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

新闻 Adam 3周前 (03-07) 68次浏览 0个评论

口罩掩盖下的贫穷:5.6亿人存款为0而物价飞涨

这次疫情,把中国人的遮羞布撕得支离破碎。每个人的任务只有两个,活着,然后活下去。但是,大多数人囊中羞涩,而失业如潮水般蔓延。 2月6日,知名IT培训机构,兄弟连的创始人李超,公开发表《致兄弟连全体学员,员工,股东的一封信》,宣布公司倒闭,员工全部遣散。国民老公…

医疗队一位有着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告诉我,以他曾经的经验,看到病人的化验结果、影像学和既往病史后,大概率能估计出病人未来几天的身体走向。但在新冠肺炎多变的病程中,一些他原本抱有希望的病人,恶化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想,“特别是那些六七十岁走了的,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年龄。”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世纪坛医院护士刘宇航摘下口罩的一瞬间

那辆579路公交已经很久没到过武汉的地标之一江滩公园了,过去的一个多月,它成了北京医疗队的摆渡车,往返于三角湖路和武汉协和西院之间。从午后到凌晨,驶过空荡的街道,车上只有医生和护士。

1月27日,北京12家医院组成的医疗队抵达武汉,接手协和西院三个病区,截至3月5日9时,累积收治患者302人、出院7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重症和危重症病例。

跟随医疗队出发之前,我曾设想过未来的这段日子,但当这种设想被具体的人和故事填满后,所受的冲击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无数个瞬间最终构成了一座天枰,一端是骑50分钟共享单车、来找一张床位的患者,写下承诺书、不愿占用过多医疗资源的家属;另一端是重返隔离病房、记忆被唤醒的非典老兵,以及刚开始插管病人高风险护理的95后护士。

维系这座天枰平衡的,不只是医术,还有意志和人心。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正在穿戴防护装备的医疗队员

1月27日:

一场战争

这天,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这件事比作一场战争

在去机场的路上,朝阳医院领队唐子人跟队员们说:“咱们里面,我会第一只脚踏上武汉,最后一只脚离开,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带回来。”

出发前几天,宣武医院的护士阮征有点生气,当警察的丈夫对什么事都很镇定,好像对她来武汉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直到临出发的时候,同事把丈夫拉到跟前,阮征发现他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阮征一下乐了,掏出手机说:“来,记录一下,20年了,第一次看见你掉眼泪。”

晚上8点半,航班即将起飞,机长广播的声音有点儿哽咽,他把医疗队的成员比作“英雄”,自己也因为即将飞往武汉感到自豪。

1月28日:

“那里已经被污染了”

医疗队从三角湖路的住地出发,10分钟后,那辆作为摆渡车的579路停在了武汉协和西院门口,医疗队的第一次对接即将开始。

下车后,大家愣了几秒,远远看见发热门诊里拿着CT片子徘徊的病人们。

突然有人把一包东西塞到了我的衣服口袋里,拿出来一看,是一个防护效果更好的N95口罩。“把这个也戴上吧,你那个不行”,给我口罩的是宣武医院的男护士王长亮,我俩在车上刚认识。在我耳边叮嘱完,他走开了。

医疗队被带到了协和西院的侧门,一进去就是即将收治病人的住院部大楼。武汉本地医务人员一再提醒,不要再从刚才的发热门诊经过,“那里已经被污染了。”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王长亮与唐子人
摄影/高曌

2月1日:

被唤醒的记忆

第一次走出武汉的隔离病房,有人问唐子人和非典时比是什么感觉,2003年,他是朝阳医院首批进入发热门诊的医生之一。唐子人笑着反问:“那会儿我33岁,如今50了,你说呢?”

