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中国:面对病毒和禁足 我们该离开吗?(图)

上海——距离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被封锁已经过去了两周,在此期间,我和我的丈夫在500多英里外的上海公寓里,也同样按照当局要求闭门不出。


随着禁闭的日子缓慢消磨,我们不再换下睡衣,每一天的界限也不再分明。每天早上,我一睁眼就会拿起床边桌上的手机,仔细阅读最新消息、新的死亡人数、新的确诊病例、遏制冠状病毒蔓延的新措施,还有新的猜测。但一切都感觉离我在23楼的公寓很遥远。在窗户和墙壁之内,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我们就像舒适温室里的水培植物,靠输送的营养生长脂肪。每天,外卖员开着电动车送来外卖、杂货和水。每当我戴上口罩走出公寓大门,乘坐消毒剂味道强烈的电梯下楼,踏上去大堂拿货的冒险之旅,我都感觉自己很傻。我用钥匙的边缘按电梯按钮。这些预防措施就像是角色扮演,但我仍然在每次进门时尽责地洗手,低声哼着字母歌。



“我们要不要离开?”丈夫已经向我提过好几次这个问题了,每次都很随意,声音平静,小心翼翼掩饰着自己的情绪。我们都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们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我们谁都不想成为婚姻中危言耸听的那个人,尤其是当我们还年轻、健康、离危害如此之远的时候。


“不用。对我们来说没那么危险。”


“也是。”


“说真的,现在去旅行才吓人。现在去和一群陌生人挤在一起13个小时似乎是个糟糕的主意。”


“嗯。”


“再说,上海的情况很好。杂货店里商品充足,我们点的所有东西都能顺利送达,医院里也不拥挤。”


“对。”


“我们没事。我们是安全的。”


我知道,我如此渴望留下是不完全合乎逻辑的。我们的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催促我们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回美国,与这场蔓延的疫情相隔一片大洋才好。但我一直在想,当湖北省(武汉是其省会)的人们正面临医院人满为患、物资供应短缺、被驱赶和粗暴对待的时候;医务人员正冒着生命危险上前线的时候,我们有资格考虑逃离吗?在舒适的家里禁足几个星期真的是逃跑的好理由吗?


即使上海的情况可能变得没那么舒适,我们也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几盒口罩、几桶饮用水、土豆和卷心菜、方便面、麦片和几块冷冻牛排。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像是城市老鼠的肤浅逻辑,你是对的。如果情况真的变糟,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仔细想想,我对这种新的致命疾病如此不当回事是说不通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过往记录,我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信任。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冷静。当我剥开内疚的外壳,就看到了暗处酝酿着的焦虑。和中国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多少具体概念,我完全听任中国政府的摆布,不知它会如何选择。但我们平民并不清楚全部的真相,哪怕真相是政府所要求的信任的重要部分。


在疫情暴发之初,当地媒体曾有几天时间进行了严肃报道,但随后,政府宣传机器半路杀出,以宣传正能量和维持秩序的名义限制公众所能了解的信息。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不要轻信共产党的喉舌,但当14亿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还可能接受半真半假的信息吗?


此刻,我也感受到了其他所有中国人感受到的那种对死亡的原始恐惧,它让我们麻痹。我曾一度说服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这种幻觉迟早会被什么东西打破。


昨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发现自1月30日以来,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与确诊人数的比例每天都保持在2.1%。“神奇的病毒,还是个数学高手!”



盯着这些数字,我感觉我的脸在扭曲。我忘记了,每一条新闻都必须加以审查,用来巩固政权的统治。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仍不能免于这种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动,党永远都要赢。


它就像伤口一样刺痛,而这种疼痛让我清醒。


当千百万生命危在旦夕时,我非常希望能相信中国政府。我想要相信其决策是为了拯救最多的人。我想要相信实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隔离——实际上牺牲了一个有5800万人口的省——是为了更多人的利益。我想要相信每一个极端措施都会有回报,而不只是美化了的公关噱头。


我害怕这种惊惧。我不想面对事情可能变得多么糟糕,如果基础设施停止平稳运行,我们小小的舒适家庭禁足生活将会多么快地崩塌。坐以待毙的人即便养尊处优也还是坐以待毙,而我已经不再幻想这一切能善终了。


Frankie Huang是一名作家、插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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