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详述民国政府为何痛失大陆江山

新闻 Adam 2周前 (11-05) 39次浏览 0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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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详述民国政府为何痛失大陆江山

陈立夫

陈立夫(1900年7月27日─2001年2月8日)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

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写有《成败之鉴》一书。

履历

1922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系。

1925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

1925年9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

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年任教育部部长。

1949年去台湾

1951年去美国定居。

1966年贺蒋介石八十大寿,首次回台。

1969年返回台湾定居,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2000年10月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并发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病逝,享年102岁。

关于国民党为什么丢失中国大陆的大好河山,大陆官方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台湾国民党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陈立夫的《成败之鉴》,就是台湾国民党具有代表性的说法。随着岁月的流失,大陆民间也开始反刍这段历史的真相。而真相,至少要听听正反两方的解释,才能得出。在此全文转载陈立夫《不堪回首故国月》一文,以供读者分辨。

陈立夫:不堪回首故国月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议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原则。殊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是离间国共合作关系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事后,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陕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系军队常有往来,并因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重庆毛泽东来访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抵重庆,由吴文官长鼎昌为蒋委员长去电邀其来的,此事关系甚大,未付中央常会讨论,遽尔去电,似乎疏忽。毛来后,除谒见蒋公外,并拜访党政重要有关人员,我亦被拜访之一人,毛来敝寓高庐相晤,我之会客室一墙角,曾被日机投弹炸坏,尚未修竣,且会客室坐椅均陈旧破烂,有所不恭,寒暄后,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颇为惊奇,盖他人对其来渝,均十分客气,唯我则例外也。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乃集世界各种主义之所长,而又合乎我国文化道统之精神,经其融会创造而成者,故对外可以多方面因应,对内足以增长自信而自立自强,不依赖任何帝国主义,而自成一独立思想体系,以增强次殖民地之中国之自信与共信最为适当;而共产主义来自侵略吾国之苏联帝国主义者,须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较之任何其他种种侵略为最危险,不可不慎也。其实此种思想,在我国二千四百余年前之战国时代,已早有之,许行、陈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则以劳心与劳力同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视之为异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读过四书,当能记忆及之,中国人民,已受三民主义之赐,获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国家已列为五强之一,不平等条约除苏联外,均已取消,绝不会再愿意去做苏俄的顺民,所以我敢断言,共产主义,绝不容于中国人民,而终被埋葬,而且中国历史之外患,大都来自北方,北极白熊凶狠残暴,不容轻视,不好玩的,为避免中国成为国际列强之战场,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义才对,所以我根本反对共产主义。”毛曰:“共产主义之实行,为时尚远,故我现在谈,新民主主义。”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义我已拜读,并不胜于中山先生之民权主义。”双方话不投机,至此而别。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陆,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实行共产主义,苏俄惧其长大,诱其侵韩,使之战美,以削弱其国力,当时双方约定,中国出人力,苏俄出经费,及韩战结束,苏俄竟食言不肯出钱,毛始知上当而觉醒,于是转而反苏,双方陈大军于数千里之边境,如临大敌。联苏之结果,苏俄所占我国之广大土地,寸土未归还,不平等条约,亦未取消,较之民国十二年,中山先生与苏俄之越飞将军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诸于大政治家之手笔,联俄而丝毫不失立场,相去何啻天壤,盖赵孟所贵,赵孟能贱之也。

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

日本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

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我们没有收容过来。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里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有功,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里去算了!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产党那边。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里去,才是正当办法,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

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我们失去大陆。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当日本人占领了一地区,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块钱换取我们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币一块钱,他们用这种方法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他有一万块法币,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燕窝的酒席,才不过三、四块钱。在沦陷区,可以用一万块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人民感到并无吃亏,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他发行一种伪币,此时一万块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乃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再举例来说,抗战初期,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一所是大夏大学,他们都在上海,没有钱迁校到后方,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这样看来,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由此可见,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没有钱的人,更是一无所有了,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这句话就是“民穷财尽”,到这时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错,可使民也穷了,财也尽了,所有的有钱人,都变成了穷人,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换句话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人民有五千块伪币,政府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不应该占人民的便宜,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于两百块使用,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军事上失败,把游击部队放弃,使他们成为共产党部队;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要是我写历史的话,上面这两位先生的错误政策,虽然后者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所以政治政策一错,影响大得不得了,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

抗战期间,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共产党有关系,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因此便用他。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也用他,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宋当心这个人,但孔先生因同乡关系,很信任他,便不听党里的劝告。宋子文从国外回来,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其中,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我曾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我说:“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现在要还本兑现,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主席蒋公说:“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你不要怀疑他。”我又说:“有些老妈子、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现在要还本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给他打六折,太说不过去了。”总裁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蒋公太相信宋了,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其实,有些事是属于常识,和专家没什么关系的。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黑市比官价还要高,可见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以适应市面需要,并以盈收对第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维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图,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

另外,政府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孰料到期后,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实在太没道理了。从此以后,华侨对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义,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也未予采纳。从这些事实看来,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检讨起来能怪谁呢?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太难说了,谁该负责呢?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败,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使我军事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其害太大,其详见下“我与马歇尔将军”一节,不赘述。

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

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书信都用英文写,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议。孔祥熙先生卸任时,移交给他很多黄金,白银也不少,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人心惶惶,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工会罢工,商会罢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设法平息风潮。