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宣武医院医生李艳17年前的记忆又被唤醒了,窒息、幽闭、浑身上下被压力包裹。作为呼吸科医生,她知道人甚至可以忍受刀扎、针刺,但最不能忍耐的就是窒息。

似曾相识的还有病房里的病人。17年前,李艳所在的非典病房里,住进来一位70多岁姓杨的老人,在一周后去世。当天,同一张床上又住进一个30来岁的女人,也姓杨。李艳后来才知道,他们两人是父女。

医疗队在武汉首批收治的病人里,有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他们坚持要住在同一间病房,好相互有个照应。但两个人都是疑似病例,必须单独隔离,王长亮劝了很久,他们才接受了住在对门的安排。

2月2日:

坏消息的告知

李艳告诉我,那对想住在一个病房的老夫妻,老太太去世了。

老人儿子在外省没法回来,相关手续必须找她的丈夫签字。隔离病房里,“坏消息的告知”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隔着厚厚的防护装备,眼神和和肢体语言都很难带来足够的安慰。

李艳和同事做好了各种预案,如果老人不肯签字怎么办,如果情绪激动、甚至伤害自己怎么办,他们早早让一台抢救车停在了门口。

进入病房,李艳告诉老人,他老伴的情况确实很严重,前期做了哪些治疗,“阿姨抢救无效去世了,但请您放心,阿姨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

老人哭得伤心,李艳看着揪心,甚至有些内疚,“在最后的时刻,都没能让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里。”

李艳还撒了一个谎,老人问她,妻子留下什么话没有。其实老太太走得很突然,很快陷入了昏迷,但李艳还是强弩着说:“阿姨说了,让您好好活着,让您能够代替他继续活下去。”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全副武装”出门购物的武汉市民

2月3日:

“好像一个逃兵”

表妹介绍我认识了她在武汉的同学程晓,他们一起读的医科,两年前程晓从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感染科辞职了。

程晓说自己从来没对医生这个职业有过太多向往,上班以后也不喜欢做实验、发论文。疫情爆发,身边好多人说他“逃过一劫”,但程晓心里不舒服,有种当“逃兵”的感觉。

他解释说,这和职业荣誉感无关,只是科室的同事以前对他很好,“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在乎的人在一起。”

每天都能收到以前同事从医院传来的消息,发热门诊挂号量又翻了几倍、又有哪些医生护士被隔离了,程晓想做点什么,他加入了志愿小组,负责审核募集来的医疗用品,还去问了以前的科室主任,作为普通人,能不能回到隔离病房值班。

程晓还跟我说起了他的舅舅春节之后,老人先是感冒了几天,接着又咳嗽憋气,因为担心交叉感染,一直没去医院看病。

程晓从小和舅舅的感情很好,舅舅以前是个老师,退休后又去给别人讲课,他喜欢舅舅博学又随性的处事方式。

2月6日:

能拉回来一个是一个

早上9点接班,李艳听说有个病人病情加重,供氧面罩开到最大,血氧饱和度也只有七八十,病人时不时昏迷、大小便失禁。

李艳给ICU打电话,联系床位,强调这个病人有抢救的价值。等她换好防护服,进入病房,正赶上护士在喊:“有医生么?有医生么?”

在喷溅了一地咖啡色的血性物质后,病人又昏迷了,心率飙到了167次,因为极度缺氧,身体是紫绀色的。

李艳想赶紧建立一条静脉通路,为后面注入抢救药物做准备。病人一直吃得很少,血管不好找,几名积水潭医院的护士先是在大脚趾的边缘找到了一根血管,刚注入了呼吸兴奋剂,针就鼓了。

几名护士几乎趴在了病人身上,想赶紧再找到一条通路。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发生喷溅,那是等级最高的感染风险之一。护目镜里是模糊的水气,李艳只能勉强看见病人的模样,她到最后都不知道,护士们是怎么在手腕上又找到了一根血管

来不及测血气,李艳只能靠临床经验推测病人是因为缺氧导致了酸中毒,碳酸氢钠打了进去。过了会儿,病人恢复了意识,ICU也传来消息,有床位了。

“缺了哪一环,这个人可能都挺不过来了”,李艳说,这样的场面几乎每天都在病房里发生,就和战场一样,躲着枪林弹雨,能拉回几个病人,就拉回几个。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李艳和陈洪云
摄影/高曌

