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流感大流行时，我们在中国被隔离(图)

In Opinion

KJ Dell’Antonia writes about being held in a Chinese quarantine
facility for 10 days after being exposed to swine flu in 2009.
https://t.co/If0gWNTiDQ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
March 3, 2020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被隔离——一些是自愿呆在舒适的家中进行隔离，还有一些人则是在配备武装警卫的临时病房里，或在旅馆、邮轮上。他们的计划被打乱，未来不确定，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会令人发疯，不管我们对风险的思考有多么理性，不管我们想像危机中的自己有多冷静。

问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2009年6月，为了领养另一个三岁的女儿，我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当时分别是三岁、五岁和七岁——以及我母亲一起飞往北京。我们计划先在那里适应几天，再去未来女儿的寄养家庭，然而在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游览了北海公园的花园后，我丈夫的黑莓手机响了。一个中国政府的代表要求我们立即返回酒店房间。

原来，在飞机上坐在我们前排的家庭H1N1猪流感检测呈阳性。那意味着，在2009年的中国，我们都可能要接受检测，然后住院或被转移到某个隔离点。

我们不会是这种境遇下唯一的美国人——我们听说还有新奥尔良市长夫妇，他们是中国政府邀请的客人，以及整整一支来自加州的行进乐队——但据美国使馆说，我们是唯一带着孩子的家庭。美国官员不知道我们这种情况会被如何安置，但我们被要求配合，我们做到了。

我用了“要求”这个词。这么说是准确的，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在每个阶段我们都被“要求”，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我说我们“配合”，这也是准确的，但它太过平静，难以描述我们的瞠目结舌。我们争吵了起来——现在听上去挺可怕的，这和期待中一个模范世界公民应有的表现完全相反。我们试着谈条件、讨价还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它就是发生了。

我们要为自己说两句，我们很害怕，担心我们的健康，担心孩子。而且我们也愤怒，并不是对中国，而是对命运。

我先生的H1N1流感病毒测试呈阳性，被关在一个医院病房里。我们其余人在京郊一处豪华疗养地避暑，这里以前是供中共高干使用的，但基本上已经破败，门口有一个持枪警卫。

我们不会说中文，只能猜测我们该怎么做。两名表情严肃的年轻女性带我们去了我们的房间。她们为我7岁的儿子打开了一道门，为我母亲打开另外一道门，似乎是让我们一家人各自分开。但是当我把两个更年幼的孩子搂在怀里，一起走进一个房间时，似乎没人反对。她们给了我钥匙。她们指了指瓶装水。然后，就走了。她们在楼道里的脚步声消失的一霎那，我7岁的儿子冲进了我的房间哭了起来。趁没人看见，我一把抱住他。他说，墙上有个洞，都发霉了，他很害怕。我也很害怕。

我说的是害怕吗？不，我很恐惧。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恐惧。不光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该做怎么做，而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能离开房间吗？如果他们发现我们都在一起，会不会有麻烦？万一我病了怎么办？万一孩子们病了怎么办？他们会从我身边被带走吗？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回家？

我确实离开了我的房间。我无法保持镇静。我记得我追着一个说英语的官员进了他的办公室，把他逼到角落里，想逼他和我一起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就好像只要说出那些情况，它们就由我说了算。他摇了摇头拒绝回答，最后他站起来离开了，挥手告别了那个疯女人，她无法接受事实——我们两人都面对不由我们自己控制的事件。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质问，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为什么还没学会接受有时候一个人只能听天由命？

隔离是生命里众多等候室中的一个，对于那些从小生活在命运由自己控制的幻觉中的人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地狱。我们更愿意相信，只要足够努力，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但是面对隔离无法努力，只能坐在那里，如果你想保持头脑清醒，那就听天由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首先要进行隔离。

到第四天，我已经不再追赶那个说英语的官员，也不再疯狂地打电话给大使馆。对于我的每个问题，答案都是“看情况”，这件事不取决于我。

我们开始学周围其他人的样，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戴着口罩吃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与其他被隔离者保持距离。（即使会说当地的语言，没人会在隔离期间结下深厚友谊。）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养成了习惯，每天洗冷水澡，在每天两次的发烧检查之间静静地躺在瓷砖地板上，试图看懂电视上的卡通片在说什么。

“你觉得那羊的头顶为什么漂着一只盘子？”有人问，我们就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新生活中的又一个谜团。

丈夫的流感康复了，回到了酒店，但作为潜在的病毒孵化器，我们不得不继续等待。一旦我不再逼迫，那个说英语的官员就开始试图让我们舒适一些。我们每人每天都得到一份冰可乐，一位熟人也获准给我们送来了各种口味的品客薯片：虾味的、蟹味的、香港鱼丸味的。他们来接我们的那天晚上，母亲从酒店偷走了所有的雀巢速溶咖啡，她想出了做冰咖啡的方法。

最后，在10天没有症状之后，我们被告知可以离开。出租车已经在路上了，我招呼大儿子到走廊去。“拿上薯片，”我说。

我们走来走去。每扇门后面都有一个人，正在经历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种不确定，他们唯一的优势是，至少他们看得懂那些关于羊的动画。我希望一个人能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思考。

“听听哪家里有孩子，”我小声对儿子说，他指着一扇门。那个。

“准备好跑开，”我告诉他，这个孩子在他整个受到保护的生活里从来没有玩过“按一下门铃就逃跑”这个游戏。我们把品客薯片放在那家人门前，我使劲敲门，然后抓住他的手，我们朝楼梯奔去。

我们至今不知道我们的难友是不是喜欢品客薯片。据估计，全球有11%到21%的人口在那次流感疫情期间感染了这种病毒，超过28.4万人死亡。一种疫苗被研制出来。新发病例下降。世界继续前进。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被隔离。然后我们被放出来。而无论何时，我对此都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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