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的争议仍在继续。在遭遇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多位成员为他进行了辩护。辩护者认为汉德克并非种族灭绝的支持者，这种说法与西方知识界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对他的指责截然相反。
批评者普遍认为，汉德克曾否认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塞尔维亚人的暴行，并在2006年参加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被称为“巴尔干屠夫”的米洛舍维奇的葬礼且在葬礼上致辞，他还在1996年出版的小说《河流之旅：塞尔维亚的正义》一书中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提出了质疑。因此，他是“战争罪行的辩护者”，是历史真相的破坏者、种族灭绝的支持者。
对此，瑞典文学院辩护称，其“显然无意表彰战犯以及战争罪或种族灭绝的否定者。但你从媒体得来的印象就是如此。”
10月17日，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玛尔姆与成员埃里克·M·鲁内松在瑞典的一份日报《每日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称，汉德克“肯定在政治问题上发表了挑衅的、不恰当的和不明确的声明，”但他们“在他写的东西里没发现任何涉及攻击公民社会或不尊重人的平等价值的内容。”他们还质问道：“我们想知道，批评者使用了哪些来源，为什么汉德克自己的声明被忽视了。”
瑞典文学院还引用了汉德克发表在德国报纸《南德日报》
上的一篇文章，汉德克在这篇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中称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是二战以来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反人类暴行。马茨·玛尔姆表示，汉德克并没有美化杀戮，并且明确地谴责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诺贝尔委员会外部成员亨利克·彼得森也为汉德克进行了辩护。他对汉德克进行了文本细读，他坚信，从汉德克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的反法西斯态度。“汉德克明确表示支持和平而非战争，他代表了从根本上反对民族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汉德克的写作“从根本上讲是非政治的”，他的作品塑造了批判意识形态、质疑道德的态度，而不宣传任何政治。在很多文本里，叙述者“我”积极寻求远离意识形态与传统的象征秩序，以在文学中建构新的、私人的、主观的秩序。这常常使汉德克陷入主观幻想的批评，但这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诗学。
亨利克·彼得森还认为，大家误解了汉德克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他认为，汉德克为南斯拉夫内战感到遗憾，他更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汉德克的观点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对南斯拉夫战争的报道中，塞尔维亚一方没有话语权。“汉德克表达批评的方式是危险的、笨拙的，有时会导致完全荒谬的比较。”但是，汉德克并非好战者，“一个艰难的世界需要有能与之一较高下的作家。伟大的文学必须得到表彰。”
诺贝尔委员会成员Rebecka
K?rde也认为，汉德克“绝对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表示，她不想“为汉德克绝对没有说过的、没有做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道歉”。
她还表示，“当我们把奖颁给汉德克时，我们认为文学的任务并非确认和复制社会主流观点所认可的正确道德形态。”这也是瑞典文学院为汉德克辩护的第二个层面——文学作品具有“纯粹性”，且文学的价值不应该由作家的政治与道德言论决定。
对汉德克的批评认为，汉德克在政治和道德上存在污点，而将他的作品与政治观点分开是有问题的，因为政治渗透于汉德克的作品之中。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甚至引用布莱希特那句“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变成了审判员和刽子手的民族”称，即使是在汉德克与政治最无关系的文本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和思想家们”的雏形，政治、道德与文学难以分割。齐泽克称，我们如今也处于种族清洗的时代，“对灵魂与语言复杂本质的非政治性思考是种族清洗的材料。”
波斯尼亚裔美国小说家亚历山大·黑蒙也表示：“汉德克的政治主张不可逆转地使他的美学失去价值。”而马茨·玛尔姆辩护道：“言论自由的框架非常大，一个人可能发表了挑衅的言论，但这不应影响对文学作品的评价。”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Bret L. Stephens则撰文称，汉德克在政治上的确“可耻”，但曾经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 ·
品特、若泽·萨拉马戈、君特·格拉斯等作家都曾有过糟糕的政见，但他们并没有受到汉德克一般剧烈的抨击。Bret L.
Stephens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能区分艺术与意识形态、艺术家与政治的时代。”那些认为艺术的价值必须根据艺术家的道德和政治来评判的人，“最终会将所有的艺术扔进垃圾箱，因为即使是最前卫的艺术，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
埃默里大学研究大屠杀历史的教授Deborah E.
Lipstadt在同一个专栏进行了反驳，她认为，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汉德克，相当于授予他一个巨大的平台与扩音器，有些人会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相信他的“虚假主张”。她曾称戴维·欧文，他是“支持纳粹的辩论家”。因此，Deborah
E. Lipstadt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了汉德克一个“他不配拥有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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