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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中共编故事 更指向武汉病毒“人为”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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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身处抗疫前线的居委会不堪重负

沈瑞涵(化名)每天都给社区居委会打电话。她的父亲感染了新冠肺炎,需要紧急送医院。其病情每天都在恶化:体温上升、胸痛、只能勉强进食。然而去医院需要由社区居委会派车。她在接受德国之声的电话采访时说:他们每天告诉我需要等待,但从未有人来。 沈瑞涵不是她的真实姓名。她…

冠状病毒示意图

对于外界日渐增长的质疑Covid-19武汉肺炎)的病毒源头,中共当局近日一再宣称病毒不是人工合成,也并非从武汉P4实验室泄漏。但美国老牌媒体《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2月22日刊登社会科学家史蒂芬.莫舍(Steven W.Mosher)的文章警示,不要听中共当局的谎言,因为Covid-19很可能就是泄露的生物病毒

近日, Covid-19致使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多国沦陷,排中情绪高涨,在国际声讨声中,中共当局再次抛出病毒源头或是美国等“阴谋论”。

美国社会科学家史蒂芬.莫舍在《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发表标题为《别信中共编的故事冠状病毒可能已经从实验室泄漏》的署名文章,警示国际社会不要听信中共编造的谎言。

“别上中共的当”

该文章指出:在上周五于北京举行的紧急会议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了遏制冠状病毒的必要性,并建立了预防未来类似流行病的系统。

习近平说,必须建立一个控制生物安全风险的国家体系“以保护人民的健康”,因为实验室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习近平实际上并未承认,如今正在席卷中国的冠状病毒已经从该国的一家生物研究实验室逃脱了。但是第二天,有证据表明这确实发生了,因为中国科学技术部发布了一项新指令,题为“关于在微生物实验室中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的指令,这些实验室应对诸如新型冠状病毒等先进病毒。”

再读一遍。听起来好像中共在将危险病原体保存在其所属的试管中时遇到问题,不是吗?在中国,有多少个“微生物实验室”可以处理“像新型冠状病毒一样的先进病毒”?

事实证明,在整个中国只有一个。而这恰好位于中国武汉市——流行病毒的震中。

那就对了。武汉市病毒研究所是中国唯一一家能够处理致命冠状病毒的4级微生物实验室,即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

更重要的是,中共军方生物战方面的最高专家陈薇将军于1月底被派往武汉,以帮助遏制武汉肺炎疫情。

据中共《解放军日报》报导,自2003年SARS爆发以来,陈薇将军一直在研究冠状病毒以及埃博拉和炭疽。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去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因为它是整个中国仅有的两个生物武器研究实验室之一。

这是否向您暗示,现在被称为SARS-CoV-2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已经从那个实验室逃脱了,而陈将军的工作就是设法将这种精灵重新装回瓶子里?

再加上中国类似事件的不光彩历史。即使是致命的SARS病毒,也曾经(而且可能正在)用于实验的北京实验室已逃脱了两次。两种“人为”流行病都得到了迅速遏制,但如果采取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则根本不会发生。

然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习惯于在对动物进行实验后将其出售给街头小贩。

你没听错我的话。

他们没有按照法律要求以火化的方式适当处置受感染的动物,而是出售它们以赚取额外的现金。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很多额外的现金。一位现正被判入狱的北京研究员,在活体动物市场上卖掉了他的猴子和老鼠,赚了100万美元。

随着人们开始生病和死亡,中共当局提出了一系列越来越蹩脚的借口,这也加剧了人们对SARS-CoV-2起源的怀疑。

他们首先归咎于距离病毒学研究所不远的海鲜市场,尽管最早记录在案的Covid-19病例(由SARS-CoV-2引起的疾病)涉及从未涉足此地的人。然后他们指出蛇,蝙蝠,甚至是可爱的小鳞片食蚁兽称为穿山甲作为病毒源。

我什么都不买。事实证明,蛇不携带冠状病毒,并且蝙蝠不在海鲜市场上出售。

证据表明,SARS-CoV-2研究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

中共对自己的人民造成了灾难。现在说中国和其它国家到底有多少人会因这种国营微生物实验室的失败而丧生为时过早,但人员成本肯定很高。

史蒂芬.莫舍(Steven W.Mosher)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抗堕胎活动家和作家,专门研究人类学,人口统计学和中国人口控制。他是中国人权倡导者人口研究所所长(PRI)的主席,并在揭露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中的虐待行为以及全球人口控制计划中的其他人权虐待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并着《亚洲霸王:为什么中国的“梦想”是对世界秩序的新威胁》一书。

美国参议员质疑

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日前在接受FOX采访时表示,尽管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家发表了新报告,但中共仍拒绝交出有关武汉生物安全4级研究实验室的证据。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该病毒并非源自武汉动物市场。”

