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两年前，江西南昌城郊的民办学校“豫章书院”随着一篇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进入公众视线——红色大门常年紧闭，学生宿舍的阳台被木条封住，国学教育的外衣之下，校方称沉迷网络游戏、厌学辍学、早恋、暴力、叛逆的“不良青少年”都能在此变成“好孩子”。
事件曝光后，一些年轻人联合部分学生自发组建了志愿者小组，搜集证据，打算把豫章书院告上法庭。2017年10月末，据南昌警方通报，书院确有罚站、打戒尺、打竹戒鞭等行为和相关制度，并对相关责任人追责。随后，豫章书院主动申请停办。
事情还没结束。学校关停，但仍有人活在它的阴影之下。裹住围墙的铁丝网，关禁闭的小黑屋，体罚用的“龙鞭”，藏在内衣钢圈里的告密纸条，至今仍是一些学生的噩梦。这两年，案件一直处在补充侦查阶段，志愿者小组持续搜证，盯着书院的一切风吹草动，想推动检察院立案。
曾在豫章书院就读的学生罗玮。图片来自南风窗
“敌人”无处不在
离开豫章书院六年后，罗玮再次见到吴军豹。今年5月的一个下午，他正在办公室看书，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突然闯进来。罗玮愣了几秒反应过来，眼前这人正是豫章书院的校长吴军豹。很久没见，但这张脸常常出现在他的噩梦里，“化成灰也认得”。
罗玮26岁，平头，带着眼镜，在家里的珠宝铺子工作。他不知道吴军豹为什么突然登门，也不知道自己的地址怎么泄露的，吴军豹跟他说，“咱们好好谈谈。”
在此之前，罗玮在网上发过一些言论，指控吴军豹对学生“打戒尺”、“摸屁股”，“威胁学生和志愿者”等。不止一名志愿者怀疑，有人潜进学生群，攻击他们的电脑，伪装成学生刺探信息，为此，志愿者还建了2群、3群、核心群，按照可靠程度让不同的人进不同的群。
吴军豹和罗玮见面时，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为“无中生有”。罗玮保存的视频显示，吴军豹走到他跟前，指着手机里几张微信聊天截图问，“你跟我说说，这些是怎么回事。”
“你离我远一点！” 罗玮见他靠近，“噌”地往后退了几步，像触电一样弹开。扯着嗓子喊，“报警！快报警！”
他一只手拿起电话，另一只手去够桌边的指甲刀——“防身工具”。
从豫章书院出来的前两年，罗玮口袋里时刻揣着一把折叠小刀，床头摆一把水果刀，否则睡不着。后来他搬去打工的集体宿舍，刀也偷偷藏在枕头底下。2018年1月，帮他维权的志愿者陆川第一次见到他，注意到他裤子侧边的口袋微微隆起，是把刀。。
那次见面，走在南昌街头，罗玮每过一个路口都回头看看是否有人跟踪；担心住宿地址暴露，让陆川换了两次酒店；吃饭坚持走很远去一家“常去的好店”，陆川去了才发现，是个路边的卤菜铺子。“他必须把人带去熟悉的环境，铺子是露天的，比封闭的餐馆更有安全感。”
陆川又生气又心酸。
在网络世界，罗玮也觉得“敌人”无处不在：志愿者QQ号多次异常登录，云盘的证据资料突然消失，微博被封号，微信群里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虽然没有凿实证据，但他笃信所有的异常都指向豫章书院的人，“不然还能有谁？”
这几年，他感觉时刻被豫章书院的影子缠绕，“像被诅咒了一样”。偶尔，他会幻想往书院扔燃烧瓶，在那里，他曾被暴力包围。被子没有叠成有棱有角的方块要挨打，课堂上坐得不直或扭一下头也会挨打，到现在，他还记得“龙鞭”——包着钢筋的黑色塑料棍——挥在空中发出的嗖嗖声。
“这是一个逼人拿起刀的地方。” 罗玮说。
离开书院后，他总想跟人打架，转念意识到自己被暴力侵蚀，怨气堵在胸口，喘不过气。与吴军豹的见面以闹到公安局收场，罗玮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次，“只有告垮吴军豹和豫章书院，一切才能回归正常。”
2019年5月17日，豫章书院创始人吴军豹找到罗玮的工作地，与其当面对峙。受访者提供的视频截图。
“完美”解决
拿到立案通知书后，罗玮一度想开始新生活——花6000块钱报了托福培训班，每天背200个单词，申请去美国留学，离开这个地方。
2017年10月26日，知乎作者温柔（ID）发布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后，很多豫章的学生讲出了自己的经历，网友自发组建了志愿者小组，有上百人加入，建立了“豫章集中营揭发报案群”。在群友的鼓励下，罗玮向南昌警方递交了书面材料，一个月后警方立案，他成为通过法律手段控告豫章书院非法拘禁的第一个学生。
