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ust outbreak in East Afric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most devastating plague of locusts in any of
our living memories if we don’t reduce the problem faster than
we’re doing at the moment,” UN humanitarian chief says. https://t.co/nguPGEdnEc— Breaking News (@BreakingNews)
February 9, 2020
在肺炎之外,近来又有一波“疫情”悄然靠近中国。自2019年年中起,这波“疫情”先是在中东爆发,接着又于年底进入东非,近日更已祸及巴基斯坦与印度,距离中国可谓咫尺之遥。自打有历史以来,人类便屡受此疫困扰,其虽无涉病原体,却每每引爆饥荒,甚至催生鼠疫,最后导致大规模劳动力流失,进而重挫经济。这场灾难宛如枯枝上的野火,猛然窜出,便要燎原-即便其根源只是人类一掌就能拍死的小生物-蝗虫。
小小蝗虫何以致命
2019年年中时,也门当地迸现大量沙漠蝗虫,联合国粮农组织便预警东非各国,慎防蝗灾;然而12月后,预言不幸成真,蝗群飞抵东非,蚕食千里的行军路由此而始,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接连受害。埃塞俄比亚航空更于1月9日遭遇“蝗击”,在由吉布提飞往埃塞俄比亚的路上,先后被两大团蝗群包围,导致视线受阻无法降落,最后只好转飞另一机场,带着点点机身蝗班,灰头土脸地降落。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为此次受灾最重的东非国家,三国境内的蝗虫总数刚开始只有3600亿只,现已突破4000亿大关,数万公顷农田不见青苗,唯余赤土,堪称近70年来最严重蝗灾。而沙漠蝗虫的生命周期一般为3个月,换句话说,其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繁衍下一代,而随着无数小蝗虫破卵而出,其数量也呈指数式增长:3个月后增加20倍,6个月后增加400倍,9个月后增加了8000倍,例如此次蝗灾规模与前年相比,足足多了6400万。
‘Spreading like wildfire’ – Locust swarms as
large as 900 square miles, capable of eating as much food as 80
million people, pose an ‘unprecedented threat’ to crops in East
Africa https://t.co/Tplg0D1au2 pic.twitter.com/NzCmisq6lv— Reuters (@Reuters)
February 10, 2020
肯尼亚小男孩正用木棍驱赶空气中的沙漠蝗虫。蝗虫疫情正在东非蔓延,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AP)
而蝗灾的最关键原因,在于气候变迁导致蝗虫原生地的粮食减产,故其只好在啃尽一切后,成群迁徙;且只要跟对风,蝗群一天能飞150公里,又能吃下与体重相等的食物,加总起来,一个大规模蝗群约能啃掉全肯尼亚一天的口粮,蝗灾因而成形。
但蝗灾真正可怕之处,在于饥荒之后的连锁反应。古时的蝗灾先是带来遍野饿莩,接着让饥民尸身化为温疫大本营,引出鼠疫等传染病,尤其蝗虫本身就是老鼠的进食对象,鼠群数量暴增,鼠疫自然肆虐得更厉害。此外蝗灾在古代更被视为君主失德的天罚,故而千万蝗虫过境后,不仅农作遭殃,就连当权者的执政正当性也被啃食得伤痕累累。
到了农业生产科技化的近代,蝗灾仍是令人头痛的存在。例如肯尼亚本身就有族群冲突,蝗灾过后,牧民们往往要举家迁徙,寻找新的草场,而这段穿越牧场、草场与领地的过程,往往会诱发不少族群火并;巴基斯坦则因蝗灾波及棉花业,导致棉制品出口量大幅缩水,更让数万名靠纺纱和织布维生的工人叫苦连天,小农经济体系更是危在旦夕。小小蝗虫,聚在一起却像潘多拉的盒子,只要开了条缝,苦难便伺机涌出。
中国的治蝗经验
蝗灾就像野火,倘若在火苗初发之际便受扑灭,还能抑制灾情;但如果错失下手的黄金时机,结果往往不堪设想。人类迈入现代化社会后,便越来越能应对蝗灾的挑战,透过一系列监控系统,在理想的情形下,科学家会在第一时间扑灭尚未成规模的蝗群,更能预测蝗虫迁徙途径,预警相关国家,让人民撤出潜在受灾区,接着派出飞机大规模喷洒针杀虫剂。