我到上海后,邀工商社会人士进行调解。他们说: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张,不合乎我们的国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当即表示:大家要冷静,我们慢慢想办法。我并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演讲,讲的是:“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大意是说,外国人在上海经营银行,其制度是特别重视商业,他们把我国农产品以廉价收购运回本国,加工后再以高价工业品卖给我们。这可用三句话说明外国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政策,那就是:“不管农业,敷衍工业,特重商业。”但我们应采取的金融政策则不然,应该是扶植农业,提倡工业,顾及商业而不能以商业为中心,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因此,我批评现行经济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

演讲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等各大报把我的讲词刊出来。那时宋子文先生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听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后,令当时任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梦麟先生,带了报纸到庐山向总裁告了我一状,说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当。总裁当即打一电报给我,他很客气的说:“立夫兄!你对金融有什么意见可向我说,不要对外发表。”于是我拿着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说:“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骂了你呢?还是帮了你的忙?请你花十分钟仔细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后说:“你没骂我呀!写得很好嘛。”我说:“在我的演讲中,我仅说明过去几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袭外国而仅注重商业,于我国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议以后金融政策予以彻底检讨,加以改革,这是替你解脱的,不料却引起你对我的误会,我要离开上海回南京了。”他说:“你别走,明天我请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负责人在中央银行开会,特别请你发表演说。”以宋氏骄傲的个性来说,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说:“回南京我的票都买了,已不能再耽搁。”但经其再三恳切的挽留,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连夜邀请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领袖共二十余人,翌日在中央银行开会,我演讲时仍强调日前我所讲过的三民主义经济政策,并指出目前我们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多少年来带来吸我们的血的制度,极不适合时宜于我国的需要;这当然非宋院长的政策,但今后望其能针对积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

我的演讲历时四十五分钟,宋氏始终很虚心的坐在主席位子里听讲,据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听人讲话,是罕见的事。我讲完了,他并询问大家有无意见。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讲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讲中还强调:“我非学政治经济与银行学,只是站在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立场,希望改革现行金融制度,以适合国家社会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罢工罢市反对宋氏风潮后返回南京。待总裁自庐山归来,我即写一报告历述上海见闻以及平息风潮经过给总裁,并指出此事件暂时虽已无问题,但目前我国金融政策已届危险边缘,亟应研究改革。总裁看了我的报告后,当即命令成立一“经济改革委员会”,且令我担任主任委员,刘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该会委员之一,另有学者专家多人参与。宋氏按时出席开会,在他这位一向骄傲的财经专家来说,是颇不容易的事。嗣经拟订一经济改革方案并依法定程序通过,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给总裁交由财政部门执行。

我想开国需要军事,治国需要经济,总理是经济长才,而非军事专才,故不能统一中国,而蒋公是军事天才,而非经济长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掌握财经,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们还不至来到台湾。回想起来,无限感慨!

于国事而言

一打天下靠军事,治天下靠经济。国父是经济长才,而乏军事长才为之助,故不能得天下;蒋公是军事天才,而乏真正经济长才(尤其于抗战胜利后)为之助,故得天下而复失!

二蒋公从北伐开始,以至于占领北京,莫不身先士卒,以寡敌众,智勇兼备,应用有方,故能对军阀各个击破,整个作战时间不到一年,开吾国历史之先例,可称军事天才,为众所悦服,出民水火,功垂史册。

三蒋公出身军事,威胜于信,军阀之来归者,畏威而非心服,而真正革命部队原非准备成熟而出师北伐,故相形之下,基本部队人数,不及来归者之多,引起来归者之野心,有机纷纷叛变,幸革命部队,能以一胜十,加以敌人阴谋,吾机要科均能以破译密电早呈诸蒋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矣。

四本党老同志之在党内有力量者,不能秉公为蒋公助,甚至勾结军阀、共党、日本如汪精卫者,以对付蒋公,故蒋公无时无刻不在三面作战,真所谓坚苦卓绝,幸蒋公为实行国父遗嘱之信心坚定,不屈不挠,卒能开成国民会议,公布训政时期约法,及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而制成宪法,进入宪政时期者,实非易易,其功不可没。

五抗战开始,共党虽宣言共同抗日,其不守信,早在蒋公预料之中,唯吾方军力尚能控制,故无大碍,苟胜利后,我军事方面不自大轻敌,处理游击队有方;经济财政方面,不采取措施,造成民怨;外交方面不使美国居间,予共党以争取时间良机;党务方面,不让友党以国大席位,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参加竞选,则大陆之失,必能避免。

六所有帝国主义者,在我国失去既得之权利,心孰能甘?故凡共党造谣攻击本党及蒋公者,莫不为之转播,积非成是,解释为难,而共党得其利矣。

七政权之维持,不能靠军队,如施政有违民心,终必失败。盖军队亦为人民所组成,而违民意之措施,乃自杀也。“兵败如山倒”者,无斗志以拥护其不愿拥护之政权也。故曰:“得民心斯得民矣。”

八为领袖者,必须亲贤人,远小人,无丝毫自私之心,庶能领导他人,以成大业,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以上数点为余所能见到者,是否有当,仍请读者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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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借书忘还她面临93天牢狱之灾

据报道,密歇根州一位拥有5个孩子的母亲将面临最高93天的监禁,因为她从图书馆借了两本书,过期两年都没有还回去。 梅琳达·桑德斯-琼斯表示,2017年,她曾尝试在夏洛特图书馆使用打印机。当她请求工作人员帮助自己让打印机工作时,她发现了两本过期的书——《人行道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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