，她的论文指导老师，就是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钟书先生。而当时身为班长的资中筠，为了让同学们有更多时间投入社会活动，竟向班主任请愿取消毕业论文。
幸运的是，她成了“文革”结束前最后一届写毕业论文的大学生。
后来，精通英法文的她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从事外事工作。然而没过多久，就遇上了“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大奸商”。
组织要求资中筠揭发自己的父亲，可她绞尽脑汁仍一句话都写不出来。无奈之下，她唯有和家人划清界限，基本不回家，亲情就这样渐渐淡漠了。
即使改革开放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她和父母在思想上已难以有密切的的深度交流：“我们的关系再也没有回到当初，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50年代末60年代初，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因公派驻维也纳，听说国内闹大饥荒，他们毫不犹豫申请回国：“自己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然而“文革”期间，她全家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本应在字母间遨游的翻译家，此刻却只能在河南农场里学习科学种田。
直到1972年，“把你的外交文捡起来！”随着周恩来总理的命令下达，精通外语、熟悉中美历史的资中筠被调回外交部下属的对外友协。尼克松及随后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她全程负责接待工作。
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资中筠也都负责翻译接待。2011年，“基辛格先生访华40周年晚宴”在北京举办，多年后再次相见，觥筹交错间，他们亲切交谈。
风雨飘摇的时期过去了，外交事业正做得风生水起，资中筠却和丈夫双双离开外交部，放弃令人艳羡的外交官工作，转而到研究所投身学术研究。
在她眼里，最珍贵的并不是出席盛大外交场合的机会，而是拥有独立性，可以自由地读书翻译，追求真理，明辨是非。
我笔归我有，
人生不满百，常怀百岁忧
离开了外交部，资中筠终于得以“我笔归我有”，埋首于从未见过的档案资料，在学术研究中“传递启蒙的光”。
申请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资中筠去美国做研究，对方每个月资助一千美元。但她依旧省吃俭用，只给自己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回国后用剩下的美元买了一台复印机捐给研究所。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她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研究院
和博士生导师，出版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美台关系40年：1949-1989》（与何迪合编）等学术专著。
第一次写长篇论文，资中筠花了半年时间通读美国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把里头关于中国的电报，一页页手抄下来，写满了好几本笔记本。
她正是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了论文《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台政策》，适逢中美关于售台武器《八一七公报》谈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之后五年里，资中筠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延展出专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
创办中华美国学会、担任《美国研究》杂志的主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她如饥似渴。
为考究某些问题，不断找资料、向相关专家请教，然后再将思考心得写成文章或著作，她一直竭力坚持着。
“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求知欲。现在是课题先行，限期完成任务，然后分头写作，像工厂车间一样出活。”
她翻译《廊桥遗梦》，本想着玩票，翻译好之后没想着写真名，只在书稿上随意写了个名字。
没想到书一出版，就掀起了“满城争道”的热潮，可资中筠仍不愿承认自己是译者，并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因为它太热了，而我不愿以此出名。我做了那么多工作，哪本书都比这本重要。”
在她看来，这不过是一次“无心插柳”，而同时间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却是她和多名学者三四年来的心血之作。
但她在书店里找《外交史》的时候，店家却说：“这类书进得很少，售完即止。”
而书架和桌上最显著的位置，放着的是她在两个月的业余时间里翻译的《廊桥遗梦》。
退休之后的20年，她对民族的命运和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也是她最有成就感的的“黄金时期”。
笔耕不辍、后激勃发，她和丈夫携手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站在世纪之交，回顾世界百年来的曲折和缤纷。
在写《20世纪的美国》时，有一章涉及到公益基金会，资中筠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收集了好几箱材料，发现内容太多，一个章节根本不够叙述。
后来利用到美国开会的机会，到福特基金会档案管及其他基金会采访，最终写成了《散财之道》。
这本国内唯一系统讲述美国公益基金会的著作，在国内企业界和NGO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回首20年前写的这本书，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她感到很可观。“我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想到，现在有那么多基金会成立，现在的企业CSR(企业社会责任)已经变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
但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不专业、企业家把做公益当作变相广告的心态，是公益发展的最大困难。
比如说企业家给母校捐赠巨额资金，资中筠则会劝他们：“你就别再捐钱给名牌大学了，他们不缺钱。”
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不同，要是发展某一个学科，可以指定把钱投入到某个项目中获资助某方面的贫困生。要是这一大笔钱被拿去盖大楼了，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二十多年间，这本书一直在不断修订补充。2014年，84岁高龄的她仍亲自到美国考察新公益的动向，增补了大量新的内容，汇集成这本书的第四版《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
如今，每天花6个小时读书写作，间歇时弹几十分钟钢琴放松，成了她多年来的习惯。
“我不能不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种本能，我看到很多问题，看不到解决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忧心忡忡。”八十多岁高龄的她，精力大不如前，便要赶着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写出来。
公民社会、文化建设、知识界思想状态、追忆往事、读书随笔……我手写我心，资中筠展现的不仅仅是自己多年来的心路历程，更是近百年来社会和时代的变迁。
“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
对于自由写作、专注思考的时光，资中筠尤为珍惜。
清华大学100周年校庆邀请她回去，因为觉得形式官气太重，她婉拒了：当下的清华最以出大官自豪，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毁之。
许多带有“站台”性质的名流邀请，她更是拒绝得干脆利落。但她甘愿舟车劳顿，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两个乡村幼儿园看望孩子们。
“人生不满百，常怀百岁忧”，这就是资中筠先生。就如作家毕飞宇所说：“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她的风度和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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