2月7日:

善意的疏远

协和西院需要将床位增加到800张,再次扩容病区,这件事让医疗队院感组头疼了几天。

在传染病医院,院感防控部门对诸多事项有着“一票否决权”。但在疫区,制度之外还要考量人力和资源的制约。

到今天为止,北京医疗队已经开设了8楼、10楼、12楼三个病区,累计收治病人155人。医护人员交接班、穿戴防护装备都在清洁区进行。为了扩容,院感组最后想到的办法是缩减清洁区数量,三个病区共用一个清洁区。

面对增加的风险,院感组要求所有队员,把同伴都当作潜在的“疑似病例”,一些善意的“疏远”出现在了我身边。

采访完护士陈洪云,摄影记者要给她拍照片,我提出帮陈洪云拿着外套,被她拒绝了,“别碰了,我进过病房了,对你们不好。”

上楼的时候,陈洪云又提出来自己再等一趟电梯,说的还是那句:“我进过病房了。”

我们不想搞得这么生分,执意让陈洪云也进了电梯。在里面,她还是和我们保持着距离,直到我们走出电梯,她才按下了自己的楼层。

2月8日:

进发热门诊

程晓突然告诉我,他和表妹陪着舅舅到了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舅舅的病情在凌晨突然加重,不仅有肺炎的症状,神智也不清楚,嘴都歪了。

前一天晚上,我和程晓刚聊过进入发热门诊的危险,但里面还是有很多陪护的家属,我俩最后的结论是,因为有在乎的人在里面。

我问程晓的防护措施怎么样,他说有师姐给了医用N95口罩,但因为出门急,他忘了拿泳镜。

程晓跟我说了在发热门诊的见闻,一辆出租车下来了两个老人,一个婆婆搀着一个几乎瘫在地上的爷爷,喊了几声都没人过来帮忙。程晓正要上去,一个陪床的男家属抢先了一步,一边斥责着人们的冷漠、一边把爷爷背了进去。

程晓还遇见了两个大学同学,都穿着防护服,他认出了两个人的眼睛。一个是血液科医生,现在成了程晓舅舅的管床大夫,还有一个是眼科医生,现在负责统计核酸检测结果。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武汉街头穿防护服的行人

2月9日:

天枰的两端

下午,医疗队几个病区接到通知,协和西院要将一部分好转的患者转到其他医院,腾出新的床位。

血氧饱和度、基础病史和年龄,都是考量的标准,对照着病历,李艳报出了几个床号。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如果在平时,医生们轻易不会让刚好转的病人经历转院的波折。

但现在是“战时”状态,李艳告诉我一个叫“检伤分类”的概念,好像战场上用不同颜色的布条标记不同伤情的士兵,医生也要快速依据患者的病情做出决断。

在我看着医生们确定转院患者名单的时候,程晓给我发来消息,他舅舅正等待着协和西院空出的床位。

舅舅已经确诊了新冠肺炎,并且陷入昏迷状态,医生建议最好找到ICU的床位。程晓先把舅舅转到了发热门诊的留观病房,因为周围人都在说,住进这里可以优先转往协和西院。

程晓给上学时带过他的教授打去电话,那边也很为难,说前几天帮别人找床位刚被拒绝。

这一天,我好像看到了天枰的两端。

2月10日:

病房里的陪护

程晓告诉我,昨天晚上,舅舅终于住进了协和西院,他和表妹也跟进去陪护了。出来后,他们会主动去隔离。

他解释说,舅舅住的是其他医疗队负责的普通病房,没有ICU那么充足的护理人员,“但他已经昏迷了,身边离不开人。”

“你们有防护服么?”