然而这次人类却平白错失最佳时机。原因在于,首发地也门正处于内战之中,各方势力忙着争地盘,完全没有余裕处理蝗灾,于是蝗灾便顺理成章扩及东非;然而东非唯有肯尼亚有较强的中央治理能力,故能派出5架农用飞机喷洒化学药品灭蝗,乌干达则勉强派了出2架,其他如索马里等国,长年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自然只能认栽被屠。于是蝗虫大军一路壮大,如今飞抵印巴的蝗虫数,已高达4000亿只。
I’ve been hearing issue of locust in Kenya,
I didn’t know it is something this serious. pic.twitter.com/zXNfjlNTUK— Omo Ure (@iam__temmyy)
February 10, 2020
索马里沙漠蝗灾之景,當地因中央政府羸弱,而無法有效滅蝗。(AP)
中国的农业基础,恰好沿农牧交界的长城线发展,与蝗群分布十分类似-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出没于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而东亚飞蝗则活动于东南半壁,蝗灾自然如影随形。先民的抗蝗手法,大抵就是巡查、挖沟、扑捕、火烧、收买等策略,再加上祭祀等超自然途径,例如华北地区流行八蜡庙或虫王庙信仰,江南农民则多祭祀刘猛将庙苡驱蝗;随着清代版图扩张,中国内地的农耕文明逐渐嵌入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新疆也盖起了五花八门的蝗神庙。
近代之后,蝗灾未平,1943、1958年两次大蝗灾,仍是刻骨铭心,小蝗灾则余波不断,千禧年之后,仍有2000年的新疆大蝗灾、2001年的河北蝗灾、2012年的西北蝗灾,来势汹汹;但在此同时,中国治蝗的手段也多了起来,喷洒药剂是其一,虽说成本低、显效快,却会破坏生态环境,例如其往往会将蝗虫与天敌一起杀死,不仅打乱生物链,更会逼使蝗虫的抗药性逐代增强,长此以往,药剂只能越用越重,形成恶性循环。
故而自80年代开始,中国便在新疆实验“养鸡灭蝗”之法。一来新疆田亩平广,于生物灭蝗而言,可谓得天独厚;二来新疆向来有养鸡的传统,故而科技人员能在已有的鸡种中选出合适的,推荐给农户,签定协议,农户每灭一亩地蝗虫,补贴3角钱。在蝗灾不重的年份,光凭养鸡灭蝗便可完成50%以上的灭蝗任务;在2000年新疆大蝗灾时,中国更首次从浙江调来上万只鸭,配上50万只鸡,执行灭蝗任务,收效颇大。
近来,除了生物灭蝗外,中国也已研发出真菌喷洒剂以及转基因等技术,前者对环境影响较小,且能让蝗虫沾上后感染真菌,能有效抑止蝗群增生;后者则改动蝗虫的基因序列,改变蝗虫体内的多巴胺与嗅觉相关功能,使其无法判读同伴发出的信息,自然就难以大规模移动。一带一路计划启动后,中国已相继将治蝗技术与经验输出至沿线国家,既是想敦睦友邻,也有事先预防的考虑,毕竟2000年新疆大蝗灾的根源,除了新疆本土的蝗虫残留基数外,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未对本地蝗灾采取措施,致使入秋后,大量羽化的蝗虫迁入中国境内栖息产卵,也是原因之一。
此次蝗灾的品种属于沙漠蝗,与过往肆虐中国的飞蝗不同。沙漠蝗因地理与适应条件等因素,至今仍尚未在中国造成巨大灾情,但由于其性喜高温高湿,故往往会在缅甸、尼泊尔和印度等地扩散,有时不免就迁入云南和藏南,成为潜在破口。所幸中国边境尚有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镇守,沙漠蝗虫往往难以越过高海拔的寒冷地带,即便藏南和云南同尼泊尔和缅甸毗邻,沙漠蝗虫有可能随季风少量迁入,却很难造成大规模危害。地形,也向来是中国的治蝗大将之一。
中国与蝗灾相抗数千年,如今已可谓是沙场老将,气定神闲,人民不再因蝗灾而饿殍满道,也不再因饥荒而流离失所;对大自然而言,蝗灾与病毒,或许不过就是因人类过度开发而起的自体免疫反应。到头来,人类能否完全战胜天灾,或许已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人类究竟学到了什么,能否在下次天灾到来时,游刃有余的应对,既将灾害降到最小,也与大自然和平共存,蝗灾如此,病毒亦然。
今日时事新闻网|最新的新闻时事–一场蝗灾悄然靠近中国:如何应对这场昆虫战(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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