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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与“只反皇帝,不反制度”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说,有些人以为出自毛泽东谈《水浒传》。实则毛的谈话已经道明了原始出处,即鲁迅《流氓的变迁》一文。鲁迅此文,从侠谈起,至强盗,至流氓,至“革命文学家”,笔墨虽简,却清晰勾勒了流氓史的千年脉络。此后朱大可写《流氓的精神分析》与《流氓的盛宴》,敬文东写《流氓世界的诞生》,皆可溯源至这篇八百字的文章,可见其分量之重。文中,鲁迅谈及《水浒传》,其时侠气渐消,强盗群起:

“……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话的落脚点,在于最后一句。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反对者沦为奴才;反过来讲,也许反对者本来便深具奴性,生在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才导致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企图经由造反,通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谓“杀人放火受招安”。

事实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仅指造反的理念和路径,还是一种思维,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抛开《水浒传》的小说家言,直接说宋史。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1142年1月27日),岳飞被杀于大理寺狱中。官方与民间,大都把秦桧当作罪魁祸首,杭州西湖岳飞墓前,秦桧夫妇、张俊、万俟卨四人已经跪了近千年。官方这么扭曲、遮掩,不难理解,皇帝为了转嫁矛盾,将罪责推卸到奸臣(有时换作贪官、太监、女人等)头上,黜之,杀之,以平民愤、收民心,可谓古往今来最流行的治理术之一,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屡试不爽。问题在于,这并不高明的伎俩,为什么通用至今,民众为什么会对官方祭出的替罪羊深信不疑呢?其实就连官修的《宋史》,都供出了凶手的身份:御史中丞何铸奉旨主审岳飞案,察其冤,告之秦桧,秦桧答:“此上意也。”何铸不愿胁从作恶,遂被万俟卨顶替。然而,如文徵明《满江红》这般论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直指宋高宗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主谋,古今有几?《说岳全传》之流的忠奸叙事,才是民间的主流。

对官方而言,最好民众不要造反,这样执政成本便可最小化;退一步讲,倘民间造反,那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则是最不坏的局面,古时皇帝用贪官,一为敛财,二为顶缸,必要之时,正好杀之,绝不手软心疼。费人思量的是民间他们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呢,连皇帝一起反掉,岂不痛快?这背后的原因,有时表现为思维的局限,如皇权专制对国人头脑的禁锢,使他们轻易不敢质疑皇帝的神圣性,再如清官情结、忠臣情结等,如今依然大有市场,大行其道,可见对人心的蛊惑力之强,穿越千载而不衰;有时则是一种政治策略,好比“清君侧”,再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刻,纵然号称“不反皇帝”,其实皇帝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的追问可以更进一步:如果贪官也反,皇帝也反,那将如何?

毛泽东谈《水浒传》,批判宋江等领袖搞修正主义,属于投降派,称道李逵、阮氏三兄弟等。李逵便是连皇帝也反,动辄高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那么,夺了鸟位之后呢?“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他们治国,未必能好过赵官家,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丘之貉。老话说:换汤不换药。鲁迅诗云: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是一种可能。背景也是宋朝的小说《杯雪》(小椴著),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书中有一要角,名叫耿苍怀,被誉为“中州大侠”,实则此人“心中骨中,俱可称为一个儒人”,他对皇帝的态度,袭自儒家:

“耿苍怀虽杀昏官,但心中其实是忠君的:他衷心地希望朝廷上有个好皇帝;如果不是好皇帝,他宁愿杀身成仁以将他改造成一个好皇帝;实在不行,他宁兴义兵,拥立一个好皇帝。在大事上,他只想朝廷之上尽是贤臣,劝出一个好皇帝,那时帝在庙堂,龙行布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整个天下也就太平了。小小金人,何足为患?如果贤臣少,奸臣多,那么,他杀尽奸臣如何?”

这活脱是儒家的口吻。耿苍怀反贪官,不反皇帝,有时迫不得已,“宁兴义兵,拥立一个好皇帝”,虽反皇帝,却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而是要改造皇帝,使皇帝符合他心中的模样。在其头脑深处,清官情结与明君情结共存,恰成对应。基于此,耿苍怀虽然铁骨铮铮,慷慨激昂,却也适用于鲁迅的感喟:终于是奴才。


《杯雪》还写到一个人,即称耿苍怀为“儒人”的袁老大袁辰龙
,他身在庙堂,手握重权,对皇帝的态度,反不如耿苍怀忠诚:

“他虽拥护朝廷,但在他心中,并非忠于君上的。他想:皇帝总不过是这样的,换个人又如何,如果换的代价太大,不如不换。宋室天下已如患病入膏肓之症,大手术是动不得的。他不忠于君,而是忠于事,如果他认为天下还需要这么一个昏君来做做招牌,他就不许任何人动他。”

袁辰龙不反皇帝,甚至不许他人反皇帝,不是因为他忠于皇帝,而是基于他对皇权的怀疑。相形之下,李逵、耿苍怀反皇帝,恰可证明他们在乎皇帝,袁辰龙不反皇帝,则因他不在乎皇帝。换言之,制度如此,谁当皇帝都一样,既然无所谓谁当皇帝,何必换来换去,王旗变幻,受苦的终归是老百姓。

这便接近了宪政主义的门槛。宪政主义对人性与权力的彻底怀疑,使它们更相信制度的力量:若是专制,圣人执政,照样荼毒众生;若是宪政,庸人执政,国家机器如常运转,甚至地方政府破产,人民的生活却不受丝毫波及。宪政主义者不会计较谁来当皇帝,他们的心思,一是如何打造法治铁笼,二是如何把皇帝关进去。笼中的皇帝,不都一个熊样么。


最后重申一下结论: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贪官成为皇帝的替罪羊;“只反皇帝,不反制度”,使皇帝成为制度的替罪羊。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奴才;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有两种可能,如耿苍怀这般,还是奴才,如李逵,则可谓之大盗。这个大盗,不是一般的强盗,而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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