程晓不知道是在安慰我还是安慰自己,说他们有口罩和充足的手套,“我们不知道要在里面待多久,很难做到一直穿着防护服,意义不大。”

我表妹也知道了程晓进病房的事,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他们几个同学新年时在武汉见面的合影。他们去听了一场演唱会,就在协和西院旁边的体育中心里,那里现在已经改建成了一所方舱医院。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医护人员准备把患者的盒饭送进病房

2月11日:

心理曲线

唐子人每天都会在医疗队联络群里转发一首歌曲,他相信音乐给人的力量。转发2003年那首《手牵手》时,他说在非典值班时,总会听这首歌。

这些都是来自非典时期的经验。

2003年在非典病房里的日子,唐子人经历过最初的紧张,两周后逐渐平复,到了一个多月后,疲惫、孤独、焦虑再次出现。有的病人,上午他还说过话、下午床位就空了,他打开电视想放松下来,里面铺天盖地都是疫情的新闻。他还听说,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人敢和母亲坐一趟电梯。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现在。95后护士张俊总会想起之前护理过的那个老人,老人按呼叫铃的次数特别多,大都是换尿袋这类护理上的需要。

一趟趟跑过去,张俊很高兴,病人有需要、能交流,就说明精神头还不错。俩人最后一次说话的时候,老人让张俊把一些水果拿到离自己更近的椅子上。

张俊隔天再去值班的时候,床位上换了人,老人已经走了,新来的病人正需要抢救。

张俊心里不是滋味,她平时在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科工作,也见过病人离去,但病程发展会比较慢,大多能有个心理准备。

2月12日:

死亡病例讨论

每组交接班时,都要通报病房内的变化,XX加重了、XX走了,一些床号被报出来的时候,接班医生会露出惊讶的表情。

医疗队一位有着几十年临床经验的医生告诉我,以他曾经的经验,看到病人的化验结果、影像学和既往病史后,大概率能估计出病人未来几天的身体走向。但在新冠肺炎多变的病程中,一些他原本抱有希望的病人,恶化程度还是超出了预想,“特别是那些六七十岁走了的,这不是一个很大的年龄。”

只能从现有病例寻找更多的线索,在一场12层病区的讨论会上,5名近期去世的患者成为了讨论的对象。

五名患者都是老年人,入院时病情较重。在去世之前,他们经历了血氧饱和度的突然下降。一名协和医院本地医生回忆,其中一名患者去世前曾去过卫生间,“结果发现他在里面已经有些意识不清了。”

世纪坛医院领队丁新民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在随后的梳理发现,五名患者有三人都在去世前去过卫生间

丁新民分析,新冠肺炎患者对氧气支持的需求很大,去卫生间需要摘掉氧气面罩,也耗费体力。即使有的病人抵触,必要时,还是要坚决使用尿管。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医生对患者CT影像进行讨论

2月13日:

送战友

下午,北京医疗队病区迎来了4名确诊患者出院,其中一位是武汉一家医院的护士,唐子人要来送送。

除了一个寓意平安苹果,唐子人还递过去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不畏生死赴疆场,风雨同舟迎彩虹”,里面装着几名医疗队员凑的慰问金。

护士想要推托,又被唐子人挡了回去,“你们很不容易,我对你们保有敬意。”

17年前,唐子人参与接诊了朝阳医院首名非典病人,“毒力”很强。两三天后,他身边开始有同事发烧,进而有20多名医护人员感染。看着身边的战友倒下,唐子人说,那种恐惧无法用语言形容。

“就像战争电影里一样,冲锋的时候,是一种应激状态,激素分泌旺盛,你挨了一枪,可能当时都没感觉。等你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身上有一个大口子,弹片在里面。”

后来的日子里,唐子人还梦到过在隔离病房的日子,但都不是噩梦。只有一次,他路过北京9名非典时期牺牲医务人员的纪念碑,独自在那里凭吊了很久。

2月13日:

插管

清洁区的办公室里,十几名医生和护士正激烈的讨论着,每个人都要提高嗓门,才能让别人听清。为了提高对危重患者的抢救效果,北京医疗队的三个病区将开始插管,使用有创呼吸机。