2014年元旦，走出豫章书院的红色大门时，他没有回头看，心里想着，将来要摧毁这个“人间地狱”。接下来几年，罗玮形容自己像“死”了一样，直到加入志愿者小组，才“重新活过来”。
他成为小组里最活跃的一个。外婆觉得他“换了个人”，每天忙着出门调查取证，在网上联系其他学生和记者，“眼睛能聚焦了，开始跟人说话了”。
游戏行业的陆川是最早入群的志愿者之一。他33岁，秃顶，是个烟鬼，一天三包烟，说话说到激动处，经常猛吸一口，伴着剧烈的咳嗽。群主子沐是一名女大学生，陆川经常和她打语音电话，先开始只聊豫章书院，后来聊起自己的少年往事。
因为爱玩游戏和不听话，陆川曾被父母送到一所武校，经历过和罗玮类似的辱骂和体罚，直到今天，陆川身上还留着大大小小的伤疤，也把刀片塞在过鞋垫底下自保，他告诉子沐，“看着罗玮，就像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
在群里，他算懂电脑的，经常查IP地址搜集证据。刚开始每天下班花四五个小时做这些事，后来干脆辞去工作，整个人粘在家里书房的办公椅上，困了靠着椅背打个盹，醒了继续查资料。
志愿小组目标一致，事情也很快有了进展。
2017年11月3日，央视发布报道《“问题少年”怎能交给“问题学校”？》，媒体跟进引起舆论关注；11月8日，豫章书院主动申请停办；12月7日，在多名学生的联合报案下，书院被正式立案调查，成为戒网瘾学校的第一案。《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文章作者温柔以为事情“完美解决”。
2017年12月8日，罗玮被非法拘禁案在公安局正式立案。（受访者供图）
“算了”
几个月后，南昌青山湖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对吴军豹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两年没有进展。罗玮去公安局的频率从一天一次逐渐减少到一个月一次，每次都是做足心理建设踏进大门，没一会又悻悻地出来，在门口的台阶上呆坐到天黑。
志愿者的压力来自线上。他们面临着个人信息被曝光的困境，真实姓名，手机电话，学校单位家庭被挖得干干净净。
两年里，陆川失去过四份工作。其中一家公司频繁接到骚扰电话，老板猜测跟豫章有关，找他谈话。陆川不在乎，跟老板说：“你马上写一封解雇信，再有人来骚扰就说我已经不在这里了。”
但愿意站出来报案的学生越来越少，好容易有一个答应讲出自己的故事，但因为怕被报复又突然反悔：“我已经私下解决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说完把志愿者拉黑。
很多志愿者默默退群，有的人离开前会说一句，“我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有的人劝他“都过去了，算了”，罗玮从不回复。最初的20多个志愿者减少到5个左右，核心志愿者里除了罗玮，就剩陆川和子沐。
加入志愿者小组，陆川起初是想找回缺失的记忆。他的脑海里里经常闪现曾经就读武校的零碎记忆——被一群人围在角落打，透过缝隙，看见一个女孩被几个男生按住拼命地哭。一旦触碰此事，陆川就会陷入情绪崩溃，“这对我很重要，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有时哭到晕过去，子沐会安慰他。
2018年初，两人成了男女朋友，日常聊天还是围绕着豫章书院。“之前的女朋友都像听不相关的悲惨故事一样，只有她是真正关心。”
陆川说，为了见子沐，他经常熬夜加班，把假期攒到一起去外地看她。不过难得的见面，大部分时间也就两件事：联系报案学生、整理资料。
那几个月精力都放在调查上，专业成绩第一的子沐出现五门挂科。她想好好复习，但手机整天响个不停。有些是真的豫章学生，有些是冒充的，反复套子沐的信息，还说“小姐姐声音真好听”。
即便是真学生，听到有人说，“志愿者只会要求报案”，“不顾报案人死活”，子沐忍不住哭出来，“我们到底是在帮人？还是在害人？”
陆川安慰她，“不怪你也不怪他们，要怪就怪豫章。” 但他心里也开始动摇，“每一次讲述都是在揭过去的伤疤啊。”
另一位志愿者把这种想法视作“软弱的善良”，他认为就该一门心思搜证立案，为此和陆川经常争执，最后退出小组，“除了善良，他们（陆川和子沐）一无所有。”
2018年5月，子沐坐在学校天台上，一边喝酒吞服药片，一边在电话里跟陆川道别，“反正结果都是这样，没有意义了。”
