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使馆何以遭敌视 伊朗人质危机勾勒的启示

美军在2019年12月29日轰炸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 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中的真主党旅基地，以及2020年1月2日炸死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al-
Soleimani）的风波，已引发美国、伊朗和伊拉克三国之间的激烈龃龉。

伊拉克议会于1月5日通过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的决议，但美国悍然拒绝，结果引发伊拉克社会更激烈的反弹。自1月4日有火箭袭击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和美军基地以后，1月5日又有三枚火箭射向美国使馆所在的「绿区」（Green
Zone），美国使馆因此敦促自家公民尽速撤离伊拉克。 美国使馆因其政治象征，一直是当地人民憎恶或恐惧的代表。

早在美军攻击真主党旅基地后，不满美国的伊拉克人民便于2019年12月31日，高喊着「美国去死」（Death to
America）的口号包围美国使馆，美国国防部长埃思珀（Mark Thomas
Esper）也立刻宣布授权增派750名士兵赴伊，企图以强势武力带来震慑效果。

尽管2020年1月1日示威群众便逐渐离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莱（Mark Alexander
Milley）还宣称：「我们对使馆完整性的强大非常有信心，而且从根本上不可能被任何人侵扰，那里有充足的战力，空中与地面皆然，任何人若打算要侵扰就只会冲入嗡嗡声（run
into a buzz
saw，借指枪声）里」，但这仍难以不让媒体与学者联想到1979年美国驻伊朗使馆人员遭胁持、以及2012年驻利比亚班加西使馆被袭的事件。何况伊拉克示威者们咒骂美国是「大撒旦」，这与1979年冲入美国驻伊朗使馆的愤怒群众所喊的口号如出一辙。

美国驻巴格达使馆外的伊拉克示威者。
（Getty）

对比四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形象变化，将令人发现除了更多的民主口号与更多的狂轰滥炸之外，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伊拉克人民不过是在延续当年伊朗人民同样的怒火。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是针对巴列维国王（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年）高压独裁与过度亲美的总体爆发，但美国事前毫无察觉，依然一味满足巴列维的所有要求，好让其推行「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引入西方资本主义、以及充当抵御苏联的「中东警察」，完全没顾虑在王室与美国的双重剥削下，伊朗民怨正宛如即将煮沸的水冲开鼎镬。

1977年，标榜「人权外交」的卡特（James Earl
Carter）就任美国总统，但他对人权的关爱显然没关照到伊朗。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2017年）甚至声称，即使巴列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也该支持，毕竟伊朗的战略地位太重要；而国务院则建议应让民主人士取代巴列维王朝，但美国利益照样不能割舍。这些意见，无非彻底揭露美国在道德高地下隐藏的真实企图，更显现美国随时准备接纳新的亲美政权的阳谋。

因此当霍梅尼（Sayyid
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1989年）准备回国推翻巴列维王朝前，白宫曾一度与之秘密接触，希冀其掌权后不要改变伊美关系。结果当霍梅尼举事成功后，美国一面希冀伊朗新政府遵守约定，一面又拒绝给予正式承认，同时又允许巴列维流亡到美国，这顿使伊朗人民更怒火中烧。

毕竟革命本就是为了维护独立自主，结果美国反而同意收留国家公敌巴勒维，岂非干预伊朗内政？再加上伊朗激进神权派不欲世俗派向美国示好，因此遂酿成3千多名群众在1979年11月4日冲入美国大使馆胁持66名工作人员、要求引渡巴列维回国受审的人质事件。

1979年，伊朗群众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焚烧写有「CIA」的美国山姆大叔人偶以示抗议。 （AP）

翌日，霍梅尼表态支持群众的行动，并宣布废除1959年签订的伊美双边军事协议，这时卡特政府才感到不妙。但美国仍以为伊朗新政府会像巴列维王朝一样好应付，因此软硬兼施，既派出特使、甚至央求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禄二世（Sanctus
Ioannes Paulus PP.
II，1920─2005年）出面斡旋，又派遣航母巡弋施压与号召西方国家实施制裁，结果只令伊朗人民更愤慨美国的两面手法，坚决不肯释放人质。
最后无计可施的卡特，只能干脆出硬手，于1980年4月发起「鹰爪行动」 （Operation Eagle
Claw），派出特种部队驾驶直升机与运输机秘密侵入伊朗境内营救人质。

没想到侵入后不久就因碰上沙尘暴导致3架直升机故障，最后紧急取消行动。不意撤离时，又发生直升机撞上运输机爆炸导致8名美军死亡的事故，令卡特面上无光。最后趁两伊战争爆发、巴列维客死于埃及后，美国才愿意听从霍梅尼的条件，承诺不再干预伊朗内政并取消对伊朗的财产要求，霍梅尼这才在1981年1月释放所有人质。
然而，美国虽从此至今对伊朗抱持强烈的敌意，但也没放弃重返伊朗的念头，毕竟伊朗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中东大国，若能掌控的话将是个有力的走卒，何况伊朗太积弱的话也不利围堵苏联。因此美国既在两伊战争中提供军火和资金给伊拉克的萨达姆（Saddam
Hussein，1937─2006年）打击伊朗，又同时向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悄悄叩门，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1911─2004年）政府暗中表示愿意贩卖武器，最后双方在1985年透过以色列飞机转运。显然，意识形态之争不过仅是地缘利益冲突的幌子。

接着美国中情局再利用这笔交易的回扣，转手支持尼加拉瓜叛军。在这过程里，美国甚至施压台湾也捐输200万美元给中情局的白手套湖泊资源公司（Lake
Resources
Inc），再连同伊朗回扣交给尼加拉瓜。这种迂回的牵连，凸显美国恣意摆布第三世界以求利益的心态，伊朗、尼加拉瓜和台湾，都只是美国主导的秩序里的小棋子。结果这项秘密交易于1986年曝光，成为让里根政府大失颜面的「伊朗门」丑闻（IranContra
affair）。不过美国对外国或明或暗的干涉，仍旧未因此中止。
正因美国长期以来如此的片面干预，才会使得伊朗、伊拉克、以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愤恨不已，并将守卫森严、内部储备又丰富到与驻在国天差地远、象征帝国主义的美国大使馆视为眼中钉。

而白宫对这些民愤置之不理，反加诸「暴民」或「不民主」的蔑称，只想着如何伺机攫夺政治与经济利益。
更讽刺的是，美国不肯正视使馆被围和政府遭痛恨的成因，反而还拿伊朗与利比亚使馆的事件拍成电影（《Argo救参任务》（Argo）与《13小时：班加西无名英雄》（13
Hours: The Secret Soldiers of
Benghazi）），在扭曲的爱国主义里收获充沛票房，同时形塑美军的「正义性」，实可谓资本主义和美式霸权的双重胜利。所以，只要美国一日不放弃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美国使馆、美军、甚至美国公民，就一日没法不面对受害者的愤恨还击，新的人质危机指不定会在哪个国家重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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