这个决定带来一连串的改变:病区要腾出一间病房作为专门的抢救室;护士的班次需要调整,有两个人专职负责插管病人的护理;还有筹措呼吸机和配件的问题,一般三甲医院拥有的呼吸机,不过几十台而已。

来武汉之前,李艳就把队员分成“普通”和“监护”两组,但她没想到,最后会把普通病房改造成监护室,进行插管病人的护理。这与协和西院现有的ICU资源有关,重症监护室只有20张左右的床位,哪些危重病人可以进入,一度是需要反复权衡的问题。

插管让李艳最担心的还是防护问题,病人开放气道,管路连接到肺部,随时可能发生喷溅。原则上,传染病监护必须是负压病房,新风系统不断将有病毒空气排出去,但现有条件,能做的只有开窗通风。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医护人员将装运遗体的袋子拿进病房

2月14日:

黄色的袋子

昨天临近半夜,程晓告诉我,舅舅走了。

进入隔离病房以后,程晓一直不想用医生的思维去考虑舅舅的病情,怕哭出来影响陪护,也影响表妹的心情。

昨天早上,舅舅有了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到了晚上出现了“点头呼吸”,这是很多病人临终前的征兆,每次吸气头都会向后仰。程晓想起来,舅舅第二天要作为疑难病例,请各病区的专家一起讨论,他知道这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去准备,就去找了医生,“人可能不行了,你们恐怕要换个病例了。”

舅舅的高压掉到了只有七八十,医生问要不要插管,程晓和表妹犹豫,舅舅以前说过,不喜欢像那样瘫在床上。

等程晓再回到病房里,舅舅没有动静了,心率只有17。他在里面待了会儿,出来后说,可以做心电图了。这只有当过医生的人才会知道,医院要用这种方式,为停止心跳的病人留档。

临近午夜,程晓和表妹帮着护士,把舅舅装进写着“祭”字的黄色袋子。殡仪馆的人来了以后,要求在外面又套了一层袋子,才把遗体拉走。

程晓和表妹联系社区,提出作为密接人员隔离,但社区说找不到车,两人又回病房里待了一夜。

第二天,我给程晓的防护服终于派上了用场,一位在西院值班的同学主动拉他和表妹去了隔离点,车上,三个人都穿上了防护服。

2月15日:

战争的感觉

开始护理插管病人后,王长亮和阮征都戴上了防护面屏。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要定时为插管病人翻身、吸痰、更换尿袋。当他俩再次走出来的时候,两周来,第一次对着我的镜头比出了胜利的手势。

为了保证病人的营养和药物供给,病房里开始进行深静脉穿刺,这是唐子人在急诊室的常规操作,但在戴了四层手套之后,他连用酒精棉消毒都试了几次。他能依靠的只有肌肉记忆,进针时抵向锁骨,然后回撤,再抬高针尾,紧贴锁骨下缘负压进针,暗红色的静脉血流了出来,“还行,一次成了!”

北京医疗队的大部分护士都投入到了对插管病人的护理中,其他病房的护理工作需要协和西院补充新的人手。一队西院本部的护士被调了过来,她们看上去都很年轻。

护士长带她们熟悉了穿脱防护服的流程后,又让马上进去值班的人,把几名新来的护士也带到隔离病房里,“先进去待一个小时,看看。”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这就是一场战争。拼杀到最激烈的时候,补充进来的,只剩下那些年轻的新兵。

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李艳,她很赞同护士长的做法。她用那部即将上映的电影《1917》跟我打比方,一战的炮火中,两个年轻的士兵要穿过敌人的战壕,去传递一份重要的情报

“他们一开始可能没有什么阅历、理想,但在看到战友的倒下,看到残酷的一面后,他们也就完成了自己的蜕变。”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一位出院患者拿着医疗队员送上的苹果和祝福

2月19日:

骑车50分钟换来的床位

协和西院一次出院了31位患者,吴汉生是里面最兴奋的那个人。病房里的医生护士都被防护服挡住了面孔,吴汉生记住了他们的声音,人群中说上几句话,他就叫出了每个人的名字。

吴汉生手里攥着几页纸的感谢信,他在上面写着,“来之前感觉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来到协和西院后,感受家就在这里!”

