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透过王立强案 看中共军方情报系统

前中共间谍王立强投诚,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当澳洲国家媒体在11月23日突发对他的采访报导,曝光他所知的具体内幕时,中共间谍活动、特别是中共军方在间谍活动中承担的角色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王立强的投诚曝光迅速引燃一场大火,触动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他的爆料寒气逼人,西方世界严阵以待。

年仅27岁的王立强表示自己曾在香港参与绑架了铜锣湾的书商,渗透到香港的学生组织,在台湾进行了影响选举的信息活动;他还指控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下称中国创新)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向心是中共高级特务,爆料向心曾长期供职于中共大型情报机构,毕业后担任国务院邹家华副总理秘书一职,后被安排到国防科工委负责军事研究,该部门致力于推动研发中共的新式武器项目。

总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亚洲国际新闻通讯社(Asian News International,简称ANI)近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共谍带着寒气进门”(Chinese spies come in from the cold)的专题报导,对王立强投诚案进行了讨论,并从中共军队情报组织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王立强案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共军改内幕。

文章认为,中共的间谍活动主要由中共军方、国安部和统战部策划运作,并遍及全球。而随着王立强成为外界关注焦点,当前正是讨论中共海外间谍活动的合适时机。

图为前中共特工王立强。(王立强提供)

专家分析:中共军方情报三大任务

该文主要聚焦于中共军队的情报系统,文章表示,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是一个伞形组织,其中包括中共军改前的总参二部,该部门成立于1950年代初期,直到近期还不能很好适应瞬息万变的时代要求。

在詹姆斯敦基金会(The Jamestown Foundation)第六届中国国防与安全年度会议上,前中情局分析师孟沛德(Peter Mattis)指出,情报在中共军队中发挥着三大作用。“第一,支持从联合参谋部到战术层面各级别的决策。这是公认的和有价值的军事人员职能。第二,实现威慑和合规性,这样可以向外国政府施加有的放矢的军事压力,而不至于引发战争。第三,实现信息战,其中情报在各个层面都发挥著作用,包括如何了解对手的社会和社会结构,以及各个信息战学科的横向联系。”

印度通讯社的文章指出,中共军方认为,情报对于在外交上威慑潜在对手和胁迫国家至关重要。

孟沛德进一步解释了情报如何从各方面帮助中共决策者。“第一是提供对对方决策的系统性了解,包括组织方面和心理因素方面;第二是帮助中国(中共)领导人适当调整强制性或威慑性措施的力度来匹配目标;第三,针对‘敌人必须拯救的目标’采取威慑措施,迫使对手放弃主动权,采取防御行动,或撤军;最后,情报提供了一种反馈机制,提醒中共决策者,对手如何响应军方的强制性或威慑性措施。”

他总结道:“情报反馈机制可以帮助北京维持主动权,因为情报使决策者能够迅速、有信心地应对用武力对付对手时,不可避免的危机和突发事件。”

前中情局分析师孟沛德(Peter Mattis)表明,情报在中共军队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资料照。(林乐予/大纪元)

中共情报服务于信息战

印度通讯社的文章表示,根据中共的战争学说,情报是信息战的四项组成部分之一,其它三项是网络战、政治心理战和电磁战。信息战的目的是使敌军瓦解。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军事情报逐渐转向巩固党的领导,而不限于支持军队的目标。从1980年代到2005年左右,中共国防人员很少有作战经验。但是,2015年11月26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中共军方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这给军事情报提供了动力。

该文还指出,在中共军队改革下,军事情报职能被分配给了联合参谋部、战略支援部队,可能还包括中共陆军总部。联合参谋部情报局负责由前总参二部执行的人工情报和战略级情报。与此同时,战略支援部队吸收了前总参谋部的技术侦察能力,即前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简称总参三部,该部使用技术设备来收集信息。例如,它控制着中国的卫星。陆军总部也可能获得了前总参谋部的某些组成部分。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级机构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共军方已经意识到有必要使情报部门与主要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

中共军方政治工作部联络局可能负责政治和心理战(合并了前三一一基地,后者实施舆论、心理和法律战)。

这次重组反映了中共军方承认需要明确责任,并管理来自新信息源不断增长的海量信息。事实上,中共军方正在接收大量新设备,例如卫星、无人机、水下传感器、潜艇、电子战设备和雷达等。问题是信息过多,因此军方必须有选择性地处理数据,并将重点放在速度和所有服务系统的统一性上。

