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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家住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萧汉三个月来第一次出门剪发。“这辈子最长的头发没了，感觉真的挺爽的，”他对BBC中文说。
这位21岁的在读大学生说， 4月8日武汉解封后，不管当局是否有要求， 自己会继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包括外出戴口罩。
为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向境外扩散，
作为当时疫情的“震央”，武汉市1月23日开始严格的“封城”管控，期间当地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出入城的人员流动也被掐断。2月中旬，武汉宣布进一步加强“封城”措施，对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无特殊情况下居民不得外出。
这此极端措施让中国在与新冠疫情的较量中赢得了主动，周一（4月6日）中国首次报告境内新冠死亡，最近两周境内确诊案例寥寥数起，武汉也迎来了解封——解除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武汉天河机场开始复航，武汉火车站也将有离境火车运行。这座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在76天的封锁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截止到4月6日午夜，累计50008人感染，2571人死亡。
萧汉（
化名）认为，“封城”的武汉在疫情期间的确“做出了一种牺牲”。过去三个月来，他经历了一个“病了，快死了，好了”的过程，回过头来看，他认为自己可以被治愈十分幸运。
1月底，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他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经过治疗后，2月中旬他被医院认定为“康复”，之后辗转在指定酒店、“方舱医院”及家中隔离，无法自由出入，更不要说打理发型。
“我看到了很多东西，见到了医疗系统超负荷运作下的状态，病人太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在走廊里输液，”他回忆道。“我见到有吸氧的老人，发出像濒死喘息那样的声音，特别恐怖，看见的运尸车比任何时候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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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月底他的“健康码”由红转绿以来，现在的他可以凭借绿码在武汉市内自由活动。4月8日武汉“解封令”生效代表他可以全中国想去哪就去哪，但对他个人而言，这个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学校还没有开学，而且在家里宅久了，一时也不知道该干嘛，”他云淡风轻地说道。“现在不怎么想往外跑。”
但让他意外的是，封城期间的武汉社会“很平稳”、“很团结”。
“大家都说中共是威权主义政权，在这种大危机前期虽然是有官僚主义在作祟，对我们来说有了相当大的损失，死了千百人，但现在做的真的不错，”他表示。“1000多万人的城市封锁了三个月，没什么事情平稳运行，这个执政能力太厉害了。”
谈到解封之后武汉的疫情防控，他似乎也很有信心。“现在大数据这么发达，他们每进来一个，都是有健康码的。而且社区将继续封闭式管理，出入要扫码。”
对于他自己，解封之后他可能还会继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佩戴口罩。“目前的法规是不戴口罩罚款，严重的抓起来，”他说。“等这个法规被宣布失效就可以不带了。”
肺炎疫情下的武汉幸存者：看到太多悲惨事 自己是不幸中之大幸
“封城”武汉的异国人“解封后要去吃热干面”
武汉1月23日宣布“封城”后，多国派专机把国民接回，菲律宾政府2月9日也派机接回滞留武汉的30名菲律宾人，但在中国武汉攻读博士学位的菲律宾籍学生吴安平（Jan
Robert R. Go）并未坐上那架专机返乡，他选择留在武汉。
“过去两个多月，每天都吃外卖餐盒，当餐盒送至宿舍时，食物几乎已经冷掉。他希望离开宿舍后，能马上去吃热腾腾的食物。
“解封后要去餐馆吃热干面（闻名武汉的小吃），”吴安平喊道。
吴安平认为当初“做出正确的决定”。他对BBC中文说：“菲律宾现在整个吕宋岛也封城，和武汉的状况一模一样，如果我那时候选择回去菲律宾，可能会更心烦意乱。”
他解释，因为和家人同住，他也担心若回到菲律宾可能存在传染风险。
不过封城的这段时间，吴安平的心情也并非如想象中平静。他说，关在宿舍里的前几周，要时时观察是否有新冠病毒的征状，他说：“每天起床都担心有没有发烧的感觉，或是喉咙有点痒就会害怕，担心外国人身份，又独自一人，若染病怎么办？还好，这些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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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胆战心惊的前两周后，吴安平才逐渐习惯独自一人长期关在房间里的生活，但这对一向喜欢户外活动的他而言实在不易。他说：“我后来排了日程表，每天会做运动、看书、看影集。”他庆幸，去年圣诞节期间回菲律宾，买了很多书带到武汉。