其实吴汉生的家就在汉阳区,只是他半个多月没回去过了。他在1月25日开始发烧,社区给了张酒店房卡,让他去那里隔离。

酒店的停车场每天要收50元停车费,吴汉生有点生气,做完核酸检测那天,他把车停回了家。几天后,吴汉生拿到了阳性的检测结果。

2月初,宾馆的房间里,吴汉生高烧38度多,吃片退烧药,能降半度,他不敢去刷牙,从床边走到卫生间的力气都没有,痰里还带着血。他打电话问各种部门,什么时候能去医院,答复都是等待、等待、等待。

吴汉生给老婆发了段视频,告诉她房产证这些贵重物品放在了哪,还嘱咐说,如果自己走了,骨灰要么洒在汉阳区的墨水湖,要么撒在前年刚去世的母亲墓碑旁。

2月5日早上6点,还是没人安排转诊,吴汉生不想再等了,他说自己是骑了53分钟共享单车,到协和西院碰碰运气。怕我不信,他把APP截图也发了过来。

那天吴汉生真的住进了病房,他后来才知道,恰好有位老人去世,空出来张床位。

2月21日:一罐蛋白

认识王利强,是因为我看见了他在父母住进8层病区时,写下的那份《承诺书》。

“如果父母在住院期间出现紧急情况,我们希望不采取激进的抢救措施……我们相信父母人生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占用过多的公共医疗资源,无愧他们这平凡又伟大的一生。”

几天前我第一次给王利强打去电话,那头的声音很疲惫,他说不想多谈什么,“我父亲已经走了。”

王利强的父母这些年神智不太清楚,需要一级护理,一直住在养老院里,王利强推测,感染应该也是发生在那里。他说写下承诺书,与历来的家教有关,“如果我父亲头脑还清楚的话,也坚决不会让我们给社会带来太大麻烦的。”

父亲以前是教育系统的局级干部,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别说上学这些事了,我们连他的公车都没坐过一次。”

我俩第二次通话时,王利强想拜托我件事,他的妹妹也住进了8层病区,他想让我给医生带个话,多照顾一些。

王利强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北京,父母没住进医院的时候,怕家里的阿姨感染,妹妹贴身护理了老人四天四天,只睡了六个小时,他觉得很对不起妹妹。

我跟王利强说,不用担心医生们的职业态度和责任心,这不是单纯的宽慰,8层病区的肖汉医生,也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武汉人。

肖汉毕业后去了北京,他不光家在武汉,也是在武汉学的医,一些同学比他更早进入了一线,对于这些医科生来说,武汉是一座需要像“祖庭”一样去捍卫的城市,加入医疗队,肖汉不需要更多的理由,“不来,心里过不了那道坎。”

母亲和很多亲人都在武汉,肖汉和他们一直没见面。家里人想来驻地看看他,远远看几眼也行,想着自己是密接人员,肖汉都拒绝了。

我没告诉王利强,其实在认识他之前,肖汉就跟我说起过他父母在病房里的情况,那些一起住院的夫妻、母女,都让肖汉觉得心里堵的慌。

今天,王利强又打来了电话,我对他的保证得到了应验。一位医生在查房时带给他妹妹一罐蛋白粉,王利强说,这东西没多贵重,可出现在隔离病房里,让人觉得温暖。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两位出院患者向医护人员挥手

2月19日:

