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把中国逼入“伊俄中协调”，还是重拾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太平洋宪章”精神以再造共识，美国须得审慎抉择。
一、美伊对抗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战略焦虑
近来，随着美国-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形势最紧张的时间节点突访叙利亚，关于俄伊联手抗美的讨论再度成为焦点。而在英语世界与美欧政策分析圈，联系更早之前伊、俄、中三国2019年12月27日到30日于印度洋北部进行的首次海上联合演习（目的在于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海上反恐；无航母参演，亦不设特定作战对抗环节），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的战略分析师们似乎同样热衷于制造一系列新词P-R-C
Concert/Entente/Alliance/Axis——“伊俄中协调/协约/联盟/轴心”。此处，P、R、C分别取自伊朗/波斯（Persia）、俄罗斯（Russia）和中国（China）英文国名的首字母。倘若从“阴谋论”的角度看，把P、R、C三个字母组合在一起，似乎还暗示了某种对中国更为强烈、聚焦的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全称的简写恰为PRC）。这种缩写尽管是英语世界一种常见的文字游戏，但似乎背后也反映出华府战略界对中国深重的战略焦虑。
尽管中国官方反复强调这次海上军事演习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而且是聚焦于海上救援与反恐这类“低政治”议题，旨在为航行于该海域的国际船只提供更好的人道主义救援与国际公共产品，但这类解释似乎仍无法缓解外界的质疑。那么，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顺着质疑者的立场和逻辑进一步研讨更为根本的问题：一个敌视美国的“伊俄中协调”将会建成吗？对此，笔者的答案有三：第一，这种情况并不是必然的（unnecessary）；第二，这种可能亦不能排除；第三，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中美俄伊等国间的战略互动，但最主要的变量还是落在美国的手上——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越是艰难时刻，越需重拾“太平洋宪章”之精神
时下，中美关系可能正在遭遇建交40年来最严酷的寒冬。但这并不影响富有历史感和战略远见的分析者们回溯五年前中美间一个值得回味的时间节点。
2014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在这一个月前，曾任卡特时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次访问中国并为中美建交做出不朽贡献的国际地缘战略大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采访，发表《为什么需要建立美中太平洋宪章以维护全球稳定》（Brzezinski: Why
We Need a U.S.-China ‘Pacific Charter’ for Global
Stability）一文，并在政策圈、舆论界引发回响。
在那次简短的采访中，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中美应正式签署“太平洋宪章”（Pacific
Charter）的建议。他认为中美虽在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但双方都已认识到彼此唇齿相依的关系，因此为全球稳定而加强合作是两国的共同事业。
布热津斯基的理论前提是，全球秩序愈加混乱的趋势导致美国越来越难以单凭自己的力量单独应付（同样，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单独应对）。对此，他列举了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对抗、东欧的动荡、激进主义在中东地区爆炸式扩张等。
从今天中国的视角重新审视布热津斯基当年的言论，其有关“全球混乱局势非美国一国能够应对”的观点似曾相识——与当下中国正在力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说存在着某种共通性——尽管两者间显然也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中国的官方话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从上述话语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也同样深刻地认识到全球挑战的普遍性与严峻性——而这恰恰是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建立深层次合作的有利条件之一。尽管在具体的“挑战”和“目标”认定上，中美一定存在不同的认知，但这并不从根本上妨碍两国在全球事务中相向而行。正如布热津斯基在五年前所谈到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已与美国平起平坐，它还是一个军事强国。和美国一样，国际秩序的稳定也与中国利害攸关。如果无法保证稳定，中国经济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便会遭遇风险。因此，防止世界形势朝暴力和混乱进一步堕落，是符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美国和中国对彼此来说如此重要：合作更紧密，两国都会受益；任由全球秩序崩坏，两国都将受损。”
需要注意的是，布热津斯基的“太平洋宪章”说，并不意味着中美结盟，也绝非“搞一些戏剧性的联合行动”（some dramatic
joint
action），而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应当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对两国利益构成威胁的事务。中美合作将向世界证明，大国不光为自身谋取利益，也会为了全球稳定而合作”。对此，如果借用中国人“结伴不结盟”的思维去理解，那就是要推动中美两国结成新的伙伴关系。这种“新型伙伴关系”可以表述为美国人当年提出的G2概念，也可以用中国人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其实，用谁家的概念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推动务实合作，促进战略互信，解决全球难题，提供公共产品。
三、《大西洋宪章》的历史价值与启发
布热津斯基的战略灵感来源于80年前那场影响深远的会晤。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内的美国的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举行一系列会晤和磋商。13日，两国首脑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举行了《丘吉尔-罗斯福联合宣言》的签字仪式，14日正式公布，史称《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宪章》全文共8条，宣布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和平的处置，同时表明英美两国均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不承认法西斯通过侵略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被暴力剥夺的各国人民的主权，各国在贸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摧毁纳粹暴政后重建和平，公海航行自由，各国必须放弃武力削减军备，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
