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是虔诚地希望庚子八君子之一的李医生能够幸存。
但无论幸存与否，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些事情不能再被否定，有些事情不能够被忘记能，明白。
我上一次安安生生地上课，已经是19年的四月。那时候本系的陈健民教授获刑，周生当日正好有政治哲学的课，于是当日从香港西九裁判庭匆匆回到学校，拿着一封当庭的陈词读给我们听。具体的内容，我无法逐字逐句复述，但深深地记得，辩护律师在陈词中写道，他们受审，不仅仅是为自己受审，而是为所有违法达义的人受审，站在律师面前的，不是哪一个抗命的个人，而是一个
everyman. 我一直尝试着为这个单词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翻译，最近方知，是为众人报薪者。
某间书院的公共层，贴着罪不当诛、唇亡齿寒的标语。
后来的情况急转直下。
当然，我断然不敢将自己的政治立场默认为理所当然的正确，但我想无论在程序上我们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都没有人会否认自由的价值。
自由是一个集合概念，Liberty is thesum of liberties.
这个
Liberty，按照密尔的论述，有轻重缓急之分，比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本身的意思不是说我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而是指公民可以按照个人意愿的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法定政治权利，这些意见表达不用受政府事前的审查、限制和报复。）要比半夜唱歌的自由重要，更准确地说，是essential.
但那时我模模糊糊地感觉自由总是某种象牙塔里面束之高阁的东西。我知道我以及我们没有这些essential的东西，但生活还能够不温不火地继续。
但是。
11月之前和周生偶尔讨论到中国的公民社会，当时有句话让我觉得很值得思考，但又捉摸不到。
我担心的不是香港，香港有很多民间团体，我更担心的是中国（大陆）。
当时有限的想象力能想到最夸张的，也就是我潜意识里觉得根本不会发生的大厦倾倒。但我没有想到，没有缓冲组织的硬着陆，竟是这次，这种形式。
这些年被噤声的民间团体，劳工，性别，环境，教育，卫生，在上一个被称健民教授称为元年的鼠年昙花一现之后，七零八落。
而所有的魔幻事件，都是失去软组织的恶果。骨头认为皮肉是有威胁的，剔除了皮肉，一摔便是粉碎性骨折。
所以象牙塔的幻想早就该被粉碎。我可以上个星期还在象牙塔里吃喝拉撒，下个星期便可能求医无门，在绝望中生死由命。如果我要时时刻刻用个体的能力来防备这些落在个人头上的尘埃，生存的内耗未必过于严重。
问题的地方在于专业术语叫结构，大白话来讲是体制。
沿街乞讨的人在贫穷饥荒的社会里成群结队，撒谎也是。
沿街乞讨影响了市容市貌，要恢复市容市貌的方法不是让乞讨者消失，或者靠乞讨者自我规范。乞讨者做不到。
撒谎也是这个道理。撒谎的背后是权力的不平等。
就像你骗你妈，你没有偷她的钱去买零食填肚子，但是你确实买了，还通告这个方法暂时吃饱了。
问题在于为什么你会吃不饱，问题是你吃不饱才会选择用偷钱的方式去吃零食。
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创造魔幻现实的什么长，什么委员，什么会，什么主任。有问题的是他们所依托的那个结构。
仅仅对着个人破口大骂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就不会。是不足够的，甚至危险的这样会使得真正的原因被掩盖，而最终只会导致更多的个体作恶、更多的个体承受无法承受的重量。
而哪怕是一点点，事已至此，一点点结构性的反思，都有助于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落到灰尘的人是无辜的，撒下灰尘的人有错，但是无可奈何。没被灰尘砸死的，要修起储备的避灰所，更要改变气候问题。
会被删的，甚至会更麻烦，但事已至此，本不必如此。
我只能忍痛藏住自己天性中属于诗歌的一部分，做一个公民。只能做一个公民是公民的悲哀，但此后的诗歌是野蛮而残忍的，但事已至此。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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