模范病人

第一批入院的一个小伙子,被大家看作是一名“模范病人”。

小伙子是个博士,开始发烧后,他把爱人和孩子送去了别的住处,又从网上定了很多生活用品,嘱咐快递小哥走远后,才出门去取。

住进医院,小伙子明显做了很多准备,他能看懂一些CT影像,还会就治疗、用药提出很多有针对性的问题,同时也很遵重医生的决定。

从医生的角度,希望每个患者都能保持头脑冷静,进行顺畅的沟通。但在关乎生死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知识、境遇不同,表现也不一样。

世纪坛医院领队丁新民一直建议,住院患者少用手机,每天早晚和家人各联系一次就够了。能做到这点的人不多,现代通讯这时候成了把“双刃剑”,接受海量信息的同时,负面情绪无法避免,变得更加惶恐。

各种治疗方案也不再是秘密,有家属打来电话,一字一顿说出四个英文字母,问有没有这种设备,医生半天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ECMO;有家属说自己有渠道搞来康复者血浆,想要用在亲人身上;还有一个没康复的患者急着出院,他说女儿在别的医院已经插管了,他想出去献血。

2月21日:

反攻的前夜

相比新闻里的数字,唐子人更关心病房里的改变,医疗队的三个病区,死亡率在下降,更多的重症病人在好转。

现在查房,唐子人要说很多话,一个患者可能要连着问他十几分钟的问题,唐子人挺高兴,“人有力气了,才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事儿。”

护士们也发现了变化,很多病人的口味“越来越高”,食欲恢复了,能尝出咸淡了。一个91岁的老先生,觉得医院盒饭味道太淡,托护士从住地拿些口味重的吃的来。

这有点像“反攻的前夜”,李艳已经想好了,有一天她会在工作笔记写上“总攻,斩首行动”,但要写上这几个字,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刚刚过去的那个小夜班,病房里又是一片忙碌。李艳先是给一个插管的病人做了深静脉穿刺,接着是一个昏迷的肾衰病人,李艳判断是酸中毒,但暂时做不了血滤,只好找来降钾的药物顶上。

忙过一阵,护士突然说,51床的血氧饱和度下来了,那是个病得很重的老人,还总是爱摘掉氧气面罩。过去一看,面罩果然挂在他下巴上。没办法,只好用约束带把老人固定在了床上。

夜里12点,51床又出事了。老人解开约束带,自己下了地,血氧掉到了50多,全身发紫。李艳他们把老人重新弄上床,一时找不来机器插管,一个医生不停捏着氧气面罩下面的储氧袋,20分钟以后,终于把血氧捏回了90以上。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消毒车驶过后出现的彩虹

2月24日:

共情

从北京来的心理专家说,疫区医护人员要注意“共情”的问题,在跟病人接触中,要站在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情感反应和病人一样,“但要进得去、出得来,不然对自己影响很大。”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送我口罩那件事,我和王长亮熟络起来。他之前跟我说,隔离病房里,他会给予病人关心照顾,但个人感情上不想离得太近,怕陷进去了。

今天,王长亮突然告诉我,他去看了第一批病人里那个妻子在对门去世的老人。老人正在康复,转到了别的病区,但情绪还是不好。王长亮过去说了句“您得加油啊”,老人没说话,冲他点了点头。

我问王长亮,不是要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么,他乐呵呵说了句粗口:“再怎么装X,也改变不了善良的心。”

2月25日:

重新被审视的亲情

离开家快一个月了。

丈夫跟阮征说,送行时候之所以哭了,是因为真的害怕了。到了武汉,阮征一直没把脱下防护服后的勒痕照片发给丈夫,怕他担心。阮征终于理解了,当警察的丈夫为什么从来不跟她讲起工作上的事,那种沉默不是疏远,是另一种爱护。

李艳也从来不和丈夫说隔离病房里的事,联系时,他们交流更多的是孩子。李艳心里一直有愧疚,当了快20年医生,李艳追求完美到偏激,希望病房里所有人都活着。丈夫说她自私,忘了自己还是个妻子母亲,她只去开过一次家长会,每次加班,都骗孩子“病房里有个老爷爷流鼻血了”。