听到耳机那边呼呼的风声和断断续续的呜咽，陆川急得跳脚，赶紧联系人把子沐救下来。第二天早上，陆川穿着拖鞋赶到子沐所在的城市，学校老师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把子沐带进了什么邪教组织？”
出院后，子沐不再参与志愿者小组的事，按照父亲和老师的要求，彻底跟豫章割离。她逐渐不回陆川的QQ，几乎不登微信，知乎动态不再更新。陆川找了她很多次，但子沐拒绝见面。
“我也不知道做这些追责、维权的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
陆川没了调查的动力。2019年春节后，他重新开始上班，志愿小组的工作因此停滞。
下班路上的间隙里，陆川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不受控制地给子沐的QQ留言，说几句自己，说几句豫章的近况，始终没有回复。“说到底，我们都是在和自己对抗。”
陆川说。
《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文章作者温柔发布关于子沐的文章。（微博截图）
“把父母一起告了”
仍在活跃的志愿者，只剩罗玮。
这两年，有过几个“中间人”来家里调解，罗玮坚持要走司法程序。2019年1月31日晚上，很久没跟他说话的父亲说，接到了吴军豹的电话，给他连着发来8
条语音：
“他（吴军豹）在黑白两道都有人，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凭什么跟他抗衡。”
“我虽然讨厌你，但也不想你被他搞死。”
“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别搞到我店里影响到生意，否则我们断绝父子关系。”
“……”
罗玮没有回复，心里暗骂“这个神经病”。父亲的暴戾让他们之间没了信任，罗玮记得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用皮带抽、用鞋子打。2013年9月，父亲配合穿制服的“假警察”把罗玮骗进豫章书院后，他们的关系降至冰点。
自从罗玮开始报案维权，开珠宝店的父母就不止一次说要和他断绝关系。
陆川见过一次。他们正坐在宾馆床上讨论报案计划，一通电话打进来，刚刚还有说有笑的罗玮，突然变得像“喝醉酒的疯子”。电话里，母亲嘱咐他“早点回家”，“不要掺和太多豫章书院的事”，罗玮从床上跳起来，对着话筒喊，“不要你们管……断绝关系就断绝！”
罗玮几乎不跟父亲说话，偶尔几通电话也被他录音，像保留证据一样。父亲觉得检察院“有了定论”，不明白罗玮为什么“揪着不放”，协助他的志愿者也被父亲统称为“狐朋狗友”，“你们再做这些疯狂的事，迟早要遭报应”。
夜里三点睡不着觉，罗玮会盯着父母的房间发呆。镜子里偶尔出现幻象，他看见自己拿刀指着父亲，晃过神来，发觉镜中的自己“目露凶光，像个杀人犯”。
像罗玮这样无法原谅父母的豫章学生不在少数。书院关停后，不止一个学生对媒体讲述噩梦醒来在房间大喊大叫的经历，“我恨，不叫出来自己会炸掉。”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些家长不相信孩子的话，质问媒体，“我孩子在这（豫章）过得挺好的，现在突然要说关门，我的孩子送到哪里去，堆到你家里去啊？”
罗玮想过，把父母跟豫章书院一起告了，“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7年末，豫章书院开放日现场，有家长拉横幅支持书院。（图源自网络）
“希望”与“背叛”
今年6月，罗玮告诉陆川，警方更换了对接人，新的民警联系不上了，案件可能石沉大海。
“如果是这样，不就真的像子沐说的一样没有意义了吗？”再次听到豫章书院的消息，陆川还是很激动。他第四次辞职，决定重启调查，“这件事还没结束。”
陆川联系了曾在豫章书院待过一年半的女生赵琦，劝说她尽快到南昌报案，为警方提供新的报案人。
两年前，赵琦在微博上曝光书院原因很简单：告垮豫章，捞出还在里面的朋友。罗玮对她抱有很高的期待，因为她待得久，“是我们之中留有证据最全的人。”
赵琦第一次去南昌报案，罗玮很激动，几次说要去找她。
赵琦没有和他见面，跟朋友去了已经关停的豫章书院。站在红色大门前，她忍不住抹了几滴眼泪，“好像一分钟能想起几十件事”。
留下心理阴影最多的是学生互相举报，“像宫心计”。窝在被子里的一句悄悄话，隔半个月就会被教官知道。赵琦编了一些假秘密试探同伴，结果一试一个准。刚开始，她只在夜里偷偷地哭，后来“学会反击”，从室友衣服口袋、床垫夹缝和内衣的钢圈里搜出小纸条，“无意间”丢到地上，让教官发现。