孟沛德说,中共军方的情报观念在过去的15年中发展极度缓慢,因为在许多方面,没有这个需要。而目前中共认为,军方发展需要情报机构提供更多信息,没有彻底重组就无法满足需求。中共的一系列情报野心支持各级决策,帮助调整威慑行动和指导信息战,表明中共军方情报部门面临的挑战不是在概念上,而在于执行任务的组织基础架构。

中共军队充满情报单元

中共军方的五个联合战区司令部分别拥有一个联合作战中心,每个联合作战中心又设有情报中心,直至团级的指挥所都包含类似的单元机构。每个情报中心的组织结构视情况而定,但都包括情报收集、情报处理、传播管理和技术支持等部门,它们制作联合侦察计划以支持总部和作战部队。

文章说,军方收集与政治、经济和军事数据有关的信息,事实上可能影响作战或使其受益的任何信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和平时期的情报收集,中共可以通过“无辜”的游客,也可以通过公开资源来收集。例如在台湾,大约十年前,台湾国防部禁止在当地军事基地的开放日出勤,因为发现许多中国大陆人进入基地,边游荡边拍照。中共军队对军事情报信息和系统有严格的控制,也精通情报欺骗和威慑。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吹捧新技术功能的文章,并不能完全相信。

情报是信息战的组成部分之一,信息战的目的是使敌军瓦解。示意图。

《国家情报法》出台中共政权高于一切

中共的《国家情报法》于2017年6月28日通过,共有28条。

印度通讯社文章指出,当然(该法规定)中共的政权胜过一切。法律中一条有争议的条款透露:“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应当依法搜集和处理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和利益行为的相关情报,为防范、制止和惩治上述行为提供情报依据或者参考。”这将迫使外国实体交出北京要求的任何信息。

另一重要原则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

这项法律打击了华为的辩解,即它表示永远不会将安全信息传递给中共政府。但根据中共法律规定,华为必须这样做。

超越情报地监控社会中共监控外籍特工

印度通讯社文章显示,中共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社会,公民被时刻监控。例如,金盾项目将国家和地方的数据库与个人信息链接在一起。这将有助于公安部和其它机构密切监控所有人,已经远远超出了国内情报的范围,成为一种侵入性的社会管理系统。

面部识别,甚至步态识别的使用极大地帮助了中共当局不仅追踪其本国公民,而且还追踪外国人和外籍特工。事实上,在诸如美国中情局等地方,人们极度担心其特工人员不能再隐身,或去他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因为技术可以远程跟踪他们。

中国初创公司银河水滴(Watrix)声称,即使脸被遮住或背对镜头,它也能通过使步态被识别在50m处识别出一个人。这种技术可以获取诸如身体轮廓、步进步出和手臂运动角度等数据。北京、重庆和上海的警察已经进行了测试。

新冷战寒气逼人澳总理:外国干涉前所未有

文章说,在台湾等地曾经发生过多起间谍事件,有许多军事人员,其中一些具有非常高的级别,被判犯有为中共充当间谍的罪名。此外,美国最近将中情局的前特工李振成(Jerry Chun Shing Lee)送入监狱19年,他为中共提供情报服务,这些情报包括了部分中情局特工人员的身份信息。李振成是去年被定罪的第三名前中情局特工。这种为中共充当间谍的行为导致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大量被害。

中共的情报服务部门通常还会执行北京的政治任务。例如,为了报复加拿大2018年12月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共国安部立即逮捕了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迈克尔·斯帕沃尔(Michael Spavor),因为他们“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在中国,这一罪名的定义很模糊,中共可以给出任何虚假的理由来加以操纵。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澳洲当前受到来自外国干涉的威胁前所未有。资料照。

回到王立强的案子,澳大利亚已经作出反应,成立了由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澳大利亚信号局和澳大利亚国防部情报部门组成的“反外国干涉工作组”(Counter Foreign Interference Taskforce),以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共享信息。迄今为止,该小组已获得9000万澳元的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我们的安全和情报机构已经清楚,来自外国的干涉威胁前所未有。该工作组将帮助我们下一步应对这些威胁的发展,识别并阻止那些想要破坏我们的民主和生活方式的人。我的政府将不断监测和审查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威胁,以便我们的机构可以有适当的工具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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