王长亮一直为儿子的事发愁,总想陪在他身边。一直不在家,儿子已经有些不高兴了,跟王长亮说:“你这个丑八怪,不想看见你。”最近几天联系,儿子才有了笑脸,他对爸爸有了“需求”,想爸爸赶紧回来,带他去看看大海。

张俊觉得父亲变了,以前两人交流不多,现在每天都想多跟她说点什么。但父亲还是不太懂和女儿交流的技巧,总是汇报自己每天做了什么、去了哪里,拼命想找些话题。张俊觉得,那样子特别可爱。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一批新到岗的医护人员在接受培训

2月26日:

最后的阵地

一位医生估计,就像当年非典时一样,随着疫情被控制,最后的疑难患者将会被收拢到少数几家医院内。

在医疗队的三个病区里,大部分仍然是重症和危重患者。一些人除了感染新冠肺炎,还有肾衰、偏瘫、老年痴呆,甚至胸腰椎骨折。这里,有可能是疫区炮火最后停息的阵地之一。

大多数人也做好了在这里待上更长时间的准备,二月二那天,医疗队找来师傅给大家理发,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又延长了两天。

三角湖路上,医疗队住地是为数不多总有人进出的地方,这引来了几只流浪猫狗。担心卫生问题,医疗队书记半开玩笑说,过分跟猫狗亲近要被罚做俯卧撑。但每天饭后,还是有队员在门口放下些剩菜,远远地看着它们。

2月27日:

两段人生

酒店隔离的程晓和表妹做完了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他俩现在担心的,是一个人在家的舅妈,情绪差到了极点。舅妈除了他俩谁的电话都不接,在电话那头总是念叨:他就这么把我们丢下了?什么时候能把骨灰拿回来……

程晓想起了舅舅昏迷前,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让他去买根拐杖。程晓猜测,舅舅要么真的就是在为回家做准备,要么就是想给自己留个希望。

再和我通话,吴汉生还是像刚出院时那么兴奋,他正在自家另一套房子里隔离。去之前,他和妻子隔着十米见了一面,妻子穿着防护服把各种生活用品放到车上,儿子就在后面的楼上,吴汉生坚持没让他下来。

吴汉生跟我说起了他的人生经历,最开始是一名公务员,90年代末辞职了,做钢材生意赚了些钱,买了几套房子。后来生意不景气,年纪也大了,他去了一家物业公司上班。

为了向我证明他说过的一切,一个下午,吴汉生给我发来了十几段视频照片,里面有他跟儿子的合影,有在宾馆隔离时咳出的血痰,还有去年圣诞节时江汉路的夜景,对着涌动的人群,吴汉生大喊着:“2020年,平平安安,万事如意。”

医疗援助队日记:上厕所会让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图)二月二这天,一位女医疗队员在住地理发

2月29日:

不想当英雄的人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唐子人和李艳,是我听到把当下比作一场战争最多的人。

唐子人喜欢看战争电影,熟知历史中的豪杰人物,但他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英雄,他说自己来武汉就是救人,他更信奉一家医学研究所墙上的那句犹太谚语,“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全世界。”

李艳也不想当英雄,她只有普通人最朴素的那种想法,“早点结束这场战役,赶快回家。”

2003年初夏的一天,北京怀柔的一家度假村,李艳和同事们结束了两周的隔离观察期。隔离地点对面就是北京啤酒厂,给他们送来了好多啤酒。还有很多出租车赶过来,志愿把他们送回了家。

李艳记得,那天很热,她远远就看见,母亲摇着蒲扇,站在楼门口等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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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捅了马蜂窝 十亿次围观 超3万条留言!

正值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国之际,另一宗始料未及的“黑天鹅事件”快速登场。中共司法部近日发布了《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草案,称在30天内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话题在社交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短短几天阅读量就超过十亿,3万条留言。反弹声浪不断。 十亿次围观 超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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