不过，吴安平坦承，书其实都看不太下去，因为无时无刻会想到外面的疫情。
曾经在菲律宾大学教书的他，早已习惯阅读大量书籍，但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让他心烦意乱，无法专注。他说：“有时念一两个章节，就读不下去了，直到学校恢复线上课程，他的博士班开学后，就比较有重心了。”
在宿舍着这段期间，吴安平也担任义工协助发送同学订购的水果，这也是为了让枯燥的隔离生活增添点色彩，“我尽量积极乐观的看待这一切，好好生活，”他说。
或许真的闷坏了，当政府宣布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后，吴安平的心情突然放松不少，因为关在宿舍足不出户的日子始终遥遥无期，现在终于有个能盼望的日期了。他说：“这两个多月无疑是人生中最印象深刻的两个月。”
不过他强调，封城并非全面解除，而是逐步开放，而且学校仍规定不准离开校园。
他向BBC中文解释学校颁布了一系列封城后的措施，像是戴口罩、进出建筑物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食堂也有限用餐时间，不准太多人集中在同一空间等等。
吴安平心里知道，要完全恢复过去的生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经过经历了封城和疫情，他发现，“原来人生的不确定性是如此真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日常，可以在一瞬间完全消失不见，他也会更珍惜与能与人接触、相处的时刻。”
留在武汉的台湾人有“安全感”
同样选择留在武汉的还有台商何志仁，在1月23日全面封城前，就买大量蔬菜和饺子等食物囤积在冰箱，因此1月23日封城后，他就不再出门。
不过，囤积的食物早就不够用，因为谁也没料到封城一封就长达两个多月。何志仁说：“我以为元宵节就会解除封城，怎知道会封那么久，当初准备的食物完全不够啊！”接下来的日子，他就通过网路买菜、买水果，接着社区居民所订购的食物都会集中到社区空地。
他对BBC中文说，只要离开家门要去社区空地拿食物，就一定全副武装，除了口罩，帽子、雨衣、手套、雨鞋外，还会穿上不会带入室内的外出衣裤，回家时也会以酒精消毒，他并透露：“有邻居甚至戴上防毒面具，大家都很害怕。”
何志仁所居住的社区约住有6800多个家户。这段期间，社区管理单位都会随时更新社区内的确诊人数。他说：“只要有救护车进入小区，我们就会追踪是哪一栋。”并指出，整个社区确诊人数有100多人，6个死亡。
“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也思考过，若他和妻子其中一人得到新冠肺炎该怎么办，真的会想很多。”这段期间，除了到社区空地拿菜，何志仁足不出户。他说，家里有个小庭院可以种些花花草草，平常的日子不是滑手机、看电视就是到庭院种植物。
当问及解封时间是否恰当时，何志仁从当地观察，认为“应该可以”。他说，3月25日湖北解除封城措施后，就有很多人出门，车子也增多，负责管理门禁的志工也不再严格。
他表示，湖北解封前，“志工不准我们踏出家门，若真要出去会问你的目的，若不是重要的事就会请你回家。”
何志仁不认为自己当初选择留下是错误决定，当时的考虑是台湾家中有年迈母亲，担心造成困扰，如今看到全球疫情严重，他认为：“留在武汉现在还是相对安全的。”
在经历了这次疫情，何志仁也更珍惜与妻子的感情。他说：“以前多少会有些摩擦，经过这次事件，会觉得人生存下来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更好。”
肺炎疫情：滞留湖北台湾陆配母子的哭诉
楚小姐和小艾是两个台湾家庭的大陆籍配偶，两家人都在农历新年时回湖北老家探亲，不料却因1月底“封城”被困宜昌两个多月，距离疫情重灾区武汉约400公里。当疫情缓和，湖北省内城市开始逐步“解封”，他们终于在30日晚上回到台湾，进入隔离营。
不过，在小艾看来，从完全不能外出，到扫描健康码去超市买东西，再到餐厅、咖啡店开门营业，路上逐步通车，加上民众自觉戴口罩，自觉配合隔离，“能做的都做了”。
“感觉湖北现在是最安全的地方”，他说。做为普通人，他也只想恢复到以前的生活，送小孩返校，自己和台湾太太回到工作岗位。两岸政治加之与他的“陆配”身份，他只想置之脑后。
30日，他们携妻带子，戴好口罩，裹好大衣，提着行李，揣着社区健康证明和官方核酸检测证明，启程了。
巴士每开三、四个小时就停一停，半夜又前往休息区暂停几个钟头。两位司机轮流驾驶，分别对下车后再返回的乘客消毒手掌和鞋子。经过21个小时，巴士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买到回台湾的机票后，一切不确定终于云消雾散了。心里的石头落地，小艾感慨道，终于“一锤定音”了。
而楚小姐还在焦虑，她所在的公司近期因员工的大陆口音而遭到客人投诉，她担心这次疫情会不会令未来发生类似的事。
“不知道14天后（隔离结束），出去会不会要面对不一样的声音，回家后社区的人会不会害怕我们，”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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