站在豫章书院门口，赵琦感觉后背发凉，心里嘀咕，“终于回来了，这次要告死你。”
但第二天，她没有报案，而是去见了几个在书院结交的朋友，这里有“特权”学生，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或校方关系户。他们没有继续追责的意思，也劝赵琦“放下”，“往好处想，没有豫章，就没有这些朋友。”
赵琦动摇了，她删掉上百条相关的微博，离开南昌。
“墙头草！” 得知赵琦放弃报案，罗玮骂她“无脑”，觉得遭到了“背叛”。
赵琦跟罗玮解释，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他一告到底，“各有各的想法”。如今，很多学生都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人在朋友的店里当收银员，有人继承家业，有人在房地产公司做销售，还有人被送去国外留学……他们和罗玮没有太多共鸣，也不想再追责。
凡是犹豫不决的、不敢报案的，在罗玮眼里不分彼此，一概被视作“收了钱的”、“卧底”。
今年9月，赵琦在陆川的劝说下，第二次前往南昌。她刚一下火车，一个朋友就赶过来了。
四个人在一家餐馆见面。罗玮和陆川反复讲述自己的遭遇，想激起赵琦心底的恨。而她的朋友提出被报复的风险，拒绝让她当“出头鸟”。
赵琦埋头吃饭，不吭声。
“你就是我们告吴军豹的一步棋。” 情急之下，陆川嘀咕着说。
赵琦的朋友“啪”一拍桌子，站起来冲他吼，“我TMD拿命交来的朋友，你把她当成棋子？” 转身冲出餐馆，赵琦也跟着跑出去。
赵琦再次放弃报案。她在微信上质问陆川，“你们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赵琦看来，他们根本不顾及豫章学生现在的生活，“就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所谓的正义！”
两年后，被改造为寄宿制美术学校的豫章书院。（受访者供图）
“最后”一搏
位于南昌罗家镇濡溪村的豫章书院，现在变成了一所寄宿制的美术学校。朱红色铁门依然紧闭，校园布局没变，只是关禁闭的“小黑屋”刷上新漆，成了画室，往日痕迹全无。
今年10月，温柔得知子沐的遭遇很难过，“两年前还是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为什么现在变得破烂不堪？”
跟陆川商量后，他决定把子沐的经历告诉更多人。时隔两年，文章热度不及当年六分之一，“豫章书院”淡出舆论，渐渐被公众遗忘。
不过，一个自称“吴军豹”的微博用户发贴回应了，说志愿者“以自杀为卖点，装弱势造谣炒作”，“为了闹腾而闹腾”，称“已经报警”，还发了一张接处警大厅的照片。陆川把图片无损放大，通过搜索识别发现，这是一张发生在云南的新闻图片。“唬谁呢？笑死我了！”，他给好几个人发去对比图，像拆穿了一个大阴谋。
10月2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新增“网络保护”章节，初次提出“对网瘾防治作出规范”。温柔很快发文章说，“绝地逆转”，“与戒网瘾学校的战争终于要赢了”。
对这些说法，罗玮并不抱希望。离开豫章这六年，除了搜证，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也只做了这一件事。只有挨着外婆坐着，听她絮絮叨叨地骂吴军豹，骂父亲，才暂时感觉到一丝轻松。他不相信自己能重新开始。
陆川说，豫章的事总会有个了结，至于之后怎么办他不知道，“我不敢尝试开始新生活，我怕忘了我们做的这一切。”
医院检查出他的肠胃、胸腔和精神状态都有问题，但他不在意，烟抽得更凶，经常熬夜，有时一天只吃一顿。
10月19日凌晨，罗玮给几家媒体发消息，“有两个新的线索，如果是真的，可以搞个大新闻！”
他从陆川那里得知，吴军豹的手机号出现在另两家学校的广告信息中，他打算实地核实，期待捕捉豫章书院重开的蛛丝马迹。第二天没有新发现，罗玮发了条朋友圈——“统一回复：今日行程踏空，按原计划执行”。
原计划的意思是，罗玮和陆川继续说服更多人报案，温柔持续发文章引起舆论关注。他们约好，如果这次仍没有结果就各自散去，开始新的生活。这次行动被他们称为“最后一搏”。
（文中陆川、赵琦为化名）
疑似为吴军豹的微博用户回应志愿者文章。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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