科顿说,中共的“双重性和不诚实”意味着需要对实验室提出疑问,但“中共目前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该问题的证据”,北京对实验室的情况“非常秘密”。

科顿还指责中共当局一再阻止美国科学家前往武汉协助发现该病毒的起源。

中国广州华南理工大学的科学家发表的一份新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冠状病毒的杀手可能源自武汉的实验室。”但这篇报告很快遭到删除。

报告中提到的其中一个实验室正在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该实验室距离武汉肉类市场仅280米。

多国权威指向Covid-19或被泄漏

美国权威专家发论文多项证据指向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或在实验室合成,很可能是被泄漏。另有印度科学家论文显示这种病毒中或有爱滋病毒的基因插入,由此引爆外界对中国不受制约的前沿生物化学研究可能给带来的潜在公共健康威胁的质疑。

匹兹堡大学的高级研究科学家、生物信息学分析核心的总监詹姆斯·里昂斯·韦勒(James Lyons-Weiler)于1月30日发表一篇名为【关于武汉冠状病毒的源头】的重要文章。他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大学获得了生态进化与保护生物学博士学位。

韦勒博士称,自从1980年代以来,人工合成病毒技术就已经在分子病毒学领域被应用了。武汉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为探明这个病毒的来源提供了强有力的线索。因为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中有一段大概1378bp长的序列,和其它所有相关的冠状病毒中的序列都不同。BP是一个生物学中的专有名词,中文是碱基对,它是形成核酸DNA、RNA单体以及编码遗传信息的化学结构。也就是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里面有一串序列是和别的冠状病毒都不一样。

韦勒博士提出这个序列有三个特征。这个系列和一种叫pShuttle-SN的载体具有明显的序列相似性,这个载体80年代在中国用于制造更能激发人体免疫系统反应的冠状病毒。

这篇发表在IPAK网站上的关于冠状病毒一文的核心结论是,有明确的证据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合中的一个新序列是在实验室被合成出来的。但是因为实验室管理不当,病毒被泄漏出来。

英国《每日邮报》此前发表的文章称,实际上,美国科学家早就警告,病毒有可能从位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逃脱”出来。

马里兰州生物安全顾问蒂姆.特雷文(Tim Trevan)早在2017年就在《自然》期刊上发表评论说,他担心中共体制下所创造的文化会使这个研究所变得不安全,因为每个人能够自由发言和信息公开很重要,但中共不会允许。

《自然》是全球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其文章披露过,SARS病毒已经多次从北京一个实验室“逃脱”。

武汉P4实验室距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大约20英里(约32公里)远。《华盛顿时报》称,一些报导认为,病毒有可能是从实验室中传出。

比如研究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行为,要想研发治疗和疫苗,就要求在给人做测试之前,让研究用的猴子感染上这些病毒。但问题是猴子是不可预测的。它们可以跑、它们可以抓挠、它们可以咬,它们所携带的病毒会散布在脚、指甲和牙齿上。

基因改造使生物武器更致命

曾经以撰写《生物武器法》而闻名的哈佛博士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在接受“区域政治与帝国”Geopolitics& Empire的爆炸性采访中透露,如今武汉新冠状病毒正以大流行的形式爆发,确实是一种“进攻性生物战武器”。

他表示,“BSL-4是最高级别的实验室,我们在美国拥有的许多bsl-4实验室基本上都用于通过DNA基因工程改造来开发进攻性生物战武器,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新冠状病毒就是这种进攻性生物战武器,所以在我看来,是从武汉BSL-4实验室中泄漏出来的。”

弗朗西斯·博伊尔博士表示:在我看来,武汉BSL-4试验所是新冠状病毒的来源。是的,我的猜测是他们正在研究SARS,并通过功能突变gain-of-function获得将其进一步武器化的特性,这意味着它可能更具致命性,而事实上,最新的报告是15%的死亡率高于SARS,感染率为83%因此,典型的感染方式是它在空气中传播。

“是的,据报导,中共从温尼伯的加拿大实验室偷走了冠状病毒材料;温尼伯是加拿大最主要的研发和测试生物战武器的研究中心。是的,我从哈佛大学获得了三个学位,如果有人偷窃了东西从哈佛偷偷转移到了中国,这也不足为奇。生物武器公约,得到美国国会两院一致批准,并由老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新冠状病毒似乎是从武汉BSL泄漏的进攻性生物战武器。我并不是说这是故意放出来的,但是以前有关于该实验室存在问题和泄漏出来的报告,我担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问题。”

《自然》期刊曾引述基因专家警告说,使用最新的生物技术可能会使病原体更为致命。其它许多致命的疾病能被基因改造,以用作毁灭性的生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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