宪章签署时，美国尚未参战。因此它与英国一起发表如此明确的声明，对德、意法西斯国家以及当时文件原稿中并未提及的日、法军国主义势力都产生了实质性的战略压力。对世界一切热爱和平与自由，反对侵略与压迫的人们都是热情的鼓舞。中国共产党于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中指出：“联合宣言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全中国人民都欢迎宣言。”而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大西洋宪章》的精神要旨不仅标志着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正式建立政治联盟，而且为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提供了蓝本与基础。那场大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70多年，但正义的人们在当时对人类痛苦与灾难的深刻反思，以及这种反思所凝结而成的集体智慧，依然在战后的漫长岁月里熠熠生辉。
四、美国的当前困境与可能出路
众所周知，美国不愿意也不能够两面受敌；至于“三面受敌”则更是令华府无法承受。这也就是当下美国政策界、智库界对这场规模并不算大、但释放信号无比耐人寻味的伊俄中三国联合海上军演给予极大之关注的深层原因。美国冷战中后期全球地缘战略的缔造者布热津斯基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大棋局》中，将作为“棋手”的美国所面临的亚欧地缘战略困境讲的清楚明白：东欧、中东、远东是美国必须直面的三条关键地缘战略线。从奥巴马时代开启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时代的“印太战略”，美国一直都试图做但一直都没有做成一件事——从中东逐步淡出，将力量集中于东亚，以对付中国。就在特朗普总统前脚刚刚阐明其最新中东-印太新战略，表明将从叙利亚等中东国家撤军后，伊拉克-伊朗正在发生的事变立刻迫使他重新向该地区部署力量。试问：这种状况是有可能改变的吗？答曰：不可能。再问：美国-伊朗关系是有可能缓和到近似“正常国家交往”状态的吗？答曰：亦不可能。这是由如下两条基本命题联立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大前提：美-以关系绑定不可解除。鉴于美国本土的政治氛围与悠久传统，任何谋求以牺牲、抛弃以色列为前提的中东外交政策改革都只会导致一个结果——推动该改革的总统、政客下台，因此美国以以色列为第一核心的中东政策不会因为总统的选举更迭而产生实质性变化。
小前提：以-伊矛盾不可调和。鉴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本身的属性及其合法性之来源，伊朗任何谋求以对以以色列缓和、推动关系正常化为前提的改革都只会导致一个结果——推动该改革的总统、政客下台，因此伊朗以以色列为绝对敌人的国家政策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产生实质性变化。伊朗至今仍是为数不多的公开以“消灭以色列”为国家目标的中东大国，这也决定了伊朗任何谋求核武器的努力在遭到美国打击之前，一定会首先遭到来自以色列的先发制人攻击。对此，以军有足够的胜利案例用来威慑伊朗。
推论：美-伊矛盾不可调和。
除此之外，美国与伊朗间的地缘战略争夺、历史积怨、美国二号中东盟友沙特（逊尼派大国）与伊朗之间的千年宿怨等等因素，也加剧了上述矛盾不可调和之趋势。
而此次军演中的另一主角俄罗斯，它与美国在单极与多极、崛起与打压、遏制与反制等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尤其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欧与俄罗斯矛盾尖锐。北约东扩所产生的“三位一体”进程，即改变欧洲政治安全边界、在欧洲地区部署的反导武器系统、在抵近俄罗斯的敏感地区部署相当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这些在莫斯科看来都是重大且紧迫的安全威胁。俄乌关系、克里米亚事件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消除；《中导条约》、俄-叙同盟又添新愁。华盛顿的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伊朗得以在短短数年间建立起东起呼罗珊西到地中海的“什叶派弧”，莫斯科的背书功不可没/难辞其咎。而在俄罗斯眼里，伊朗也是其海空力量在（北）印度洋地区几乎唯一的落脚点，因此也不会轻易放弃对德黑兰的支持。
由此可以推导出：在美国于东欧与中东两条战线上都无法“休兵止战”的前提下，最大的“变量”（variable）就是远东的中国。而中国的对美态度是一个不变的“常量”（constant），那就是谋求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中国的确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无论它是否被大家叫做“新型大国关系”。所以从中美互动的角度看，能够影响两国关系的真实变量正是美国的对华态度。更确切地说，是美方在认清美俄（东欧形势）、美伊（中东形势）关系之本质后重新做出的对华战略研判。
在明确了美伊矛盾与美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后，反观中美关系，当人们恢复理智与冷静，仔细审视、思考时，或许不禁会自问：两国之间真的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宿命之战”吗？恐怕未必。
五年前，在布热津斯基刚刚提出中美“太平洋宪章”理念的时候，《世界邮报》质疑道：“民主和人权是英国和美国共有的价值观。中国和美国政治制度差异如此巨大，真能建立起这种伙伴关系吗？”
他的回答是：“‘宪章’这个概念，表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业，而不是一串口号。是的，中美两国的确差异巨大，但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已认识到彼此唇齿相依。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促使两国加强合作。”同样地，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强调：“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才是本着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说出的至理名言。
如果说80年前的那场会晤决定了战后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那么今天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样把人类的共同命运带到了十字路口。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我们期盼两国关系能够更进一步——这种关系不应局限于维护双方具体的国家利益，而应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稳定，防止当前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失控，最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中美要想保障全球局势不至于滑向混乱，消除世界公众的疑惧，就必须从自身做起，放下彼此间的成见，以建设性的眼光重新审视彼此。
五年前，年迈的布热津斯基面对记者喊出：“时不我待！过去我们总是空泛地说中美应在遥远的未来达成合作，现在是时候抛弃这种陈词滥调了。如果世界两大国无法加速推进事物发展，我们都会倒霉。”
今天，在与伊朗、俄罗斯敌意无法根除的前提下，是把一个日益强大且并非宿命之敌的中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地生生逼入“伊俄中协调”，抑或是重拾“太平洋宪章”精神以再造中美共识？球仍在美国手上。理性而负责人的政治家须做出审慎的抉择。
事在人为。时不我待。
（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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