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学生“反右运动”

历史 Adam 2周前 (06-27) 14次浏览 0个评论

仪式性节俭

雍正耕织图·耕 大清的皇帝讲究节俭,这不稀奇,稀奇的是,特爱花钱的乾隆皇帝也讲究节俭。一个证据是,每年三月,皇帝要率王公贵胄和文武百官到先农坛躬耕籍田。就是装模作样地下回地,扶一下犁杖,假装耕一回田。给全国农夫,做个榜样。这玩意,原本是汉人的讲究,满人在关外的…

1958年4月,我在四川泸州高级中学毕业在即,市委宣传组织全市各中学高中毕业生,在川南师范学校集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亦称“双反”学习,实为变相反右。这次学习的搞法,与整风反右如出一辙,即开始广泛进行动员,制造一种宽松自由的气氛,然后号召向党交心提出意见,大鸣放大字报大辩论,最后明辨是非人人过关作结论。这是全国某些省市,违反中央对中学在校学生须进行正面教育,不得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精神,而施于尚未成年的中学生的一次政治劫难。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娃娃,自然经不住这一“阳谋”的考验;尤其是以班干部为主的骨干分子,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法,使很多人自投“知无不言”而获罪的罗网。

一开始你就会感到平日趾高气扬的班干部,突然变得温和体贴,要你向党暴露思想,诚恳交心。若你不谈或只讲“鸡毛蒜皮”的事,他们就立刻变脸。宣布别人若知道你平日的思想言行,可代替你鸣放,算到你头上。这样一来,很多人就按捺不住,为了完成写大字报的数量任务,有的就违心地鸣放。鸣放的内容涉及很广,如党的教育方针、农村政策、外交路线、中苏关系、各类社会问题以及学校管理、老师教学等等。记得班上有位姓张的同学,写了一张《对时饭》的大字报,主要说邻舍有一家人,无啥生活来源,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希望引起社会有关部门的注意。结果以污蔑、丑化社会主义罪名,遭到猛烈地批判。

我因出身不好,加之爱好文学,任学校《仙笛》诗刊(油印)主编,并已在《四川青年报》上发表诗作。平时有些持才傲物,与老师、干部取远距离,自是这次挨整的对象。学习中,开初不管班主任、干部如何启发,我就是不发言,也很少写大字报。后来受到大会、小会的点名批评,并遭恫吓,被逼无奈,只好在最后一次鸣放会上发了言。主要谈了两点,一是大跃进中,农民干劲很大,昼夜栽秧,但应该适当休息,注意身体;二是向教历史课的马老师提意见,认为她照本宣科,并写了一副讽刺对联。结果被指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而马老师是回族、人大代表,自然是恶毒诬蔑了。后来在文革中,我的第一条“罪状”被从档案中抛了出来,成为“漏网右派”的钢鞭材料。而最要命的是校方在我的寝室内,搜出流沙河给我的亲笔信,被组织大字报围攻,指同情并为“大右派”翻案。

经过20多天鸣放、辩论、批判斗争的折腾,大都成了“阴阳河里的游魂”,然后由老师和先“上岸”的干部来“帮助”你,使你“游上岸”,也就是过关了。出身好的、积极分子以及受重用者,即使有“反动”言论,但认为他们对党有感情,立场是坚定的,不过是一时糊涂而已,并不作深入追究。高考时,整人有功的如丁某,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其他也纷纷考取重点院校;而一些整治对象,则是阶级立场、大是大非问题,被划为“四类”学生,如前面所说的张某以及郭某、王某等,则取消其高考报名资格。将他们发配到工厂、农场劳动。据我所知,张到了重钢工地抬废铁,郭则去了小金林场当伐木工人

这些被认为有问题的学生,材料一律进入个人档案,到了单位部门后按内控人员对待:明文规定不得入党入团,表现再好也不能重用,重要会议不得参加,要定期汇报思想,接受领导和群众监管。甚至要求政工干部,经常到监管对象寝室翻看他的书籍、日记等,以发现其政治、思想上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从中学毕业以后,这人就被打入另册,一辈子的政治前途便黯然无光了。我本来也属整治之列,但我家庭成员中多系党团员、国家机关和军队干部,侥幸逃过一劫,学校对我刀下留情,最后还是准许参加了当年高考。

钧天 | 真实新闻与评述:亲历中学生“反右运动

一个小学生的大跃进岁月

1958~1959年我在重庆市沙坪坝小学读四、五年级,那时整个国家处于亢奋状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一天等于二十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超英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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